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埃及学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一直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由于保存下来的文物极度匮乏，加之它涉及古代埃及与西亚、黑非洲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许多欧美学者试图证明埃及文明的“北来说”；与此同时，非洲和美国黑人学者则极力强调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质。探讨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不仅涉及对考古发掘物和古代文献的阐释，而且还受到欧洲中心论、白人优越论、黑人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埃及、利凡特、努比亚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埃及文明是一种原生文明，同时它又受到来自埃及以北和以南两个方向的影响，正是这种内生与杂糅的双重性造就了古代埃及文明大一统和分而治之两种趋势之间彼此较量与相互调和的事实。

　　【关 键 词】古代埃及/文明起源/利凡特/努比亚

　　古代埃及人居住在尼罗河河谷地带，但把坟墓建造在河谷两岸的沙漠或山崖里。他们用泥土构筑房屋，用石头建造坟墓。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沉积物把早期的房屋淹埋在深厚的泥土下面，建筑其上的现代村落又加重了考古人员发掘古代埃及人活动场所的难度。这些因素迫使学者们主要靠墓地出土文物来复原古代埃及文明的生成过程。在发掘埃及中南部的涅迦达(Nagada)和阿比多斯(Abydos)两个墓地时，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根据从不同坟墓和不同考古层出土的陶器的质地、形状和修饰对它们进行分类，创立了“序列断代法”(Sequence Dating)。①在尼罗河与通往红海的哈马玛特干河谷交接处的科普特斯(Koptos)，皮特里发现了三座与之前的发掘物有明显差异的巨型雕像。这三座雕像后来被证明是历史时期表现敏神的作品，但是皮特里当时认定它们是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之际的产物。在皮特里看来，古代埃及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过渡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致无法把它解释为由尼罗河谷原住民自行完成，而只能被视为文明程度更高的外来群体所为。②他相信，古代埃及史前与历史时期之间存在一个断档，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种族建立了古代埃及最早的王朝，③这群人被称为“王朝种族”(Dynastic Race)。④

　　当时主导埃及学的欧美学者相信，创造埃及文明的外族绝对不可能来自埃及以南的非洲内陆，⑤因而，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两河流域，认定古代埃及史前和历史初期文物上所表现的一些主题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如：一个人赤手空拳驯服两头狮子，男子蓄有浓重的胡子并戴着圆筒式的帽子，类似那尔迈调色板上的两头长颈怪兽把脖子缠绕在一起，以及连绵的山峰、有壁凹的砖墙、圆柱形印章等。⑥有的学者甚至推测，苏美尔人在迁徙到两河流域之前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某个地方，他们与创造古代埃及文明的外来民族同属一族。因为自然环境的变迁，这些人不得不离开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居住地，向北方迁徙的人群就是苏美尔人，而另一批人则选择向西南方向漂洋过海来到了尼罗河谷。皮特里认为，漂洋过海到达埃及的外来种族有可能首先在科普特斯落脚；另有一些学者相信，来自两河流域或者阿拉伯半岛的外族穿过艾尔—图米拉特干河谷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南部，然后向南迁徙，到达上埃及，他们最早的落脚点是涅迦达。⑦也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埃及通过利凡特而间接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⑧近期，有些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来自两河流域和利凡特的文明因素通过地中海东岸的海路首先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然后再传向南部埃及。⑨上述有关影响早期埃及的因素借道红海、西奈半岛和地中海的推说可以归纳为古代埃及文明所谓的“北来说”。

　　正如主张“北来说”的学者把那尔迈调色板这块石板当作主要依据一样，认为古代埃及文明源于黑非洲的学者也同样将这块石板视为强有力的证据。在他们看来，那尔迈调色板反映了来自埃及南部的统治势力征服北部并统一埃及全境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今埃及与苏丹交界处的卡斯特尔发现了古代埃及王权重要标志之一的白色王冠图案。依照非洲中心论者的解释，这个图案不仅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个，而且恰好与那尔迈调色板上佩戴白色王冠的那尔迈战胜下埃及人的画面相吻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质。

　　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过分强调了外来的影响，没有全面分析古代埃及文明生成时期埃及南北两部分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简化了古代埃及文明起源过程的复杂性，也没有对早期埃及文明的外向性予以足够重视。

　　一、埃及境内最新的考古结果

　　近些年在埃及的考古发现及其解读表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史前时期居住在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原住民共同创造的，不过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居民多数是从尼罗河以西和以东的沙漠地带迁徙而来的，而且来自西亚利凡特地区的移民数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公元前6000年之前，尼罗河以西和以东的沙漠尚有不少适于人类居住的草地。⑩迄今为止，在尼罗河谷只出土了两座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年的遗址，它们分别是艾尔卡布和卡伦。曾居住在这两座遗址的居民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维持生计。索得曼干河谷位于距离艾尔卡布不远的东部沙漠上，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聚落，显然是属于曾经生活在艾尔卡布的先民，这说明艾尔卡布人在干旱季节来到尼罗河谷打猎和捕鱼，而当尼罗河泛滥时则到附近沙漠上的干河谷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法尤姆文化的持续时间为公元前5450—前4400年，考古人员根据该文化遗址的发掘材料得出结论，认定当时的居民生活在湖岸。虽然渔猎仍旧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但从用来储存粮食的坑穴判断，这些先民已经开始了农耕，农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其耕作技术可能来自利凡特。(12)从储存粮食的坑穴成群这一现象判断，人们当时实行集体耕作。此外，来自地中海和红海的贝壳、用产自努比亚的闪长岩制作的调色板以及用长石制成的串珠都证明法尤姆居民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推测他们当时就已经受到来自西亚和非洲内陆的影响。与法尤姆遗址一样，另一个史前遗址梅里姆达位于尼罗河西岸，但在纬度上更加偏北，它的生成年代被测定为公元前4800年。这里的居民从事农耕(大麦和小麦)和畜牧业(羊、牛、猪)，而且渔猎依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方式。(13)这说明农耕技术虽然由北向南从利凡特传入埃及，但是进入埃及以后，农耕对不同区域谋生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一致。外来因素有时可能是偶然进入埃及，比如借助迁徙民，但它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主要取决于埃及早期居民所处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结构。

　　在对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敏沙特—阿布—奥马尔等地所进行的发掘也显示，从利凡特传入的农作物和驯养的动物首先到达下埃及。可是，从古代埃及人食物来源的份额上看，狩猎活动在北部显得比在南部更为重要，其作为生存的主要方式在北部持续的时间也比南部长得多。(14)此外，在两河流域和利凡特地区，人们似乎是在建立定居的村落以后才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谷物。在上述地区，早期的居住格局由多个茅舍组成的综合体向土坯建造的村庄过渡，这很可能标志着平等的集体经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发展，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贫富不均和社会分化。(15)在古代埃及，一定规模的定居区域是在畜牧业和农业开始之后才逐步形成的。(16)这种过渡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比两河流域要晚得多，不仅其过程缓慢而且也没有两河流域那样普遍和彻底。(17)这就意味着，尽管农耕技术和驯养的动物从西亚传入埃及，但是它们被史前时期埃及人接受的方式和随后发展的程度有差异。生活在埃及北部的居民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利凡特，因此他们有条件更早地向利凡特人学习农耕技术，更容易由采集和狩猎转向农业和畜牧业。但是，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宁愿并得以保持原有的生存方式，将农耕仅仅作为传统获取食物方式的一种补充；而南部居民虽然开始农耕活动的时间比北部晚，但由于大片草地沙漠化而不得不迁徙到尼罗河谷，并且不久之后完全依靠耕作来生存。(18)换句话说，古代埃及史前居民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完全不是此前多数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发展。有些学者认为，一群人从两河流域长途跋涉来到埃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种观点显然简化了文明形成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埃及史前不同墓室里出土的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逐步分化的进程。在巴达里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墓地，从不足百分之八的坟墓中出土的文物远远超过了其他坟墓出土文物的总和。(19)在奥马里一个成年男性的墓室里，考古人员在其骸骨边发现了一个棍棒。不同于墓室中诸如食物的墓葬品，这个棍棒只是用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权力。上述现象不仅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且也标志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这种阶层差异甚至还表现在坟墓的位置上，在涅迦达文化三期出现了专门用来埋葬权贵们的墓地。涅迦达的权贵墓地被发掘人员标注为“墓地T”、在阿比多斯被称为“墓地U”、在希拉康波里被叫做“墓区6”。(20)这些无疑是社会分化的最好证明。

　　以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为代表的上埃及诸城市通过专业化的方式生产陶器等物品，随着陶器等物品流传到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亚，拥有这些作坊和控制其贸易的人员的权力逐渐增强。物品的流传范围越广，权力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尽管以这些权势人物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区域只能被称为酋邦，(21)但这些酋邦的相互联系和竞争无疑为建立统一国家开辟了道路。在阐述史前时期权力运作模式时，厄尔分述了三种权力形式，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22)一个居住区的精英们一旦掌握了上述权力，便可以把管理的任务委托给掌握不同技艺的专门人员。与之前不同，这些专门人员不一定都是权贵们的亲属。换句话说，此时已经不再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权力运作模式”。(23)

　　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前，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融合为一体并形成有效运转的国家，这与尼罗河流经埃及全境并提供便捷的交通和运输条件有重要关系。(24)在古代埃及，国家的形成与城市化并没有同时进行。虽然在统一的国家建立之前，上埃及出现了诸如希拉康波里、阿比多斯和涅迦达这样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从人口数量来考察，它们无法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相比。(25)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数几个最早达到一定规模的小型城市如何借助生产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贸易和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情景。(26)从上埃及史前遗址可以看出，一些陶器作坊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并且在产品方面走专业化的道路。(27)如果说陶器尚具有实用价值，那么做工精致和装饰极为精美的火石刀无疑是当时的奢侈品，其主要功能是表现佩戴者或拥有者的地位或特权。(28)考古学家在阿比多斯等地发现了来自南利凡特的铜矿石、铜、松木、松脂和装运葡萄酒的陶罐，产自阿富汗的天青石和安纳托利亚出产的黑曜岩也辗转进入埃及，努比亚和努比亚以南的非洲内陆则为埃及提供了香料、珍稀兽皮、象牙、乌木。(29)根据埃及以外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判断，产业和产品的专业化表明相关地区形成了精英阶层且以比较复杂和有效的社会组织为前提，而跨地区的贸易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则是其必然结果。(30)

　　在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迦达，考古人员发现了大型建筑物的遗址和痕迹，其功能显然超出了供个人使用的范围，而且从中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说明这一区域的管理机制和官吏阶层在逐步生成。印章上虽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是刻在上面的图画和几何图案被认定是象形文字的雏形，(31)随后不久，在阿比多斯出现了古代埃及最早的文字。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被刻写在容器的标签上，用来标明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日期等。(32)在统一国家得以确立的第一王朝时期，最为重要的官职是“掌玺大臣”。(33)这些发现说明我们以前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有不少误解之处，最为严重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古代埃及文字犹如从天而降，它没有经历漫长的成熟过程，因此只能被视为舶来品；二是认为在两河流域，经济和管理的需求使得文字应运而生，而在埃及，象形文字主要的应用领域是祭祀和祭奠。应当说，古代埃及文字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并且其早期的主要使用范围也是经济和管理。在近些年有关早期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愈来愈把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复杂程度作为判断国家和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准，埃及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物印证了这种理解模式的合理性。(34)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35)早在涅迦达文化三期之初，上埃及几个城市都把荷鲁斯作为重要的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康波里向北扩张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能证明的更早，而且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希拉康波里的统治者首先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权贵们借助于对该神崇拜范围的扩大来强化自己的世俗权力。(36)到了涅迦达文化三期的晚期，希拉康波里统治者的名字被刻写在象征王宫横切面的图案上，而君主名字上面则是表现荷鲁斯的隼，意指荷鲁斯神保护君主。这充分表明了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君权神授的含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南部势力对北方的扩张具有了圣战的色彩。(37)

　　埃及学界关于古代埃及文明在短时间内达到高度发展程度的观点，一方面是受到古典及后期史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基于古代埃及历史时期留传下来的文献和文物。根据马涅托的记述，来自上埃及的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并建都孟菲斯，似乎埃及最早国家的诞生完全是血腥的武力较量的结果。(38)不仅如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埃及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有不少表现古代埃及统一国家的诞生过程，它们多数强调上下埃及之间的对抗性以及上埃及统治者为实现统一所采取的武力手段。在贯穿20世纪前半叶的古代埃及历史研究中，这条信息成为最为重要的基础，学者们关注于确认美尼斯的身份和复原军事征服的具体过程。绝大多数学者将那尔迈调色板视为古代埃及最终确立统一国家的最重要依据。(39)

　　研究者对于那尔迈的了解原来只局限于那尔迈调色板。调色板的一面是由两个动物的脖颈交织而形成的可供调色的浅坑，通常被视为正面。它从上到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表现那尔迈视察战场，他面前是被他的将士杀死的敌人；在中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驯服两头怪兽的场面；第三部分刻画的场面是国王犹如勇猛强壮的公牛，用角捣毁敌人的城墙。在调色板的反面，那尔迈形象高大，一手握住一个屈膝敌人的头发，另一只手举起权杖准备敲碎他的头盖骨。在那尔迈的对面，希拉康波里的保护神荷鲁斯呈现隼的形象，用绳子牵着敌人的鼻子，敌人的后背上长着类似莎草的植物，不少学者认为它在此象征下埃及。(40)学者们反复强调，在调色板的背面，那尔迈戴着白色的王冠；而在调色板的正面，那尔迈戴着红色王冠。在历史时期，白色王冠代表上埃及，而红色王冠则代表下埃及。因为没有其他相关的文献，不少学者推测，那尔迈调色板表现的是促成埃及南北统一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即使比较谨慎的学者也相信，那尔迈在有生之年通过武力统一了埃及全境。(41)

　　最近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埃及全境在文化上的融合和政治上的统一在那尔迈登基之前已经基本完成，那尔迈的活动早已而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征服的范围。在上埃及尼罗河以西的艾尔—卡什干河谷，学者们辨认出刻写在岩石上的那尔迈的名字。(42)尼罗河西岸沙漠不同于东岸的沙漠，那里没有贵重的矿藏。那尔迈的足迹之所以会到达这里，就是因为有一条通往西部绿地的道路经过这个干河谷，它是生活在西部沙漠的游牧民族进入尼罗河谷的必经之地。此外，早王朝时期的埃及文献提到了“特海努”(古代埃及人对尼罗河以西地区游牧部落的称呼)。(43)这说明，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甚至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埃及与尼罗河东岸和西岸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我们有理由推测，那尔迈调色板所表现的打击敌人的场面可能与埃及周边的游牧部落有关；同时，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上文所提到的有关尼罗河谷地的一部分先民从西边的沙漠迁徙而来的事实。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埃斯贝特—艾尔—托尔发现了许多属于第一王朝时期的坟墓，它们多数包括两个用土坯建造的墓室，随葬品不仅有石器和陶器，还有调色板、首饰等奢侈品。发掘人员分别在两个罐子上发现了那尔迈的名字。这一发现证明，上下埃及的统一实际上在那尔迈调色板所表现的所谓上埃及征服下埃及的军事行动之前已经完成。那尔迈头戴白色和红色王冠只不过是埃及南北两部分业已融为一体的最具象征性的表达形式而已。(44)馆藏于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一块出土于尼罗河西岸涅迦达的陶片(序列号为1895—795)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在这块陶片上，可以看到表现红色王冠的浮雕，这是迄今为止最早与红色王冠相关的证据。(45)从这个陶器上的烧制痕迹判断，红色王冠是陶工在制作该陶器的时候直接揉捏，然后在陶窑中烘烤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红色王冠的主题与该陶器在时间上一样久远。这一发现说明，红色王冠并非像学者们从前所解释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与下埃及联系在一起，而是同白色王冠一样源自上埃及，而且很早就变成了上埃及的统治者强调他们对埃及全境行使权力的重要表述方式。(46)

　　考古人员在提斯、涅迦达和希拉康波里发现了曾经存在过的类似宫殿的痕迹。换句话说，埃及史前的政治格局起初也是向着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众多城邦共生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趋势不久之后便中断，因为其中的一个城市借助技术、贸易、宗教等方面的优势并通过尼罗河便捷的通道将其他城市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位于最南部的希拉康波里，精英阶层的墓葬持续到第一王朝开始。在希拉康波里和阿比多斯之间的涅迦达，考古人员发掘出属于第一王朝几位王后的陵墓，而该王朝国王们的陵墓则都建在更靠北的阿比多斯。显然，权力中心逐渐向北迁移。学者们认定，位于阿比多斯的王陵U-j的年代应为公元前3150年，即那尔迈登基前约100年。(47)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并非犹如晴天霹雳，埃及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逐渐由上埃及向北移动。希拉康波里的统治者决意向北扩张，因为北部的尼罗河谷有更为广阔的耕地和牧场，三角洲更是取之不尽的自然宝库，而且从北部更加易于同利凡特地区进行贸易。(48)

　　从目前可供分析研究的古代埃及文字和文物考量，埃及文明随着上埃及的涅迦达文化的发源和发展而生成。涅迦达文化区域所展示的各种墓型，形状、颜色和工艺各不相同的陶器和其他器物都证明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过渡是在这里完成的，而在下埃及则无法追寻这样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下埃及居民拥有更早和更容易与利凡特接触和交流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或者说未能走向王权道路。在时间上比上埃及晚的下埃及文化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就被更为成熟的涅迦达文化所取代。(49)

　　在尼罗河三角洲史前遗址如敏沙特—阿布—奥马尔、托尔—易卜拉欣—阿瓦德、布托、托尔—艾尔—伊斯维德等地的发掘中，学者们并未发现任何被摧毁或烧毁的痕迹。(50)那尔迈调色板等器物上表现的血腥征战场面和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主要发生在文化发展和生产水平旗鼓相当的上埃及若干城市国家之间，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下埃及诸多村落则先后被同化；在此过程中，带有涅迦达文化色彩的物品在下埃及得到广泛传播，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地方诉诸武力显得很有必要，但是产品流通和技术传播加速了南北两部分的融合。应当说，古代埃及南北两部分在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融合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融合先于统一，即文化方面的融合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1)我们现在用来构建古代埃及早期历史的许多材料实际上反映了上埃及掌权者的国家观念。他们把统一的国家解释为最有效的政权模式和埃及人最佳的生存模式，把武力征服下埃及标榜为符合神旨的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划清统一国家产生的实际过程与这种国家观念形成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差异。

　　总而言之，尼罗河谷的早期居民来自尼罗河西部和东部日益沙化的草原。他们由依靠采集、捕鱼和狩猎的生存模式逐渐过渡到农耕。人工种植的谷物从利凡特首先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然后再向南传入上埃及。埃及北部的居民更早接触了来自利凡特的迁徙民并接受了耕作技术，但是因为三角洲的自然条件，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采集、捕鱼和狩猎。与之相反，在由尼罗河狭窄的河谷构成的上埃及，人们在适合耕作的河岸定居并很快以农耕为主，随着人数的增多和种植技术的发展，社会出现了不同阶层，生产也向专业化发展，由此形成了多个类似两河流域城邦的居住区。但是，希拉康波里的当权者通过把荷鲁斯奉为保护神而把王权和神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借助尼罗河所提供的便捷条件一方面输出质优价廉的产品，另一方面在必要时诉诸武力，逐渐统一了埃及全境。

　　二、前王朝末期和早王朝时期埃及与利凡特之间的联系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种植活动发生在今以色列的那图夫遗址，时间应当在10000年以前。(52)大约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包括今以色列在内的利凡特地区遭受了连年的干旱，(53)不少人迁徙到埃及，并且将人工种植的大麦和小麦、业已驯化的绵羊和山羊带到埃及。古代埃及人耕作的最早痕迹出现在公元前6300年以后，他们由游牧转向农耕大致发生于公元前5550年前后。从考古资料判断，农耕技术从埃及北部逐渐向南部传播，而尼罗河流域农耕活动的真正兴起则与尼罗河西边和东边的草地逐渐沙化同时。(54)

　　虽然种植谷物和驯养牲畜的技术从利凡特传入埃及，古代埃及人在过渡到农耕以后便借助尼罗河流域有利的自然和水文条件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远远超过输出地的进步。如上一节所述，埃及境内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证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史前文化逐步发展和融合的结果。在以色列等地进行的考古活动也说明古代埃及文明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想象得那样一蹴而就，更不是由来自西亚的迁徙民传入。早在埃及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埃及人就在南利凡特地区即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活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上述区域出土的与埃及相关的文物中有许多恰恰与被视为埃及最早统一国家创建者的那尔迈相关。

　　考古人员在南利凡特发现和发掘了与古代埃及历史初期相关的大约40个遗址，这些遗址基本分布在历史时期被古代埃及人称为“荷鲁斯之路”的地中海沿海狭长地带。(55)在位于今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北部的哈里夫，他们发现了具有埃及风格建筑物的遗迹，还有数量可观的来自埃及的陶器，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写有那尔迈名字的陶片，这为我们理解古代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机制以及埃及与利凡特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物证。(56)在迄今发现的18件刻写王名的陶片中，有三个名字被确认为属于那尔迈。(57)在同样位于内盖夫北部的恩—伯索的小型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超过90个有印章痕迹并具有埃及特征的物件，(58)这说明那尔迈在位时期埃及与利凡特之间绝非只有简单和偶然的联系。另外，写在王宫横切面图案上的33个王名中，有13个属于那尔迈，而那尔迈又是零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显而易见，埃及与利凡特之间如此密切的联系不可能在那尔迈掌权时期才突然出现。

　　在距离今加沙不远处，以色列考古人员发现了居住遗址，其中有防御工事的痕迹。这里出土的文物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埃及有关。考古人员发现了写着零王朝五个国王名字的物品，这些名字写在标志王宫横切面的图案上面。(59)在更加深入内陆的阿拉德，考古人员发现了包括写有那尔迈名字的陶片在内的埃及器物，它们位于第五个考古层，而且第四和第六层之间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在几乎位于今以色列中北部的克法尔—莫纳什，发掘人员发现了包括铜锯在内的伐木工具，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埃及人到利凡特获取木材时使用的。当时的沙龙平原显然还覆盖着森林，埃及人还无需到更远的黎巴嫩去获取木材；(60)这一点同时也说明，早在那尔迈统治时期，埃及人就已经对利凡特南部地区具有了相当的控制力。

　　谈到古代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之际与利凡特之间关系的性质，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用贸易模式来解释古代埃及与利凡特地区之间的交往。他们认为，这种贸易关系始于涅迦达文化早期，并且在后来随着毛驴的驯化而逐步加强。埃及人获得的物品主要有矿石、沥青、树脂，人工种植的葡萄也在这一时期从利凡特传入埃及。(61)在今以色列南部发现的埃及人的居住遗址和坟墓都被认为是解释这种和平贸易关系的佐证。(62)有些学者则试图把那尔迈调色板上描写的血腥征战场面视为埃及人早期对利凡特地区的扩张，由此认为今以色列南部区域由那尔迈率兵征服，并且通过驻军的形式予以控制。在被发掘的遗址中，有的具有堡垒的性质，其城墙曾经宽达四米、高度近八米，而且有些围墙达到三道。(63)这可能标志着曾经居住在这些遗址的埃及人并非平民，而是士兵和武装了的官吏，其职责是保障商路畅通，保护去那里进行贸易活动的埃及人，或者负责征收埃及统治阶层需要的奢侈品。(64)

　　也有的学者把上述地区有关埃及的遗迹解释为埃及人以和平方式进入利凡特定居的结果，因为以色列考古人员在内盖夫南部发现了一座与同时期利凡特地区的墓葬形式不同的坟墓。这座墓显现出埃及的墓葬风格，墓主人是一位去世时约25岁的女子，她左侧卧，面朝东。古代埃及人希望死后葬在自己出生的地方，(65)而这个墓主人死后葬在远离尼罗河的以色列。在发掘人员看来，这只能意味着当时的以色列南部应该是埃及领土的一部分。这个结论虽然有些牵强，但是从那尔迈在埃及全境和利凡特留下的武力征服和资源开发的证据判断，这位国王在位时期通过掠夺周边地区的财富来巩固埃及王权的事实不容忽视。在比较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时候，许多学者认为，前一个文明是封闭的和内向的，后一个则是开放的和外向的。然而，上述考古材料促使我们对以往的观点作出必要的修正。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始终与对外征战密切相连，从这个角度来说，埃及国内动荡局面周期性地出现，与其说是外族入侵的后果，不如说是埃及对外控制力的下降和征战活动停止的必然结果。

　　帕勒莫石碑记录了从第一王朝至第五王朝末国王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每个国王都用一个重大事件来称呼其在位的每一年，比如关于第一王朝前半期在位的国王哲尔(约公元前3016—前2970年)，帕勒莫石碑提到了“这一年出兵打击利凡特人”。(66)国王登统治的年代比哲尔稍晚(公元前2963—前2949年)，他在位时的某一年被称为“打击东边居民之年”。这里所说的“东边居民”有可能指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居民，不过从上文提到的有关早王朝时期埃及与利凡特地区关系的考古发现判断，这个称呼更有可能指代居住在西奈半岛甚至更加深入利凡特地区的居民。(67)无独有偶，国王登的陵墓出土了一个象牙器物，上面描画了该国王打击敌人的场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敌人具有明显的利凡特人的特征。他跪在登的面前，他所处的地面上点缀着颗粒，意指敌人的居住地为不毛之地，而埃及国王所站立的地方则没有这种标记，因为他的领土是肥沃的尼罗河谷地，图画边的象形文字称画面的内容为“第一次打击东边的人”。(68)目前还无法断言这里所说的“东边的人”与帕勒莫石碑上涉及该国王的文字所提到的“东边居民”是否指同一群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登在位时埃及人已经与西奈半岛或者利凡特的居民发生冲突。这些居住在埃及周围的人可能威胁到埃及人的商路或者去西奈半岛采矿的埃及人。

　　上述事实说明，原先被认为建立了埃及第一个统一国家的那尔迈早把贸易甚至征战的触角伸向利凡特，而且第一王朝的君主们延续了那尔迈确定的开发和掠夺利凡特资源的政策。联系到第一节有关种植和饲养技术从利凡特传入埃及的史实，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质。它受到来自西亚的多重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埃及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此外，古代埃及强大和稳定的王权在一定程度上与控制和掠夺周边的居民和资源密不可分。

　　三、古代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界限与交往

　　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随着欧洲人对古代埃及历史的逐步复原和认知度的提高，他们陷入一个窘境，难道曾经创造了如此辉煌文明的古代埃及人是黑人？(69)持白人优越论的学者们借用《旧约》中有关诺亚及其儿子们的故事，认为含的后代进入埃及并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而且从人种上说，含与闪一样，都是高加索人的一支。(70)为了强调含语与闪语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他们把两种语言统称为含—闪语言(Hamito-Semitic Languages)。在他们看来，含族之所以优越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或者说发展的程度比后者高，完全是因为含族从西亚迁徙到非洲并带去了包括生产技术和艺术表达手法在内的文明的火种。(71)

　　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努比亚才是古代埃及文明的真正发祥地。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极力强调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质，(72)在他看来，古代埃及文明对非洲的重要性犹如古代希腊对于欧洲。因此，他在谈论古代埃及时刻意使用“古典”二字，意欲强调其古老的年代及其对现代非洲黑人的示范效应和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73)推崇杜波依斯观点的人士勾勒了大致如下的文明起源过程：大约公元前6000年前后，黑人人种的一支在今喀土穆一带定居，这个定居点被称为中石器喀土穆遗址。他们相信，非洲北部的干旱时期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向北扩展。(74)原来生活在喀土穆附近的人群因为草地沙化而逐渐向尼罗河谷迁徙，许多人沿红海海岸北上，从哈玛马特干河谷进入埃及的尼罗河谷。(75)

　　塞内加尔学者迪奥普试图证明古代埃及人就是努比亚人，借以进一步说明非洲黑人创造了辉煌的埃及文明。(76)为了给埃及文明“南来说”提供佐证，迪奥普对古代埃及文献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说，古代埃及人视自身为黑人，其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古代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土为“黑土地”。事实上，古代埃及人以黑土地称谓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居住地集中在土地肥沃的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上，这里的土地由尼罗河泛滥带来的腐殖质构成，颜色发黑，与埃及东西两边的沙漠形成鲜明的对比。(77)迪奥普说，埃及人把尼罗河西岸视为右边，东岸为左边，即确定左右时面朝南，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埃及南边的努比亚。(78)

　　其实，“努比亚”(Nubia)这一称呼产生的时间很晚。它始于中世纪，是由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游牧民努巴(Noba)这一称呼派生而来。古典作家把生活在埃及阿斯旺以南地区的居民称为“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ians)，意为“脸色黝黑的人”，(79)古代埃及人称呼南边的这些邻居为“弓箭手”，强调这些人的好斗和尚武，他们居住的地方则被叫做“弓箭手之地”。(80)埃及中王国时期，努比亚南部地区也被叫做“古实”(Cush)，而那里的居民则被称为“可怜的古实人”，说明了他们所处地理环境的恶劣。新王国时期，埃及人有时用古实统称努比亚全境，有时称努比亚人为“南边的人”。(81)不管是古代努比亚人还是现代努比亚人，他们的语言与古埃及语和阿拉伯语都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这些人在肤色方面居于非洲黑人与埃及人之间。(82)由古代埃及国王派往努比亚的商队一般包括一个翻译，阿斯旺官吏墓地中，不少坟墓主人生前曾经担任过翻译。(83)

　　学者们把埃及史前时期居住在努比亚的人群称为“A群落”。在这个群落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埃及器物属于涅迦达文化。“A群落”的努比亚人借以维持生命的谷物和牲畜与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没有什么区别。(84)史前时期末，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古代埃及人对珍奇物品的渴求促成了他们对埃及周边地区的探险和掠夺活动。埃及人对来自努比亚及以南区域的物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主要是象牙、乌木、兽皮、香料等。位于今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在古代被称为“艾利芬提尼”，意为“象城”(Elephantine)。它成为埃及人与努比亚人进行贸易或者对努比亚发动军事行动的桥头堡，城市的名字充分显示了埃及人视为至宝的象牙在贸易中所占的地位。(85)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人员在努比亚一个叫做“卡斯特尔”的小村附近发掘了属于“A群落”的墓地(在今埃及与苏丹边界以北不远处)。墓地共有25座小型坟墓和8座大型陵墓，大型墓所在地被发掘人员称为“墓地L”。这些坟墓早已被盗挖，仅存一些被盗墓者忽略或遗弃的文物，而且这些文物所在位置也已经不再是最初被放置的地方。出土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当属一只香炉。这只香炉高约9厘米、周长不足16厘米，上面以阴刻的方式表现了排队航行的三艘船，其中一艘船上有一个人佩戴一个头冠。虽然这个头冠只保存上半部分，但可以辨认出它就是古代埃及王朝时期象征上埃及统治权的白色王冠，王冠下面的王宫横切面也印证了这种推测。(86)学者们对这件出土物进行了各种解释，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威廉斯关于古代埃及王权来自努比亚的大胆推测。(87)虽然威廉斯无法用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证明其观点，但是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眼里，他的这一推论等于证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源头在努比亚。古代埃及文明的归属问题之所以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88)正是因为许多非洲中心主义者试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证明古代埃及文明起源于努比亚，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澄清古代埃及文明的来源问题。

　　首先，从香炉本身找不出表现其年代的任何线索。(89)其次，香炉的材料和制作工艺也把其产地指向北边的埃及。再次，它是迄今为止在努比亚发现的唯一一件表现白色王冠主题的物品，而在埃及尤其是上埃及则出土了许多同时期相关的文物。(90)最后，我们无法肯定这个香炉原来确实属于被埋葬在该墓地的某一个死者，因为据发掘人员记述，这个香炉由散落在墓地的多个碎片复原而成。此外，因为阿斯旺大坝的建造危及到大坝以南古代埃及和努比亚的古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抢救性考古行动，几乎所有的古代居住和丧葬遗址都被纳入到发掘、整理、抢救和研究中。属于“A群落”的发掘点超过150个，被挖掘的坟墓达3300座，因为努比亚的气候干燥，加上人类活动相对少，古代遗址容易保存下来。坟墓的总数间接说明，努比亚地区史前时期的居民人数并不多，(91)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影响整个埃及的王权国家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埃及人在努比亚地区的活动比我们先前所想象的要早得多。在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发现了一块岩画，上面可以看到古代埃及人制服努比亚人的场面。一艘埃及船上站着一人，看上去像来自上埃及的一个酋长，旁边则是被杀的努比亚人。多数学者认为，该岩画的年代在第一王朝时期。(92)显而易见，卡斯特尔香炉与这幅岩画均说明位于上埃及的居民由于草地的沙漠化首先进入尼罗河谷地从事农耕，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而向外输出其产品，(93)而且因为尼罗河流域耕地的有限而对外发动战争，最终在征服邻近土地过程中创立了王权理念。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埃及历史中，对王权观念起到关键象征作用的白色王冠是在埃及人与努比亚人的较量过程中产生的。(94)

　　至少从考古遗址所展现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条件看，在埃及尚未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之前，努比亚与埃及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95)甚至在埃及历史初期，后来被称为上埃及第一诺姆的区域仍然被埃及人视为努比亚的一部分，它被称为“弓箭手之地”，与埃及人称呼努比亚的名字完全一样。(96)中央集权的国家建立之后，埃及对努比亚的掠夺由原来的小规模和间歇性的掠夺发展到有系统的征服和长期开发殖民。努比亚人口的增长和出土物所表现的经济复苏期无一例外地与埃及王权国家的衰落处在同一时期，这不是偶然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97)它说明古代埃及王权的强大和稳定不仅与其掠夺利凡特的资源有关，而且也借助于对努比亚的征服和奴役。从地理和水文条件上说，上埃及的尼罗河谷与努比亚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两者后来所走过的历程显现出明显的不同，这说明了政权尤其是强大的王权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关于埃及与努比亚在史前时期的联系，最近几十年在撒哈拉沙漠东北部边缘的考古活动提供了更多和更加发人深省的证据。迄今被发现的遗址中最为重要的是耐布塔干盐湖(Nabta Playa)。(98)干盐湖位于尼罗河以西，在纬度上大致与尼罗河第二瀑布平行，距离开罗约800千米，距离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大型洞穴式神庙所在的阿布—辛贝勒约100千米。据相关考古人员的研究，大约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非洲北部经历了一个相对湿润期，约500毫米的年降雨量每到雨季就在相对低洼的地方形成浅湖。这里的早期人类居住和活动遗址由南向北扩展，说明这些居民起初从今苏丹通过尼罗河谷来到这个新的居住地，他们使用的石器与努比亚和苏丹地区尼罗河谷遗址发现的石器极为相似。此外，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在装饰上非常注重象征意义。学者们认为，这些陶器由撒哈拉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制造，而不是西亚的引入品或者受到了西亚的影响，(99)这个史前阶段因此被称为“撒哈拉陶器时期”。(100)

　　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原来定期迁徙到纳布塔的游牧人群在这里建造适于常年居住的茅草房。他们的食物包括水果、豆类植物、黍类和高粱。关于这些植物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学者们仍然存有争议。纳布塔的居民很早就开始放牧牛群，由于发现的牛骨并不很多，发掘人员认为养牛主要是为了获取牛奶，而不是食用牛肉。考古人员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母牛墓葬，发掘人员认为这些居民对牛的崇拜与埃及历史时期许多神灵呈现为牛的形状有着直接的关联。(101)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在纳布塔对埃及早期文明影响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102)

　　在纳布塔一个属于新石器晚期的大型定居遗址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用石头建构起来的巨型文化设施。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字排开的10块大型石头(长3米、宽2米)，第二部分是用小一些的石头围成的一个圆圈(直径达4米)，第三部分是两座用石板覆盖着的土丘，其中一个土丘下面有一个类似墓室的结构，里面有牛骨。在纳布塔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一字排开的大型石头阵。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石头阵是用来计算时间并预测季节变化的。(103)因为纳布塔靠近北回归线，太阳在夏至前三周和后三周之间达到直射状态，之后不久季风期便开始，预示着催生各种生命的雨季的到来。另一些学者则相信，这些石头阵是为了进行宗教性的集会而修建的公共建筑，它们显示当时的聚落已经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有的巨石重达1.5吨，而且进行过加工。纳布塔居民用石头构建巨型建筑物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历史时期的古代埃及人所修建的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头建筑。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在新石器末期，居住在撒哈拉边缘的人迫于沙漠化而迁徙到尼罗河谷却是不争的事实。(104)

　　显而易见，这些居民虽然尚处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但是他们极为重视以神权为主要象征的公共空间。谁掌握了与祭祀相关的宗教权，谁就获得了主宰整个聚落的权力。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推测，古代埃及历史中趋向于集权的因素可能在这里萌芽。在埃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第一个统一国家的那尔迈来自上埃及，结束第一中间期分裂状态的门图荷太普也来自上埃及，驱逐喜克索斯人并建立第十八王朝的阿赫摩斯同样来自上埃及，征服下埃及众多的诸侯国、重新统一埃及并建立第二十五王朝的君主则恰恰来自埃及以南的努比亚。(105)在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趋于统一的力量总是来自上埃及，而以尼罗河三角洲为主的下埃及则显示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和政治独立的趋向。这种差别不仅与两者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且还与二者在史前和历史时期分别与利凡特和努比亚接触并受到它们不同的影响有关。这一点证明古代埃及人并非毫无理由地强调上下埃及之间的差别，它为我们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和互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结论

　　尽管从努比亚到地中海沿岸，尼罗河流经长达2000多公里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促成统一王国成型的动因主要来自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之间不足300千米的河谷，即涅迦达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一点看似偶然，但实际上是各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必然结果。通过考察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部埃及崛起的地方权贵是如何借助先进的生产工艺，通过对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奢侈品的垄断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文字和实物建构了一系列表征他们地位和权力的模式。古代埃及的地理环境和尼罗河的水文特征与利凡特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适时和因地制宜地从后者那里接受了农耕技术和饲养方法，而且做到了后来者居上。事实证明，古代埃及人从史前时期就已经在利凡特地区进行和平的贸易活动和武力的征服行动。从本质上看，古代埃及文明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封闭的和保守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融合能力。另一方面，上埃及文明深受努比亚影响，尤其是类似纳布塔这样史前以畜牧为主的部落。上埃及的权贵们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王权观念，对外进行武力征服和贸易扩张，对内强化自身权力的神性并强调统一国家的政治远景。这说明了为何古代埃及历史上所有统一大业的建树者无一例外地来自上埃及。南部大一统的诉求和北部向往独立的愿望与各自的地理条件相关，但是主要的原因应当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初期埃及内部机制和外部影响中寻找。

　　注释：

　　①S. Hendrickx, "Sequence Dating and Predynastic Chronology,"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p. 15-16.

　　②皮特里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更正了起初的观点(W. M. F. Petrie, 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 London: Sampson Low, 1931, pp. 5-6)，但是不少学者有意无意地对他的设想进行解释和发挥，参见T. A. H. Wilkinson, Early Dynastic Egyp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3-7.

　　③W. M. F. Petrie, Corpus of Prehistoric Pottery and Palettes. London: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 1921, pp. 12-14.

　　④S. Hendrickx, "Sequence Dating and Predynastic Chronology," p. 14. 在埃及学界，学者们把埃及统一王国建立之前的史前史称为“文化”，如“涅迦达文化”，而把之后的历史称为“文明”。本文作者也采用这种传统的称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埃及文明的产生与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建立可以相提并论。关于古代西亚和北非文明的诞生、界定等问题，参见D. Wengrow, What Makes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8.

　　⑤A. Bekerie, "The Ancient African Past and the Field of Africana Studie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7, no. 3, 2007, pp. 445-446.

　　⑥K. E. Piquette, Writing, "Art" and Society: A Contextual Archaeology of the Inscribed Labels of Late Predynastic-Early Dynastic Egypt. Dissert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7, pp. 38-40

　　⑦W. B. Emery, Archaic Egyp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1. pp. 268-269; A. J. Arkell, "Ancient Egypt: Conquest or Migra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 no. 1, 1963, pp. 130-132.

　　⑧L. Koenen, "Greece, the Near East, and Egypt: Cyclic Destruction in Hesiod and the Catalogue of Wome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4, 1994, pp. 20-22.

　　⑨E. Braun, "Early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s of the Nile Valley and the Southern Levant,"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108-109.

　　⑩甚至在历史时期，尼罗河以西现今被称为利比亚沙漠的广袤地区散落着若干绿地，从北到南最为著名的分别为西瓦(Siwa)、巴赫里亚(Bahria)、法拉弗拉(Farafra)、达克拉(Dachla)和卡佳(Charga)。参见E. Otto und W. Helck, eds., Lexikon der gyptologie, Vol. IV,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S. 541-542.

　　(11)T. Wilkin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pp. 22-23.

　　(12)T. P. Harrison, "Economics with 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arly Bronze Trade with Late Predynastic Egypt,"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6, no. 2, 1993, pp. 83-85.

　　(13)R. J. Wenke, "Egypt: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8, 1989, pp. 129-135; H. T. Wright, "Early State Dynamics as Politic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 62, no. 3, 2006, pp. 305-306.

　　(14)R. L. Chruch and T. L. Bell, "An Analysis of Ancient Egyptian Settlement Patterns Using Location-Allocation Covering Model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8, no. 4, 1988, pp. 702-703.

　　(15)H. Barnard, "The Archaeology of Pastoral Nomads between the Nile and the Red Sea," in J. Szuchman, ed., Nomads,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 15-18.

　　(16)A. Stevenson,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Predynastic Period,"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 65.

　　(17)H. N. Barakat, "Regional Pathways to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 Africa,"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111-113.

　　(18)M. Rossignol-Strick, "Holocene Clima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Spread of Food Production from Southwest Asia to Egypt,"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p. 166.

　　(19)N. Ch. Math, "Eine innere Chronologic der Badarikultur? Mglichkeiten und Aspekte," in M. Bietak, ed., gypten und Levante, Vol. XVII, Wien: 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7, S. 212.

　　(20)R. J. Wenke, "Egypt: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ies," pp. 140-142.

　　(21)Y. Tristant and B. Midant-Reynes, "The Predynastic Cultures of the Nile Delta,"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47-48.

　　(22)T.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7-70.

　　(23)N. Yoffee,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25.

　　(24)B. J. Kemp,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 46-47.

　　(25)J. Szuchman, "Integrating Approaches to Nomads,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J. Szuchman, ed., Nomads,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7-8.

　　(26)金寿福：《文化传播在古代埃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第138—144页。

　　(27)E. Braun, "Early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s of the Nile Valley and the Southern Levant," pp. 120-122.

　　(28)T. Wilkinson, "The Early Dynastic Period," in A. B. Lloyd,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 Vol. I,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 pp. 58-61.

　　(29)B. B. Williams,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Nubia in the Naqada Period," in E. Teeter, ed. ,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83-84.

　　(30)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判断，古代埃及最早专业化的手工艺是陶器生产，完成这一专业化的地点则在上埃及，参见S. Hendrickx, "Crafts and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95-98.

　　(31)D. Wengrow,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in Egypt,"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99-100.

　　(32)G. Dreyer, Umm el-Qaab I: Das prdynastische Knigsgrab U-j und seine frühen Schriftzeugnisse, Mainz: Verlag Philipp yon Zabern, 1998, pp. 181-182.

　　(33)E. C. Khler, "Prehistory," in A. B. Lloyd,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 Vol. I, pp. 25-27.

　　(34)A. Shryock and D. L. Smail, eds.,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0-39.

　　(35)S. Hendrickx, "Iconography of the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Periods,"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80-81.

　　(36)E. J. Baumgartel, "Some Remarks on the Origins of the Titles of the Archaic Egyptian King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61, 1975, pp. 28-32.

　　(37)金寿福：《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79—89页。

　　(38)Manetho, History of Egypt and Other Work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10-12; D. O' Connor, "The Narmer Palette: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145-150.

　　(39)W. Kaiser, "Zur Entstehung des gesamtgyptischen Staates,"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 vol. 46, 1990, S. 287-289.

　　(40)K. Lange und M. Hirmer, gypten: Architektur, Plastik, Malerei in drei Jahrtausenden, München: Hirmer Verlag, 1967, S. 4-5.

　　(41)D. O'Connor, "The Narmer Palette: A New Interpretation," pp. 145-152.

　　(42)T. A. H. Wilkinson, "A New King in the Western Desert,"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81, 1995, p. 205.

　　(43)E. Otto und W. Helck, eds., Lexikon der gyptologie, Vol. II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0, S. 1015-1033.

　　(44)金寿福：《古代埃及早期统一的国家形成过程》，《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19—25页。

　　(45)G. A. Wainwright, "The Red Crown in Early Prehistoric Time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9, no. 1-2, 1923, pp. 30-33; J. Assmann, gypten: Eine Sinngeschichte,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96, p. 19.

　　(46)T. Hikade, "Getting the Ritual Right: Fishtail Knives in Predynastic Egypt," in S. Meyer, ed., Egypt-Temple of the Whole World: Studies in Honour of Jan Assmann, Leiden and New York: Brill, 2003, pp. 150-151.

　　(47)G. Dreyer, Umm el-Qaab I: Das prdynastische Koenigsgrab U-j und seine frühen Schriftzeugnisse, pp. 130-131.

　　(48)R. J. Wenke, "Egypt: Origins of Complex Societies," pp. 129-135.

　　(49)W. B. Emery, Archaic Egypt, pp. 39-40.

　　(50)K. M. Cialowicz, "The Predynastic/Early Dynastic Period at Tell el-Farkha,"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63-64.

　　(51)E. C. Khler, "The Rise of the Egyptian State," in E.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 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pp. 123-124.

　　(52)S. di Lernia, "Dry Climatic Events and Cultural Trajectories: Adjusting Middle Holocene Pastoral Economy of the Libyan Sahara,"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pp. 246-247.

　　(53)E. J. Rohling et al., "Rapid Holocene Climate Chang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pp. 43-44.

　　(54)M. Rossignol-Strick, "Holocene Climatic Chang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Spread of Food Production from Southwest Asia to Egypt," p. 167.

　　(55)如文中已经提及，荷鲁斯原是希拉康波里城的地方神，埃及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便成为王权的保护神。面对这些新出土的遗址，我们可以认为这条埃及与利凡特之间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线路不是历史时期而是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形成。

　　(56)T. E. Levy et al., "New Light on King Narmer and the Protodynastic Egyptian Presence in Canaan,"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8, no. 1, 1995, pp. 26-29.

　　(57)S. Yeivin,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Canaan and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7, no. 1, 1968, pp. 37-40.

　　(58)S. A. Rosen, "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Cyclicity and Particularism in Nomad-Sedentary Relations in the Negev in the Long Term," in J. Szuchman, ed., Nomads,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58-59.

　　(59)A. J. Peden, The Graffiti of Pharaonic Egypt: Scope and Roles of Informal Writings(c. 3100-332 B. 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1, p. 2.

　　(60)M. A. S. Martin, "Egyptians at Ashkelon? An assemblage of Egyptian and EgyptianStyle Pottery," in M. Bietak, ed., gypten unit Levante, Vol. XVIII, Wien: 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8, S. 245-246.

　　(61)一些学者甚至相信，统一的埃及国家诞生之后与利凡特地区日益频繁的接触促进了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城邦式政治体的形成，参见S. Yeivin, "Additional Notes on the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Canaan and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7, 1968, pp. 49-50.

　　(62)T. P. Harrison, "Economics with 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arly Bronze Trade with Late Predynastic Egypt," pp. 81-83.

　　(63)M. Wright,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alestine and Syria: Contacts between Egypt and Syro-Palestine during the Protodynastic period,"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48, no. 4, 1985, pp. 240-243.

　　(64)E. D. Oren, "A New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Eastern Nile Delt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256, 1984, pp. 38-40.

　　(65)E. M. Schortman,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in Prehistory: The Need for a New Perspective," American Antiquity, vol. 54, no. 1, 1989, pp. 60-61.

　　(66)A. Erman und H. Grapow, eds.,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Vol. 4,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1, S. 348.

　　(67)T. E. Levy et al., "Egyptian-Canaanite Interaction at Nahal Tillah, Israel(ca. 4500-3000 B. C. E.): 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1994-1995 Excavation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307, 1997, pp. 45-46.

　　(68)M. Dijkstra, "A Chief of the Bowmen, Overseer of the Foreign Lands at Serabit el-Khadim(Sinai 300+297) and the 'Dwelling of Sesu'(Tell el-Borg)," in M. Bietak, ed., gypten und Levante, Vol. XIX, Wien: 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S. 121-122.

　　(69)D. O'Connor and A. Reid, "Introduction-Locating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Modern Theories, Past Realities," in D. O'Connor and A. Reid, eds., Ancient Egypt in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3, pp. 17-22.

　　(70)C. G. Seligman, Races of Afric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34-36; E. R. Sanders, "The Hamitic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1969, pp. 531-532.

　　(71)A. Malamat, "The Conception of Ham and His Sons in the Table of Nations(Gen 10: 6-20)," in G. N. Knoppers and A. Hirsch, eds., Egypt, Israel,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Studies in Honor of Donald B. Redfor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pp. 359-360.

　　(72)D. Jeffreys, "Introduction-Two Hundred Years of Ancient Egypt: Modern Theory and Ancient Archaeology," in D. Jeffreys, ed., Views of Ancient Egypt since Napoleon Bonaparte: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Modern Appropriations,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3, pp. 16-18. 20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在阿比多斯发掘了写有象形符号的标签，并且认为它们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400至前3200年之间。一些非洲中心论者认为这个发现证明了非洲不仅是人类的发祥地而且也是文字的发源地，请参看A. Bekerie, "The Ancient African Past and the Field of African Studies," pp. 450-451.

　　(73)B. Oyebade, "African Studies and the Afrocentric Paradigm: A Critiqu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1, no.2, 1990, pp. 233-238; V. L. Nobles. "Nubia and Egypt: Is it Ella or a Copy?"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6, no. 4, 1996. pp. 443-444.

　　(74)T. Adeleke, The Case against Afrocentris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p. 23-28.

　　(75)S. Howe, Afrocentrism: Mythical Pasts and Imagined Homes, London: Verso, 1998, pp. 134-137. 值得注意的是，哈马玛特正是皮特里设想来自两河流域的“王朝种族”进入尼罗河谷时穿越的地方。

　　(76)迪奥普在其著作(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Lawrence Hill & Co., 1974)的前言第15页说“古代埃及是黑人文明”。

　　(77)事实上，尼罗河泛滥水对古代埃及人的生活和来世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虽然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到第二瀑布以南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但是一直认为尼罗河的源头在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他们想象尼罗河神在那里根据时令让尼罗河水涨落，不仅使得谷物适时地生长和成熟，而且还向人们预示了生命循环的可能性。

　　(78)C. A. Diop, Civilization or Barbarism: An Authent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Lawrence Hill Books, 1991, p. 65.

　　(79)H. J. Foster, "The Ethnicity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5, no. 2, 1974, pp. 180-185.

　　(80)A. Erman und H. Grapow, eds.,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Vol. 3,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1, S. 488.

　　(81)E. Otto und W. Helck, eds., Lexikon der Agyptologie, Vol. IV,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S. 526-527.

　　(82)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BC-AD50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p. 12-14. 在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墓中出土的尸体证明，这里的居民与古代埃及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见W. Cobb, Jr., "Out of Africa: The dilemmas of Afrocentricity,"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82, no. 1, 1997, pp. 125-128.

　　(83)努比亚地区尼罗河水位的偏低不仅使得埃及人对这一区域的殖民没有多大价值，而且也限制了努比亚人口的增长。一直到了罗马帝国末期，随着被称为萨其亚的灌溉技术传入，依靠人工灌溉的种植业才成为可能，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大。S. T. Smith, Wretched Kush: Ethnic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Egypy's Nubi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3-18. 早期的学者们认为，努比亚人来自埃及的巴达里；最近的考古研究表明，努比亚人并非来自埃及。

　　(84)J. Roy, The Politics of Trade: Egypt and Lower Nubia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pp. 1-4.

　　(85)A. Erman und H. Grapow, eds.,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Vol. 1,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1, S. 7.

　　(86)B. G. Trigger and B. R. Trigger, "The Royal Tombs at Qustul and Ballna and Their Merotic Antecedent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55, 1969, pp. 117-128.

　　(87)B. B. Williams, "The Lost Pharaohs of Nubia," Archaeology, vols. 33-35, 1980, pp. 14-21. 此后，不少学者对威廉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如W. Y. Adams, "Doubts about the 'Lost Pharaoh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3, 1985, pp. 185-190. 但是威廉斯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参见B. B. Williams,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Nubia in the Naqada Period," pp. 88-90.

　　(88)一个名叫厄尔里的学者在田纳西州具有浓厚黑人传统的菲斯克大学(为美国黑人运动的早期领袖杜波依斯的母校)做访问教授时讲授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该小说开篇描写了主人公霍尔顿因为历史课考试未能及格而去见历史教授的情节。考试题目要求学生论述古代埃及人。霍尔顿对古代埃及所知不多，称他们是居住在非洲北部某个地方的高加索人。虽然厄尔里教授解释塞林格的这段情节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思，在场的黑人学生还是受到了伤害。请见G. Early, "Adventures in the Colored Museum: Afrocentrism,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100, no. 3, 1998, pp. 708-711. 有意思的是，非洲中心论和黑人优越论的急先锋迪奥普(出生于塞内加尔一个穆斯林村庄的学者)的博士论文《文明的非洲根源：神话还是史实》(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遭答辩委员会否决的1951年正是塞林格上述小说出版的那一年。

　　(89)发掘人员认为墓地的年代大致相当于埃及早王朝。另参见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AD 500, pp. 23-27.

　　(90)J. Assmann, Stein und Zeit. Mensch und Gesellschaft im alten gypten,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1, S. 21-22.

　　(91)根据研究，史前时期整个努比亚地区的人口不会超过4500人，而当时生活在卡斯特尔的居民至多几百人，参见R. S. Bianchi, Daily Life of the Nubians,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 pp. 50-53.

　　(92)A. J. Peden, The Graffiti of Pharaonic Egypt: Scope and Roles of Informal Writings(c. 3100-332 B. 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1, pp. 1-3.

　　(93)J. Roy, The Politics of Trade: Egypt and Lower Nubia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pp. 43-46.

　　(94)上文提到，原来被认为来自下埃及的红色王冠实际上起源于上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出土了史前时期画有白色王冠的器物，这说明上埃及的统治者对下埃及的军事行动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很多。参见A. J. Peden, The Graffiti of Pharaonic Egypt: Scope and Roles of Infrormal Writings(c. 3100-332 B. C. ), p. 4.

　　(95)在阿斯旺，考古人员发现了属于涅迦达文化二期的遗址，从位置和结构判断，似乎起到了埃及与努比亚贸易桥头堡的作用，而位于阿斯旺以南100千米靠近尼罗河的克尔—达菲德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永久的定居点，考古人员发掘出大约500个规模很大的坑穴，它们很可能是物质储存库和中转站，见J. Roy, The Politics of Trade: Egypt and Lower Nubia in the 4th Millennium BC, pp. 147-150.

　　(96)A. Erman und H. Grapow, eds.,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Vol. 3, S. 488.

　　(97)关于古代埃及历史时期的文献所描述的埃及人与努比亚之间的关系，请见金寿福：《古代埃及人的外族观念》，《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第16—20页。

　　(98)F. Wendorf and R. Schild, "Nabta Playa and Its Role in Northeastern African Prehistor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 17, 1998, pp. 97-102.

　　(99)S. Hendrickx and P. Vermeersch, "Prehistory: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the Badarian Culture," in I.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19.

　　(100)C. V. Haynes et al., "The Prehistory of the Egyptian Sahara," Science, New Series, vol. 193, no. 4248, 1976, pp. 103-104.

　　(101)K. Nelson and E. Khalifa, "Nabta Playa Black-Topped Potte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British Museum Studies in Ancient Egypt and Sudan, vol. 16, 2010, pp. 133-135.

　　(102)S. Hendrickx, "Bovines in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Iconography,"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pp. 275-281.

　　(103)K. Nelson and E. Khalifa, "Nabta Playa Black-Topped Potte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 138-140.

　　(104)在达克拉绿洲，考古人员确认了三个遗址，它们的年代大致在纳布塔至第一王朝之间，可以看出古代埃及先民由西向东走向尼罗河谷的足迹。参看A. Gautier, "The Evidence for the Earliest Livestock in North Africa: Or Adventures with Large Bovids, Ovicaprids, Dogs and Pigs," in F. A. Hassan, ed., Droughts, Food and Culture: Ecological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s Later Prehistory, pp. 209-211.

　　(105)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君主阿门内海特一世将其登基前说成是经济萧条和道德沦丧的混乱时期，并且把自己刻画为来自南部、受到神启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