【内容提要】詹福瑞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具有阶段性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是服务于等级统治，且压抑个性和民主的；只有具有超越时代、族群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才有承传的价值和意义。要防止那种不含任何思想价值判断的纯技术化操作倾向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把假恶丑当成了美德、把专制当成了民主、把戕灭人性视为济世良药的可能性。许建平提出，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纠正天人对立的思想，以天地大爱品格接纳先进的人本主义，用重义轻利的乐道精神净化拜金主义，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吸纳创新冒险精神，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进步政治理念改革农耕社会遗留的陈旧思想和体制模式，防止自流选择而造成的专制主义死魂复燃与拜物主义、疯狂占有欲沆瀣一气。鲁品越认为，文化扎根于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而回荡于人与人的“主体际”之中，形成了把人们内心世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纽带与精神性血脉。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外部载体而形成的无数这样的纽带与血脉的交织，形成了我们所称的“文化空间”。当代文化的转型包括人类主体精神内涵及其物质载体的转型，后者包括文化产品的转型、物质生活消费品文化的“创意化”转型，共享领域社会文化的“景观化”转型，以及从单向文化空间向“互动式双向文化空间”的转型。高宣扬认为，长期主导西方文化创造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促进了当代科技主义的功利性倾向，已成为当代全球危机的主要病灶。只有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及人本中心主义，重视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和谐传统，才有可能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关 键 词】文化空间 农耕文化 工业文化 新人文

　　【编者按】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如何在转型期建构起本固质新的文化空间，完成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再生，使之成为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已成为当代人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对此，本期特组织四篇文章专题讨论，希望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最近二十年间，全球各地频繁发生的政经纷争、环境污染、文化冲突、恐怖袭击、宗教对抗以及连续不断的各种危机，表明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已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但在历史转折关头，人们讨论较多的是与国家生存和个人生活命运直接相关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只看到那些可以在社会上感受到以及在生活中直接体察到的有形的和可见的异常现象，却很少深入分析这些危机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源。2010年10月，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中欧高级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内在深处，实际上存在着“第四种危机”——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的性质，归根结底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和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危机。①克里斯蒂娃的发言给人以警示，也引申出了四方面的思考：其一，文化危机的实质是文化传承的危机。“在全球意识迅速发展，不同民族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正在迅速流失，这种流失必将造成难于补救的文化生态危机”②，这显然是人类文化传统遭遇现代化挑战而处于混乱甚至瘫痪状态的标志，是原有文化传统长期不协调发展的自然结果，因而也是历史本身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进行文化创新的信号。其二，当代文化危机是“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更确切地说，是由近三百多年来一直占强势地位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所造成。其三，当代文化危机触及文化创造本身的思想模式及其语言基本结构的深层问题。这一危机更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数字电信及其图像化倾向严重侵蚀传统文化而日益尖锐化。人类整体已不满足于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及现有成果，也不能单纯在原有的文化创造模式和语言机制的范围内寻求走出危机的出路。其四，当代文化危机把人类带回文化创造的原始摇篮，带回人类及其文化的自然出发点，启发人们从恰当调整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克服西方人本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及其逻辑中心主义的语言模式，全面吸取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精华，创建一个与自然和谐的多元化、多维度的人类新型文化。

　　一

　　当代全球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原来隐含在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及悖论的激化过程——建立在“主观/客观”及“文化/自然”二元对立统一模式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不但未能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且由于它优先地发展了主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过分膨胀及自然的严重破坏。其结果是：第一，进一步强化了“以自然为对象”和“以开发自然为主要目的”的认识活动，导致以开发自然为中心的技术科学的膨胀；第二，为促进主体的人的欲望的无止尽的膨胀，又在开发自然之外，开辟以数字图像文化为基础的虚拟自然，进一步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内在悖论。

　　在当代文化危机中，各种数字化图像正以势不可挡之势泛滥于社会各个领域，甚至迅速有效地扩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并且，在它扩散之处，破解一切旧有的规则，挑唆和怂恿人们走向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方向，导向一切可能的地方，使当代社会加速进入不确定的状态，面临一种空前未有的悖论：一方面，在洪水般的新图像的围困下，旧的事物及其体系受到挑战，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以致达到分崩离析的状态；另一方面，各种不可预测的新事物借助于千变万化的图像层出不穷，在其散播之中又不断演变重生，横行于世，时而传播含有积极启示意义的信息，时而又散布不负责任的时髦话语，致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文化重建的新转折点。当代数字图像文化所显示的危机，典型地展现了西方文化危机的性质，同时又向人们暗示了解决危机的可能出路。

　　作为文化危机的集中表现，当代数字图像文化的成果集中表现了传统人本中心主义的悖论性：一方面，它越来越远离自然，甚至与自然对立，破坏自然秩序及其生态，表现了人本中心主义的恶果；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其本身的反人本倾向，显示它对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蔑视，片面发挥理性本身内在的否定性和消极性因素，不但破坏人的创造力量中的其他非理性因素，而且扼杀了理性内在的积极创造精神，使非理性的数字图像成为控制和宰制人本身的暴力装置。

　　按照法国研究消费文化的学者让·鲍德里亚的说法，这是一个“价值破碎的阶段”(le stade fractal de la valeur)，人为而通行的、固定的、被标准化的参照系统，一再地被淡化和被取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远离传统的交换关系及其模式，更多地靠纯粹的偶然性和难以预测的几率而自然发展。鲍德里亚因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依据自然科学法则而得出的普遍性因素逐渐地被淡化，同样也使价值规律和参照系统逐渐失去功效；唯一存在的，只是盲目的和偶然的符号创造及运作，并靠某种流行价值的瘟疫般的传染过程，以一种现代化的流行病的形式，传播和散播增殖开来。这种价值的不定向转移和流动，使文化创造过程和传播过程都同样不再依据模拟原则，而是以病毒的形成和传染途径作为典范进行无规律的扩散。这也就是说，图像运动中的每个符号和基本因素，都任其自身的运动而随机变化；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只是在模拟的天空中闪烁一瞬间，然后就在虚空中以难以表达的不明原因而消失。③

　　因此，新图像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其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其图像表演中所显示的“图像/声音/语言”的游戏运动。图像/声音/语言之间的三重游戏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三者中，图像是首要的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无法猜测到语词是怎么发生运作的；为此我们不得不观看语词的使用并从中学习。”④观看、聆听，以及观看、聆听与语词相关的行动和事件，成为把握语言的前提。

　　“图像/声音/语言”游戏，一方面重新点亮了早已被人类遗忘的原初文化创造模式的模糊记忆；另一方面，也启示人们在总结技术的悖论性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参照文化创造的原初自然模式，在新社会条件下重建人类文化，寻求新的文化发展前景。

　　二

　　当代科技作为现代文化的最新模式，典型地显示了当代文化创造背离文化原初自然源头的特征；但同时，也正是在当代科技所导致的危机征兆中，向人们启发使文化重归自然的可能途径。

　　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就已经感受到当代文化危机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他认为，西方人不应该把印第安等民族称为“野蛮人”，因为他们的神话才是人类文化的原型。“神话就是人和动物尚未区分开来的时代的历史故事。”⑤神话的重要性，就在于揭示人类文化的原始创造机制。

　　神话以及神话创造中的无意识的模糊思维运作逻辑，构成了人类此后一切文化创建的基础。神话思维的基本机制，实际上就是在自然与文化的间隔化游戏中，从不同角度和视野，巧妙地把握和拿捏“从近处和从远处”⑥的移动性和变换性的间距化策略，通过想象、象征与现实的三连环交错关系，表达“差异与同一”、“确定与模糊”、“一义性与歧义性”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转换的创作游戏模式。因此，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神话乃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人类集体无意识地创造的梦。在神话中，人的心灵运作模式，透过最朴素的原始语言，在最自然的隐喻、换喻、借喻和转喻的游戏中呈现出来。

　　原始文化的创造模式，一方面显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原始人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原始人在创造原始文化的时候，面对自然，巧妙地处理了观看与聆听的双向共时交错运作关系，同时也注意到恰当处理观看和聆听与整体的感知、思想和身体的复杂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东方文化的创建模式弥补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单纯重视声音与意义的二元性的片面倾向。

　　实际上，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创建模式，并不片面地只重视语音与语言意义的双重二元关系，而是充分重视“图像/声音/语言/人类心灵精神/肉体”五大面向的相互紧密联系。

　　中国最早的语言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神话思维模式的精华，全面地综合处理观看、聆听、思想、心灵、情感、身体姿态的复杂性因素，并在它们的变动生成的转化中，把握它们的整体性及局部性的互动，体验拿捏它们在联合运作中的灵活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中国语言文字还巧妙地概括了天地万物的“象”及其“神”，通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靠其本身的图像、声音以及富有变化游戏潜力的象征性结构，多维度地表现人的思想、行为和历史等复杂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不断自我更新的功能。神话思维模式及其在中国早期语言文字的沉淀，为21世纪的文化重建及复兴奠定了基础。

　　三

　　文化回归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要倒退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创建模式，而是参照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原则，寻求适合于当代多元性文化创造环境的非人本中心主义的创新途径。

　　在当代科技尤其是数字化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基因工程的成果中，已经通过其多维度的图像化和影视化的创新形式，显示以控制论和生命基因工程为中心的新科技文化的潜在智慧，也包含着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发出的挑战，隐含着重归模糊思维模式的可能性，有助于构建立基于复杂性思维的新型创作模式。

　　为了充分发挥当代科技成果的潜力，人们尤其应当重视当代图像的运作模式，并引导其向着有利于新型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其一，重视图像优越于语言的地方。图像不是空洞的形象化的形式，也不是死板不变不动的空间结构。它们是内外具有丰富潜力的创造生命体，具有内在张力，时刻存在发生变化的潜在动力。图像在运动中可以发挥以下重要功能：(1)消除“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2)促成“主观/客观”的相互渗透；(3)形成“主观/客观”的交错动力结构；(4)显示世界各因素间的“张力关系”；(5)改变和不断重建各种力的关系；(6)实现图像自身的“自我展现”、“自我生成”、“自我参照”。

　　其二，图像不应被孤立起来。既不能把图像与语言、人的思想、观看者的心态及其意愿割裂开来，也不能将图像摆脱人的社会文化条件，尤其不能脱离社会道德原则。严格地说，图像的出现，只是它们发挥自身威力的潜在基础；图像的威力的实际展现，必须在观看图像成为事实的时候才充分实施。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图像的存在，而在于图像如何展现在观看者面前以及观看者如何面对图像。

　　其三，图像既要与语言相区别，又要与语言相渗透，使图像本身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性。这主要是指：(1)图像是无声的语言；(2)图像的意义“尽在不言中”；(3)图像语言是观看语言，是聆听语言的开端，是有声语言的基础；(4)图像中的观看语言具有变化的趋向；(5)图像是各观看者的语言进行双向共时互动的基础。在这方面，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语言，具有与当代图像文化相互补充而合力共建人类新文化的丰富潜力。

　　其四，图像的语言性直接导向图像的思想性。法国学者德勒兹指出：人的思想是以图像为基础和起点的。图像一方面是思想的“草图和概要”，另一方面又是思想进一步展开的广阔平台⑦。这样一来，不仅靠图像的存在才使思想得以产生，使思想获得图像的启发，而且，图像又给予思想进行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可能平台。

　　【注释】

　　①J. Kristeva, Discours dans "Europe-China High Level Cultural Forum", Bruxlles, 2012, pp. 6—7. 中文译稿参见《跨文化对话》，第28辑，23 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②乐黛云：《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乐黛云卷》，“自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

　　③J. Baudrillard, La Transparence du Mal. Paris: Galilée. 1990: 13—14.

　　④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xfd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338; 340.

　　⑤⑥Lévi-Strauss,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Entretiens. Paris. Plon, 1988: 193, 1—3.

　　⑦Deleuze,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1991: 5—10.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