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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哲学本体论。它既不是物质哲学本体论，也不是实践哲学本体论，更不是社会生产关系——实践本体论，而是劳动哲学本体论。这一本体论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的哲学文献及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为了厘清这一本体论中的本体——劳动，马克思前无古人地揭示了劳动的原型性质、历史性质、属人性质、基础性质、预设性质和受动性质。这些性质的揭示有赖于对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的批判，马克思所主张和运用的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汉娜•阿伦特以谬解“消灭劳动”提法的方式攻击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但其思想混乱在马克思原生态的强劲思想逻辑面前暴露无遗。

　　【关 键 词】马克思/阿伦特/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化自然

　　一、与劳动哲学本体论有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是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们不仅影响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而且影响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的理解。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有哲学思想，但没有哲学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还有论者提出了折中倾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社会生产关系——实践本体论。这些观点各有自己的部分根据，但均未真实地再现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为了准确理解和再现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我们不得不首先讨论与这些观点有直接关系，更与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有直接关系的三个问题：

　　1.何谓哲学本体论？

　　对于何谓哲学本体论的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回答：一是概念层面；二是思想层面。在概念层面，大部分权威的工具书对其都有定义性说明，但这些说明的内容大同小异，并无根本分歧。这里择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Ontology：探讨存在本身、即一切现实的基本特征的一种学说。这一术语尽管最初是17世纪时创造的，但它和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第一哲学’的含义相同。由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还涉及其他学科(如哲学的宇宙论和心理学)，在探讨存在这一命题时就采用了本体论这一术语。18世纪时，这一术语因德国唯心论者伏尔夫的使用而知名，他把本体论看成是一种导致有关存在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法。不过，他的主要继承者康德提出过有影响的驳斥，否认本体论为一种演绎法，否认本体论对上帝(作为至高无上和完善的存在)必然存在的论证。20世纪时由于形而上学重新抬头，本体论或本体论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论者和存在主义者的论述尤其如此。”[1](P670)这个定义性说明把本体论概念的起源时间、基本含义、历史沿革和代表性人物等信息透露给了我们，可使我们在理解时一目了然。

　　虽然本体论的概念起源迟至17世纪，但其思想起源要早得多，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算起，则早了两千多年。他对本体论思想作了在现在看来仍堪称经典的说明：“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的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例如数学就在这样做。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明白地，这些必须是禀于本性的事物。”[2](P56)亚里士多德并未使用本体论概念，但解释了什么是本体论思想，并从学科层面解释了这一思想，此处的学科即指第一哲学。这种切入问题的角度说明，第一哲学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具有多重含义。具体学科与第一哲学都研究“实是”，但第一哲学所研究的“实是”与具体学科所研究的“实是”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性：它是与部分相对而言的整体性“实是”，与现象相对而言的本质性“实是”，与具象相对而言的抽象性“实是”。这样的“实是”究竟何谓的问题引起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大战，并持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继续，或许将来也不会结束，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持久战”。暂且不管“持久战”双方孰是孰非，能够确定下来的事实有二：其一，相对于部分性、现象性和具象性“实是”而言的整体性、本质性和抽象性“实是”的存在已被“持久战”双方所承认；其二，既然有整体性、本质性和抽象性“实是”存在，就会有相应的学科对其加以研究，这样的学科是第一哲学，后人称之为哲学本体论。这正好说明，哲学本体论的存在具有其必然性。

　　从另一角度提出和回答问题同样能证明哲学本体论产生及存在的必然性。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哲学本体论？什么存在物需要哲学本体论？《圣经》告诉我们，人为万物之灵，但并未告诉我们人为万物之王；人只是代上帝统驭万物，万物的真正主人是上帝。人的另一面是困惑、忧患和挑战，人存在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会遇到矛盾与困难。这种矛盾与困难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人需要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却是无限的。以有限应对无限，必然会产生矛盾与困难。第二，在人的能力有限的前提下，人对无限的认知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有限认知而来的是未知的无限，这同样存在矛盾与困难。第三，人的存在是既定事实，但人需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否则便不会有发展；而没有发展就不会有进步，也不会有历史。超越自我，发展自我，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创造历史，是人的宿命。如何超越和发展？向何处超越和发展？作为能力有限和认知有限的人，同样面临难以抉择的矛盾与困难。那么，如何解决如上的矛盾与困难？根据以往的历史，人类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进取；二是在精神层面获得突破，这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艺术与宗教，道德与伦理，哲学与科学。这三种形式对应人的精神世界的三个部分，即情、意、知。在知的部分，科学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而克服这一局限性，变未知为已知，使有限的知具有无限的性质，则是哲学的责任。这里的哲学主要是指哲学本体论，只有它可以把有限与无限、已知与未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的界定的奥秘即在于此。

　　2.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不存在哲学本体论？

　　我们对何谓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意在表明，哲学中存在本体论实为必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不例外。有一种与此正相反对且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注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不存在也不能存在哲学本体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俞宣孟先生，其观点的集中表达见于《本体论研究》一书。他认为，“本体论就是一种纯粹思辨的哲学”[3](P157)，这种哲学的特征有三：第一，“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这种哲学当然应归入客观唯心主义之列”；第二，“本体论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第三，“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Ontology因之而得以命名，即它是一门关于‘是’的学问，其较适当的译名应为‘是论’”[3](P27)。以上观点毫不含糊，但其内容使我们有了如下印象：俞宣孟以黑格尔的哲学本体论为范本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其结果是把亚里士多德及其后极为丰富的哲学本体论思想作了褊狭性处理，使得哲学本体论与具体学科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来的哲学本体论的必然性等内容被排挤出哲学本体论，剩下的只不过是所谓哲学本体论的虚假之处和荒诞不经。

　　基于如上认识，俞宣孟在该书中专辟一章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问题，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对本体论的批判”。从标题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提法及其思想的态度，在此章的第六节，这种态度直接表达在如下的句式中：“驳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著作中很少出现本体论这个词”，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本体论这种形态的哲学的”[3](P137、167)。基于如上认识的结论有二：其一，“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把‘本体论’一词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没有道理的”，“本体论是一个旧哲学的概念，把这样一个旧哲学的概念加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掩盖、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对本体论的批判，而且会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旧哲学本体论的区别，从而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3](P175、178-179)。其二，“要在马克思主义以后再恢复本体论则是难以想象的”[3](P153)。

　　俞宣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的立场可谓旗帜显明，但支撑这一立场的理由实则难以服人，且有可商榷之处。

　　第一，在哲学著述中是否使用“本体论”概念与其是否具有哲学本体论思想是两码事，不使用“本体论”概念的哲学著述并不说明其中不包含哲学本体论思想。在亚里士多德写作《形而上学》时“本体论”概念尚未出现，但我们能据此就说《形而上学》一书中没有哲学本体论思想吗？同理，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使用或很少使用“本体论”概念，但这一事实不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可用根据。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是否有哲学本体论，首先是事实判断，其次才是寄托个人好恶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中确实没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等人那样的哲学本体论，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随意举出三个命题为例证：其一，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P210)；其二，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5](P383)；其三，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6](P128)。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上述三个命题不是哲学本体论性质的命题？进而，我们有什么理由说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哲学本体论？

　　第三，俞宣孟认为，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存在哲学本体论，就会导致谁也不愿见到的后果，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得不到显现。这样的观点让人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不在于使用或抛弃哲学本体论概念，而在于用全新的哲学本体论代替旧有的哲学本体论。这种代替除具有自身的理论意义外，还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其他内容奠定了哲学基础，这种理论意义的不可或缺性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价值。

　　3.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

　　任何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的人都知道，这一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但仔细辨析便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二者一致，但一致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出自马克思的哲学，起码是以马克思的哲学为主导；二是二者不一致，这正是我们所要指出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哲学本体论出自恩格斯和列宁，其代表性著作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著作提出和倡导物质哲学本体论，一直以来，我们被传授、教导的正是这种物质哲学本体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关于哲学本体论的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是三部(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传统和目前流行的认知到此为止，但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同样存在哲学本体论思想。在这两大学科的著作中，马克思提出和倡导与物质哲学本体论有本质区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带来了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两种哲学本体论中，哪一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面对困惑，我们首先应抓住问题的关键：其一，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是否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二，我们已习以为常因而不再追问其为什么的物质哲学本体论是否能自圆其说？为了让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名正言顺地显现出来并占有其所应占有的地位，本文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一，把物质哲学本体论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之名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创立主体是马克思，虽然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参与了创立工作，但其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事实上，马克思真正创立的是劳动哲学本体论，而非物质哲学本体论。在这种情况下，把物质哲学本体论归于马克思名下，用“主义”概念加以延伸和提升，这给人以马克思创立物质哲学本体论的印象，而马克思真正创立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则被虚无化；并非由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本体论被归于马克思名下，而其真正的创立者恩格斯和列宁则在命名的过程中被虚无化。张冠李戴的双重错位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被作为客观事实而接受，现在当是其被纠正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物质哲学本体论的内在逻辑不周延。物质与客观世界同义。这一客观世界具有时间、空间和属性无限的特点。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物质哲学本体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但细加分析便会发现，这里的“彻底”带有虚假成分。进入实践和认识领域、作为对象出现的那部分物质当然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但作为大全和无限的客观世界中还有更大部分没有作为对象出现。为了面对这一更大部分的客观世界，人类采取了另外两种认知形式，借以完成自己的认知任务，这就是科学幻想和神话故事。这两种认知形式所导致的认知结果并无科学性质的认识论意义，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认其所面对的对象是否为真实的客观世界。比如，中国的神话故事说，月亮上有嫦娥和小白兔，但人类登月探测的结果是，月球上根本不存在上述二者。这说明，除实践和认识所涉及的客观世界外，客观世界的其他部分并不具有天然的客观存在性质。更让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作为大全和无限的客观世界中，除上述的实践、认识、科学幻想和神话故事所涉及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存在着，但对于这一部分是什么，以什么形式和性质存在，人类已无能力加以认知和言说。相对于客观世界的客观属性而言，这一部分具有比科学幻想和神话故事所涉及的对象更加虚假的性质。上述分析表明，物质哲学本体论中的物质范畴试图揭示客观世界的客观本质，但揭示的过程及其结果告诉我们，它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其貌似客观的本质中包含了虚假因而是不客观的成分。这种结果出乎物质哲学本体论者的意料之外，谁也不去进行这样的分析工作。但不做这样的分析工作，并非意味着物质范畴进而物质哲学本体论中的虚假性成分就不存在。在虚假性成分存在的情况下，物质哲学本体论凭什么说自己是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的？可见，物质哲学本体论由于其有缺陷的哲学分析框架而使自身陷入了一定的困境。

　　第三，物质哲学本体论的本体论承诺与其认识论的涵摄范围并不一致。物质哲学本体论的承诺是揭示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性本质，但其认识论的涉及范围则由广义的实践范围加以规定。基于人的能力有限和前提条件有限这两个方面的限制，人的实践范围也是有限的。这里的有限使物质哲学本体论的本体论承诺处于困难的境地。处于实践范围之外的那部分客观世界是不是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是什么？其具体的性质是什么？由于它们处于实践活动范围之外，人便不能认识它们，其结果是物质哲学本体论所承诺的认识客观世界、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诺言无法兑现。这种承诺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强烈反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物质哲学本体论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也无法摆脱这一困境，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眼看着这一困境而束手无策，从而使物质哲学本体论的衍化逻辑不能顺畅地继续下去。

　　第四，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不是学院化的学者，其所从事的事业也不是学院化和学究式的学术研究。他要为处于现实社会生活苦难中的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说话，并把“说话”变为博大精深、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体系需要有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需要自己的特质，即能反映和表达特定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立场，否则便会出现如下结果：理论基础与思想体系之间不协调，思想体系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不存在，实际存在的理论基础不适合思想体系的特定需要。如果把物质哲学本体论强加于马克思的名下，其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之间的关系便会出现上述情况。冷冰冰的物质与无产阶级立场毫无关系，至于反映和表达无产阶级立场的要求，更是物质范畴所无法完成的任务。

　　第五，即便认可传统的划分办法，即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部分组成，物质哲学本体论也不能作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而存在。哲学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部分，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又是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理论基础所应必备的特质是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否则，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整体性质及其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会受到伤害。而物质哲学本体论并不具备这样的理论特质。从物质范畴出发，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才能过渡到剩余价值理论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理论？物质哲学本体论中的物质范畴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具有直接和必然的逻辑联系吗？事实告诉我们，它们之间并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既然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物质哲学本体论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体系之中，并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何在？从历史真实、正当性和合意性这三重意义上说，劳动哲学本体论才是适应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需要，又确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本体论。

　　第六，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求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为大家所公认，但人们往往忽略的事实是，这一思想体系还求善和求美。这里的善是劳动和劳动者之善，具体而言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善；这里的美是劳动和劳动者之美，具体而言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的美。物质哲学本体论所要论证和追求的是真，至于善和美，则为其所忽略。这种结果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因为物质范畴并不具备善和美的“基因”。“基因”性的缺陷导致了相对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客观需求而言的先天不足，它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而存在。反观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它当然求真，但在求真的同时也求善和求美。基于此，劳动哲学本体论才是马克思思想体系所真正需要的哲学本体论。

　　二、劳动哲学本体论

　　劳动现象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永恒话题。始自《圣经》的无名作者和亚里士多德，中经洛克和黑格尔到当代社会生活的言说者，人们从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出发，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探讨劳动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只能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语来形容。这些结论所涉及的内容有劳动器物(工具)及其不断改进的历史、劳动效率及其不断提升的历史、劳动组织及其衍化的历史、劳动制度及其衍化的历史、劳动地位和作用及其衍化的历史、对劳动者和劳动的态度及其衍化的历史等。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占有他人所无法替代的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下不妨先举两个例子：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罗贝尔•福西耶说：“大部分思想家仅关心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史的演变。从此，这大胆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的思考。”[7](P2)虽然这位历史学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劳动思想中的历史性内容，但更重要和更具特性的内容并未被涉及。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马克思有关劳动的思想多有批评(下文将有专节辩驳她的批评)，但仍不惜笔墨，对马克思有关劳动的思想大加赞扬。她说：“不是劳动本身，而是人类劳动力(Arbeitskraft)的剩余，解释了马克思引入的‘劳动生产力’这一术语，正如恩格斯正确地评价的，这个术语构成了马克思整个体系中最有原创性和最具革命性的部分。”[8](P65)在她看来，马克思是“现代最伟大的劳动理论家，他为这类讨论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8](P68)。“只有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只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新近被发现的生产力才得到了显明体现。”“在现代发展中，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不在于他的唯物主义，而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一以贯之地把他的唯物主义利益理论建立在人类无可置疑的物质活动基础上，建立在劳动上，即人身体与物质的新陈代谢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家。”[8](P74、77、193)汉娜•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少时聪慧过人，十四岁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熟练掌握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十六岁时便组织起研读和欣赏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作品的小组。她后来写出的著作，以艰涩、深刻、犀利和富有创见著称于世[9](P176-181)。马克思有关劳动的思想被这样一位哲学领域中的“女中豪杰”不惜笔墨，多次给出了高到不能再高的评价，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种解释：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前无古人的地位。

　　1.劳动的含义及其性质

　　劳动与人类历史同始终，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活动。具有如此基础性和重要性的活动会与人类之间产生极度复杂的关系，在学理上对劳动进行界说，便会有多种多样的层面和角度。这样的事实说明，对劳动进行一般性界说，并非是三言两语所能奏效的事情。鉴于此，我们只能概要性地揭示存在于马克思不同语境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的如下性质：原型性质、历史性质、属人性质、基础性质、预设性质和受动性质，权作对劳动一般性含义的展现。

　　(1)劳动的原型性质

　　马克思要建立劳动哲学本体论，要从这一哲学本体论中逻辑及历史有机统一地引申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制度伦理学思想，从一般意义上对劳动范畴细加界说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马克思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文献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

　　第一，劳动的超社会历史性质。如此理解的劳动“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10](P923)。马克思在解释这种性质的劳动时强调，这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劳动。但是，这是对劳动进行逻辑和历史统一性界说的必备前提与必经阶段，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劳动的其他性质就不会有展现自己的逻辑起点。

　　第二，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过程。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解释十分清楚，再加解释实属多余，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1](P207-208)

　　第三，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耗。从事劳动需要付出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这是各不相同的对劳动活动的心理感受和价值性评价产生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对这一点的界定是：“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11](P57)

　　第四，劳动的构成要素。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1](P208)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把劳动的构成要素规定为三个方面，但实际上是四个方面，其中第四个方面是劳动者。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及，但这一要素的客观存在并且列于四个要素的首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这里，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劳动资料的界说：“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他自身首先占有的必然正是这些工具。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12](P109)而在真正的劳动过程开始的地方，劳动资料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便显示出来：“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1](P209)

　　透过马克思对原型性劳动的界说，可以发现其中有三个特点：首先，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原型性劳动构成要素的界说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界说完全一致，即都是四要素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如果借所谓受费尔巴哈影响的理由而否认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则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相悖谬。其次，马克思的界说具有综合性质，是马克思劳动哲学本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静态地看待上述界说，似乎不存在笔者所说的“微言大义”；但动态地看问题，“微言大义”即潜藏于马克思的界说之中；逻辑和历史有机统一地展开上述界说，“微言大义”会顺理成章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再者，如果我们以当下的思维衡量马克思的上述界说，会感觉其中似乎有所缺漏，例如，与上述要素直接相关的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知识性因素、组织形式性因素和自然环境性因素等均未被涉及。但马克思的上述界说旨在揭示劳动的原型性质，这一性质一旦被揭示出来，其任务便告完成，至于此处所提到的尚未被涉及的因素，在他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会悉数登场。为了说明这一点，此处只举一例。马克思在讲到劳动生产率与自然条件的关系时说：“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P586)这一论述表明，他并非未注意到上述尚未被涉及的因素，而是在揭示劳动的原型性质时尚无必要涉及这些因素。

　　(2)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

　　马克思在篇幅浩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劳动制度的社会历史性质。劳动过程被规范于劳动制度之内，特定社会历史性质的劳动是特定劳动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以英国煤矿工人的险恶处境为例揭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残酷本性，并由这一本性显示了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临时性质：“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星期死亡15人。到1861年为止的10年中约死亡10000人。这主要是由于煤矿主卑鄙的贪得无厌造成的。应当全面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最节省已实现的劳动，即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12](P405)没有煤矿的时代就不会有矿工的劳动；没有以国家强力为后盾的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就不会有矿工生命的浪费。“浪费”是血淋淋的事实，而在这一事实的背后，恰恰是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在起作用。

　　其二，劳动组织形式的社会历史性质。劳动是人的宿命，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劳动借以进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会有天壤之别。马克思在揭示劳动组织形式的社会历史性质时，其着眼点在历史的前后延续性上，所以才有如下的论述：“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13](P340)劳动组织形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时代的劳动会有劳动组织形式方面的根本性差别。

　　其三，劳动资料的社会历史性质。劳动资料以劳动工具为代表，其中包含知识的物化，而知识的物化程度恰好是劳动资料社会历史性质的外在表现。在讲到这一点时，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4](P102)在上述论述中并未出现“历史”二字，但对于其中巨大的历史感，我们能直接体悟出来：劳动资料的社会历史性质客观地存在于劳动的社会历史变迁之中，并且是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劳动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质。任何劳动都会处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活动及劳动产品的关系之中。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关系的性质会有天壤之别。在原始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是统一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活动及劳动产品并未作为与劳动者相敌对的力量，因而使劳动者处于屈辱和服从的境地。进入阶级社会，这种情况便已出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及其极端化的表现，才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尤为重要者，马克思还以这种关系的性质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大时期。这样的划分不仅有社会历史事实作为根据，而且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特定的劳动者总是处于特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并因而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质。

　　(3)劳动的属人性质

　　揭示出劳动的属人性质是马克思对人类劳动思想史的伟大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把他关于劳动的思想与人类劳动思想史上的其他观点在根本上区别开来。不管对劳动持肯定态度还是蔑视态度，但归根结底，它们只不过是一种态度。态度是他者的评价，至于劳动和劳动者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真实关系，则往往被评价者所忽略，而忽略就意味着虚无化，其结果是人类与劳动的真实关系被逐出劳动思想史之外。

　　马克思直视劳动的属人性质，其意象世界中的比照框架使这一性质不得不自动地显现出来。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生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63)与动物的活动相比，人的劳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需要，但这里的需要已非动物的需要所可比拟，不仅其范围、性质和评价尺度已多样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满足需要的手段在本质上与动物满足需要的手段区别开来。这种情况使人与劳动处于内在关联之中，人靠劳动来定义和标显自身。离开人而谈论劳动，只有在史前史和类比的意义上才可信。

　　(4)劳动的基础性质

　　“基础”何谓？它相对于人及其社会历史而言，意在表明，离开劳动，人及其社会历史既无从产生和存在，也无法被正确理解和说明。这样的意思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1](P56、215)。劳动为什么处于这样的基础性地位？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不同的文献和语境中作了回答。

　　其一，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是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类”概念常被人作为他受费尔巴哈影响的证据，但此“类”概念非彼“类”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类”的内在本质和客观基础是劳动。人的类本质是比较的结果，没有比较，结果就不能显示自身。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P519)我们应注意，这一论断不仅具有逻辑意义，而且具有历史起源意义，即当人类开始真正意义的劳动时，人类历史也就开始了。离开劳动，不仅找不到人类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而且找不到人类历史的真正起源之处。

　　其二，历史因劳动而产生，自然借劳动而生成。在这里，历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自然为人化自然。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4](P196)。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看法，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把这一思想变成了具有雄辩意味的论断：“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4](P533)

　　其三，劳动使历史有了客观的判断标准，从而使人的社会历史类型也有了客观的判断标准。人类的劳动过程会有结果，这种结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易逝的，如劳动生产出的粮食、蔬菜或果品类；另一类是相对稳定的，如劳动组织形式及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等。马克思对这两方面内容的论述已成了人们经常引用且不需要引申和论证的“至理名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P52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1](P210)这两处论述之间有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地方：前者承认“生产什么”是判断标准之，而后者又说“不在于生产什么”。理解这个貌似的自相矛盾要看具体的语境以及“生产什么”的确切含义。在前一语境中，马克思讲的是个人发展的社会历史类型的判断标准问题，在这里，“生产什么”是一个大问题，作为个人的判断标准也顺理成章。刀耕火种生产粮食的人与在航天器上培育优良品种的人，当然不会属于同一社会历史类型。而在后一语境中，“生产什么”的指称对象是相对于劳动资料和劳动组织形式而言的易逝性成果，如粮食、水果及其他日用品，所以，其中的“生产什么”自然不是“经济时代”的区分标准。把这两个地方的论述综合起来，便是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如何生产，这三者相互结合，恰好是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历史发展类型的完整的判断标准。人们可以通过劳动产品、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资料的发育程度及知识的物化程度，判断出社会历史的发育程度及个人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发育程度。

　　其四，劳动是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钥匙。恩格斯曾把马克思和自己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15](P258)。这一论断所透露出的信息，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对劳动及其历史的态度。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定，只有抓住劳动这一现象并充分和全面地理解它，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历史。这既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历史的认识论，也是认识这两种历史的方法论。第三，这种对劳动及其历史的关注、定位和认识需要特定的价值立场，具体而言是劳动者的立场和人类本性的立场。如果没有这两种立场，在看待劳动问题时就会充满偏见，如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给劳动者及其劳动一个客观、公正和合理的“说法”？怎么会正确、全向地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历史？不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这两种历史，又怎能全面、正确地说明这两种历史？一连串的反问貌似咄咄逼人，但马克思以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与人自身历史的理解史和说明史表明，这并非是对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不尊重，因为他们确实是离开劳动去理解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与人自身的历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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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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