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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语言转向”被看成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自20世纪后期开始，哲学界又逐渐对“语言转向”是否已成过去展开争论。牛津大学的哈克与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的一系列往复辩难颇具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分析哲学阵营内部对“语言转向”的两种不同理解，而其背后则更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观。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深入挖掘，可以愈发使我们认识到，“语言转向”不是哲学主题的转变，而是哲学性质上的深刻变革。

　　【关 键 词】语言转向/分析哲学/哲学观

　　自理查德•罗蒂主编《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后，“语言转向”的提法不胫而走，用“语言转向”来概括20世纪哲学的特征(至少是英美分析哲学的特征)，这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可是，甚至等不到20世纪结束，各种形形色色新鲜出炉的“转向”就竞相登场，举其著者，比如“实用主义转向”(the pragmatic turn)、“认知转向”(the cognitive turn)、“自然主义转向”(the naturalistic turn)、“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等等。①姑且勿论这些“转向”的具体主张如何，只是这一事实，便可促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的哲学是否仍然是“语言转向”的延续，抑或已是舍“语言转向”而另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当然，这是一个牵涉如何看待整个20世纪哲学乃至如何理解哲学本身性质的大问题，而本文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介绍两位当代分析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争论，提供一些思考这一问题的视角。

　　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哈克(P. M. S. Hacker)都是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前者是当代英美主流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威克海姆逻辑学讲席现任教授，在哲学逻辑、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后者则是国际知名的维特根斯坦专家、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休研究员，除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外，哈克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并尤为擅长分析哲学史的研究。近些年，这两位牛津学者围绕“语言转向”展开了一些争论，并就哲学的性质和哲学今后的走向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②

　　一、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

　　2004年，在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主编的《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一书中，威廉姆森发表了《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了吗？》(“Past the Linguistic Turn?”)一文(以下简称《过去》)，对语言转向为何已成为过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哈克在其批驳文章中对威廉姆森的观点有很好的归纳：“首先，他赞成后克里普克的形而上学复兴；其次，他认为，随着当代心灵哲学的兴起及其对心灵表征这一观念的提倡，语言转向已为一个表征转向所取代。”③

　　其后，在2007年出版的《哲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一书(以下简称《哲学》)中，威廉姆森又进一步对《过去》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改进与扩充。④下面，笔者将以哈克的归纳为框架，综合《过去》一文与《哲学》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对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已成过去的主张加以介绍。

　　首先，“语言转向”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转向——表征转向或概念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

　　在威廉姆森之前两届就任威克海姆逻辑学教授的迈克尔•达米特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语言转向”的积极提倡者。1975年，在《分析哲学能够成为系统的吗？它应该成为系统的吗？》(“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be Systematic, and Ought it to Be?”)一文中，达米特对于分析哲学与语言转向作了一个较为著名的表述：

　　有时候，哲学家声称他们是在以纯粹的理性方式来考察宇宙的最一般特征；有时候，他们声称自己是在考察人类心灵的工作方式；还有些时候，他们声称自己是在为关乎不同领域的知识主张(假如这些知识主张真的存在的话)提供证成。只是在弗雷格手上，哲学的合适对象才最终被确立下来：即，首先，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的结构进行分析；其次，对于思想(thought)的研究应当与对于思考(thinking)这种心理过程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对思想加以分析的唯一合适的方法是对语言进行分析。⑤

　　按照达米特的这一表述，是弗雷格启动了语言转向，并由此开创了分析哲学传统。上述引文的最后三点被达米特称为分析哲学的三个信条，根据这三个信条，达米特得出结论说，在语言转向之后，语言哲学便应当成为第一哲学。

　　对于达米特的这一表述，威廉姆森认为，用它来说语言转向大致不差，但是若用它来说分析哲学，就并非如此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那些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归入‘分析哲学’这一标签之下的人们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还愿意声称自己是参与了语言转向(我就不属于这少数人)。”⑥即使是那些深受达米特影响的哲学家，如伊文思(Gareth Evans)、皮考克(Arthur Peacocke)、坎贝尔(June Campbell)等，也不再给予语言以达米特所描述的那种中心地位。“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在于直接分析思想而非通过分析语言这种迂回的方式。”⑦而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便是，分析哲学中语言哲学的式微和心灵哲学的兴起。威廉姆森如是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圈子中已是老生常谈。”⑧

　　不过尽管如此，威廉姆森认为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之间还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所研究的对象——语言和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心灵的表现(manifestation of mind)，就此而言，它们都可以归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下，这个范畴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据此，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合起来看作是一个“表征转向”(representational turn)，而语言转向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的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⑨换句话说，既然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原有的位置，语言转向自然也就是明日黄花了。

　　而在《哲学》一书中，威廉姆森又对上述提法作了一些修正，最主要地就是将“表征转向”的提法改成了“概念转向”(conceptual turn)。因为，在他看来，伊文思等心灵哲学家与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前两个信条上并无分歧，只是在第三个信条上存在分歧，即分析思想是否一定得通过分析语言的方式才能进行。这也就涉及语言和思想何者优先的问题。不过，在实际的哲学实践中，有一个东西却是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都乐于谈论的，这就是“概念”。一方面，心灵哲学家通常把思想的组成成分叫做概念；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家在实践中也更多地是谈论概念而非语词，概念被看成是同义表述的共同成分。于是，概念似乎就成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这样，不管对于达米特的第三个信条是否赞同，只要是接受了前两个信条，那就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概念哲学”(conceptual philosophy)，而这种概念哲学就构成了一个比语言转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向”。

　　其次，表征转向(概念转向)仍不能概括20世纪分析哲学的全貌，尤其是无法涵盖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复兴。

　　威廉姆森认为，即便可以通过上述诠释将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统一在一个更大的“表征转向”或“概念转向”的标签下，从而使得达米特关于分析哲学的描述仍能勉强成立，但这仍然不能看作是对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个准确描述。一个最突出的反例便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复兴。以索尔•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为代表，在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的世纪中，对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占据了分析哲学很大的部分。而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在威廉姆森看来，显然不是关于语言或心灵的。“大部分的当代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思想或语言。它们的目标是发现哪些是基本的事物种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关系，而不是我们怎么表征它们。它研究实体与本质、共相与殊相、空间与时间、可能性与必然性。”⑩

　　根据上述两点，威廉姆森的结论便是：语言转向已然成为过去，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叙事结构。不过，威廉姆森又承认，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转向是一个错误的转向，当代对于语言转向的诸多批评也并非意味着要求我们完全退回到语言转向之前的哲学形态去；错误仅仅在于，我们在语言转向上可能陷得太深了，哲学的未来恰恰是要在认识语言转向所存在的问题以后，在语言转向所带给我们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哲学贡献)的基础上继续朝前走。而正是由于有了语言转向的知识创新与积累，我们将会比前人做得更好。威廉姆森充满信心地宣称：“后语言转向时代的哲学不是哲学的终结。它甚至不是终结的开始，而可能是，开始的终结。”(11)

　　二、超越语言转向并再次回归

　　2007年，在迈克尔•比内(Michael Beaney)主编的《分析转向》(The Analytic Turn)一书中，哈克发表了《分析哲学：超越语言转向并再次回归》(“Analytic Philosophy：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一文(以下简称《回归》)。在该文的第三部分，哈克着重对于威廉姆森《过去》一文进行了批评。而当威廉姆森《哲学》一书出版以后，哈克又于2009年在《哲学季刊》(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上发表了长篇书评《一个哲学的哲学家》(“A Philosopher of Philosophy”，以下简称《哲学家》)再次予以批评。针对前一节中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已成过去的理由，我们也可以将哈克的批评归结为如下针锋相对的两点：

　　首先，“表征转向”和“概念转向”的提法完全是错误的。

　　针对“表征转向”，哈克认为，语言或许可以说成是一种表征的媒介，但是，思想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表征：

　　认为当我们知道或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表征什么东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是当我们说出(画出、雕刻出等)我们想的是什么、知道的是什么或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进行表征。思想、知识和信念都是信息而非媒介。(12)

　　据此，哈克认为：“像威廉姆森教授那样认为可以将思想和语言融贯地归于表征这个更为一般的范畴之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因此，说语言转向仅仅是一个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这也是错误的。”(13)

　　而在《哲学家》一文中，哈克对于威廉姆森所说的“概念转向”也提出批评。在他看来，把语言哲学家和心灵哲学家都称为“概念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都称为一种“概念哲学”，这完全是一种忽视这些哲学家实际工作内容的混淆视听。而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威廉姆森根本没有就两者是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一词加以考察。在哈克看来，如果说在伊文思等以“分析思想的结构”为己任的哲学家那里，“概念”被看作是思想的成分的话，那么在和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语言哲学家(特别是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家)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概念”会抱有这样的看法。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将“概念”作为自己哲学的主题，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却不是分析思想的结构。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心的概念》、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以及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14)

　　因此，“概念转向”这个提法和“表征转向”一样是误导的，说语言转向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转向的第一阶段，这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所谓的形而上学复兴，不仅构不成对于语言转向的超越，反而恰恰是忽视语言转向而造成的新的形而上学谬误。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一书的出版是当代分析哲学中形而上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克里普克在书中所提出的“先天偶然”(a priori contingency)和“后天必然”(a posteriori necessity)的概念也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哈克认为，形而上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两个概念为支撑的，他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两个概念而发。(15)

　　其一，“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这被克里普克认为是先天偶然为真的命题。而哈克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认为这是关于“一米”的定义，而不是对巴黎标准米尺具有某个属性(“一米”这个长度)的描述。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又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因为，若说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那就等于说巴黎标准米尺和它自己一样长，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而若说巴黎标准米尺不是一米长，那我们也没法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此“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并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真理，它只是表达了一个语法规则(一个定义)。

　　其二，“水是 ”，这被克里普克说成是一个“后天必然命题”。哈克认为，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这的确是一个经验的，也即是后天的发现，但这个发现并不是对一个“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发现，而是化学家为了科学的目的将这样一个经验发现规定为一条规则。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化学领域，“水是 ”是必然为真，但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化学领域有这样一个约定：如果一个东西不是二氢一氧，那它就不是水。

　　哈克最后的结论是：语言转向之后的所谓新的形而上学不仅不代表语言转向已经成为过去，恰恰表明当代分析哲学仍然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将语言转向视作历史遗迹抛到身后，而是要“再次回到语言转向”。

　　三、哲学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理解

　　两位牛津教授在“语言转向”的问题上提出了差不多截然相反的论调，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看法，是由于他们对于语言转向的性质乃至于对于哲学本身性质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

　　我们注意到，威廉姆森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达米特的表述之上的。而按照这样一种表述，威廉姆森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就是：“对参与这一转向的人来说，语言总归是哲学的中心议题。”(16)而哈克对于如此理解语言转向明显感到不满。

　　首先，哈克从根本上就对达米特关于“语言转向”的表述予以了否定。在哈克看来，达米特的这一表述既谈不上是一个权威的表述，同时还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表述。撇开对于弗雷格哲学的诠释问题不谈，单就分析哲学史上来看，把哲学的目标看成是分析思想的结构，这并不是整个分析哲学的共同信条。除了在《哲学家》一文中以莱尔、哈特、伯林等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为例来表明概念分析并不就等同于分析“思想的结构”外，哈克在《回归》一文中还举出与弗雷格同被看成是语言转向和分析哲学的开创者的摩尔(G. E. Moore)和罗素为例。比如摩尔就认为：“哲学的首要的并且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个宇宙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又比如罗素说，他所为之奋斗的整个事业是“尽可能好地去理解世界”，并将知识和无根据的意见区别开来。(17)

　　其次，认为语言转向就是意味着语言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这也是一种误解。在哈克看来，语言转向并不是意味着语言就成为哲学的中心议题，它更多地是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对于语言及其使用的仔细考察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方法。语言顶多只可说是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而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的，只能是先天的、概念的哲学问题。(18)

　　最后，哈克还给出了自己对语言转向的理解，在他看来，语言转向有以下三层涵义：

　　(1)哲学的目的是(a)理解我们的概念图式的结构和关节(articulations)，和(b)解决(由典范例子所刻画的)哲学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是由于在语词使用上的含混不清、隐蔽的误用以及自然语言中表面语法上引人误解的类比等等所引起的；

　　(2)哲学的一个首要方法是对语词的使用加以检视，从而解开概念混淆；

　　(3)哲学不是对关于实在的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它并不高于或等同于科学知识，它是对于一种特定形式的理解的一种贡献。(19)

　　关于最后一层涵义，哈克在200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哲学学院第65期增刊《哲学观种种》(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上，以“哲学：对于人类理解而非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Philosophy: A Contribution, not to Human Knowledge, but to Human Understanding")为题作了专门的讨论。(20)这里先就其基本观点略加阐述，待后面几节对于威廉姆森的哲学观作比较详尽的考察之后，将再对该文内容作进一步展开。

　　哈克的基本观点是，在很长时间内，哲学都被看成是一门追求知识的学问，但哲学自身的历史也表明，它始终不能成为科学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实在的知识积累的学科。究其原因，哈克认为，我们从一开始把哲学看成是追求知识的认知学科(cognitive discipline)这一预设就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哲学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特定的理解，即体现于我们语言使用中的、概念上的理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哲学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像科学发现那样的经验知识，也不是像数学证明那样的先天知识，而是对于我们的概念图式的一种更深的理解，而这一更深的理解能使我们避免我们所容易陷入的混淆。哈克用一种形象的方式突出了这两者的区别：“……对于科学知识上一个进展的典型反应是‘天哪，谁会想到这个！’而对于一个哲学洞见的典型反应是‘没错，我早该想到这一点！’”(21)

　　四、哲学例外论与反哲学例外论

　　从哈克的上述批评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最终都会牵扯到对于哲学本性的理解。应当说，哈克上述关于语言转向以及哲学性质的表述，不仅是他自己思想的一个表述，就其具体语境而言，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因为，恰恰是威廉姆森这一路的哲学家更愿意把哲学看成是一项追求关于实在的知识的事业，也即哈克所说的认知学科。这样一种哲学观，威廉姆森在《哲学》一书的导言部分有明确的表述。在他看来，自语言转向以来，有一种对于哲学性质的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即认为哲学并不像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那样提供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只是一种澄清意义的活动。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事实问题，而哲学处理的则是语言或概念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在性质上是后天的，而哲学在性质上是先天的。在威廉姆森看来，这样一种哲学观导致了一种哲学例外论(philosophical exceptionalism)的主张，即“哲学的先天方法论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后天方法论；这种不同不是简单地对于同一种基本方法论在应用上的不同”(22)。

　　威廉姆森写作《哲学》一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反驳这种哲学例外论，或者用哈克的话说：“他渴望证明这一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分析哲学的典型预设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哲学是独特的(sui generis)，并且是与科学根本不同的。”(23)威廉姆森认为，这种先天和后天的区分掩盖了哲学与其他科学更深层的相似性。“尽管在哲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确有方法论上的差异，正如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这种差异没有通常设想的那么大。”(24)威廉姆森承认，与自然科学采用测量、观察、实验等方法不同，“很少有哲学家会在作出预测并通过观察加以验证这一充满风险的事业上表现出太多的兴趣”(25)。他们更多地是采取诉诸直觉、思辨、推理等所谓的“扶椅”(armchair)方法。并且威廉姆森也声明，他之所以反对哲学例外论，远不是说要哲学家去模仿自然科学家，甚至，他这本书还是要为扶椅哲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他主要想表明的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并不使得哲学成为一种与其他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哲学并不因为它主要运用扶椅方法而不能被称为科学。哲学至少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扶椅科学(armchair science)。威廉姆森特别以数学为例来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

　　流俗的做法常常是突出某一些自然科学，并用粗线条的、模式化的方式来构想它们。按照这种构想方式，扶椅方法在这些自然科学中仅仅处于边缘地位。如果我们能避免这一做法，哲学的非例外性质就显而易见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是自然科学。不管素朴经验论者(crude empiricist)会怎么说，无论如何，数学都还是一门科学；无论如何，它也是在扶椅中进行的。说数学问题是概念问题，这没什么意义。如果数学是一门扶椅科学，哲学为什么不可以也是呢？(26)

　　与这种关于哲学性质的反例外论相联系，威廉姆森还反对关于哲学主题(subject matter)的例外论，即认为哲学问题主要是语言或概念问题。他认为，与这种例外论所主张的内容相反，很少有哲学问题是特定意义上的、与事实问题截然分开的语言或概念问题。

　　哲学问题是那些哲学家所倾向于要问的问题，于是也就不出意外地是更易于为哲学的而非其他的思考方式所把握的问题；既然哲学的思考方式和其他的思考方式并不是不同种类的方式，同样不出意外，哲学问题和其他问题也不是不同种类的问题。(27)

　　威廉姆森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都能区分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非哲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学科分类而来的专业认同，并不代表哲学问题就是截然独立于其他科学问题的一类特殊问题：“哲学系和语言学系或生物学系的区别要比哲学和语言学或生物学之间的区别要明确得多；语言哲学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是交叉的，生物学哲学和进化论是交叉的。”(28)威廉姆森甚至说：“虽然哲学家比物理学家有更多的理由来考虑关于语言或思想的问题，但哲学并不比物理学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种语言的或概念的探究。”(29)

　　五、哲学提供“扶椅知识”

　　与上述观点呼应，威廉姆森认为，说哲学只澄清意义，而不提供关于世界的新知识，这也完全不能成立。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威廉姆森的这一观点。

　　首先，威廉姆森引述了他的前任威克海姆逻辑学教授威金斯(David Wiggins)的一个观点。作为威廉姆森眼中一位“杰出的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家”，威金斯强调：“让我们彻底忘掉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某种知识，这种知识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而是关于语言或意义的知识。”(30)因为，当我们在定义语词(比如自然种类词类)的时候，我们总是必须指向实有的样本。用威廉姆森的话说：“我们不能在不对实在本身予以反思的情况下对关于实在的思想或言谈加以反思”，“有什么东西存在决定了我们能意谓什么东西。在知道我们意谓什么中，我们知道有什么。这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以某种方法论上的优先性对思想和语言展开自足的分析。”(31)

　　其次，威廉姆森认为，虽然哲学更多是一种扶椅上的工作，但扶椅上的工作同样也提供新知识。“……思考是一种了解事物是如何的方式，正如感知是了解事物是如何的一种方式一样。即便人们不能完全理解思考如何能够提供新知识，逻辑和数学也以压倒性的优势证明它确实可以。”(32)又比如，在《哲学》一书中，威廉姆森还设专章讨论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模态知识”(knowledge of metaphysical modality)。(33)但是，威廉姆森同时又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知识论中“先天/后天”的区分而将哲学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称作一种先天知识，这依然会是引人误解的。因为“先天/后天”这一区分太过粗疏，只适合对认识现象作初步描述，而不适合更深的理论分析。为此，威廉姆森建议我们用一个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概念来指称哲学知识，即哲学知识是一种“扶椅知识”(armchair knowledge)：

　　我们可以承认有扶椅知识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它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知识，在其中，经验虽然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性(evidential)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知识又不一定在先天的框架之内，因为经验对这种知识的贡献远远不止是起到赋能性(enabling)作用那么简单。例如，如果我们最终获得的扶椅知识是一种关于外部环境为真的知识，这并不应使人们感到惊讶。(34)

　　最后，分析哲学的历史也表明，我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因为我们的确是不断地在取得新的哲学进步。比如，现代模态逻辑的出现使得我们现在关于“真”、“可能性”与“必然性”等知道得要比以前多得多，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哲学逻辑和数理逻辑学家的技术性工作。威廉姆森十分自信地对分析哲学的历史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哲学的很多领域，我们在2007年所知道的比我们在1957年所知道的要多；我们在1957年所知道的比我们在1907年所知道的要多；我们在1907年所知道的比我们在1857年所知道的要多。”(35)

　　六、概念考察与哲学进步

　　在第四节我们说过，哈克的哲学观是与威廉姆森的哲学观针锋相对的。我们前面只是在第三节中大致勾勒了哈克关于哲学的一般看法，而未完全展开。下面，我将针对前面第四、五节的内容，择取哈克在“回归”、“理解”两文中的相关论述，既作为哈克对于前面两节中威廉姆森相关论点的回应，也作为对哈克哲学观的一个展开。

　　(一)哲学不是扶椅科学，哲学不是任何种类的科学

　　关于哲学也是一种科学的说法，这在哈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威廉姆森用数学虽然是一种扶椅工作但却仍被看成科学来支持自己把哲学也看成一种扶椅科学的主张，而在《理解》一文中，哈克对数学与哲学之间的区别作了辨析，表明哲学不能像数学一样被看成一种扶椅科学。

　　哈克承认哲学和数学一样都是先天的，但是即便可以把数学称为一种先天科学(a priori science)，也不代表就可以把哲学也称为一种先天科学或扶椅科学。诚然，数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并不发现关于自然界的新事实；但是，数学也的确提供给我们新的知识，这种新知识不是新的发现(discovery)，而是新的发明(invention)。

　　数学家是一个发明者(inventor)，而非一个发现者(discoverer)。他所发明的是数学描述的新形式。因为数学是数和空间的语法。它的工作是通过证明(proof)的手段进行概念构成(concept-formation)。一个证明把一个新的概念关节(conceptual articulation)嫁接到数学的躯干上。(36)

　　然而，与之相对，哲学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新的概念，而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而进行概念澄清(concept-elucidation)”(37)。这种概念澄清的主要方式是对我们的概念结构进行描述，“它的工作是描述我们现有的概念图式，而不是改进它，是解开我们在其中打上的结，而非编织一张新的网。”(38)哈克认为，这种区别恰恰表明为什么哲学是对人类理解的一种贡献，而非是对人类知识的一种贡献：

　　与数学知识通过新的证明不断扩充相对，我们运用的概念结构和以前完全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成就最好被描述成对理解而非对知识的一种贡献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概念图式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我们对它的网络结构(reticulations)和其成分的比较形态学(comparative morphology)有了一个更好的把握，这使得我们能够避免我们容易出现的混淆。(39)

　　因此，哈克总结道：

　　能在扶椅中做哲学并不表明哲学就是一种先天科学，这正如同能游走各地做哲学也不表明哲学就是一种后天科学一样。哲学不是任何种类的科学，即便我们可以在匹克威克意义上(in the Pickwickian sense)说数学是一门科学，哲学也不是。(40)

　　(二)语言不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没有经验科学意义上的主题

　　关于构成哲学主题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哈克的观点是，一方面，说语言是哲学的主题，这种提法的确误导；另一方面，像威廉姆森那样认为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这同样是一种混淆。关于这两点，我们在前面第三节中已有提及，这里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就前者而言，哈克一再强调：“语言是语言学的主题，它不是哲学的主题。”(41)即便说语言哲学的确是关于语言的，但在一般的层面上，哲学却不是关于语言的。哲学之所以关注语言，一是因为语言使用上的种种混淆是哲学困惑的一个主要来源；二是因为对于语言使用的描述是消除哲学困惑的一种主要方法。但这种对于语言的关注始终是以哲学问题为依归的，若撇开哲学问题，则哲学家并不像语言学家那样对于纯粹的语言问题感兴趣，更不是要提供什么新奇的语言理论或语言知识。(42)

　　就后者而言，在威廉姆森那里，既然“哲学并不比物理学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种语言或概念的探究”，那么似乎也就可以说，物理学也不比哲学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种关于实在或世界的探究。如果说，“语言哲学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是交叉的，生物学哲学和进化论是交叉的”，那么，在威廉姆森眼中，当代的形而上学也无疑是和物理学交叉的，因为，“它研究实体与本质、共相与殊相、空间与时间、可能性与必然性。”对此，哈克批评道：

　　但是哲学家不是元物理学家(meta-physicist)。物理学研究有什么基本的事物种类，它们具有什么属性和关系。没有人会指望在哲学家那里得到关于介子或夸克方面的发现，或关于空间或时间方面的发现——而只不过是对空间和时间概念的澄清罢了。……化学家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实体，但哲学家却不能奢侈到在他舒服的扶椅中从事这种意义上的实体研究。他最多所能做到的是对这样一些纯粹的概念问题加以澄清：什么是一个本质属性？是否所有命名材料都指代具有本质的事物？说现象存在、意义存在或智慧存在，这是什么意思？(43)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批驳与澄清，哈克关于哲学主题的正面观点也颇有意思。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既可以说哲学没有主题，也可以说哲学以一切为主题：

　　在经验科学之具有主题的意义上，哲学没有主题。哲学处理哲学问题，这些问题在种类上不同于经验科学和数学中的问题。……哲学问题既不能被它们的形式所框定，也不能被它们的内容所框定。因为它们在原则上可能和任何主题相关——任何导致概念混淆和不清楚的主题。这些问题不能为经验科学所解决，因为它们不是经验问题。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经由概念考察加以解答、解决或消解的问题。因此，我们既可以在一个意义上说哲学没有主题，如同上面所说那样；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哲学的主题。”(44)

　　(三)哲学也有进步，但哲学进步不是科学模式的进步

　　最后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哈克所理解的哲学进步。我们看到，威廉姆森所理解的哲学进步和科学进步一样，是新知识的不断获取。对此，哈克断然否定。在他看来，在哲学中，“不存在科学模式的进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哲学中谈不到进步。我们可以在以下三种意义上谈到进步。(45)

　　第一种进步叫做区别性进步(discriminatory progress)。我们通过哲学上的工作对不同的推理形式、不同的命题类型和不同的概念种类加以区分，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我们所处理的概念问题。

　　第二种进步叫做分析性进步(analytic progress)。即我们对引起哲学问题的概念——比如“真”、“存在”、“心灵”、“善”，等等——加以刻画和澄清。通过这种概念分析的工作，我们可以对围绕着这些概念而形成的概念网络有更好的把握，从而看清相关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三种进步叫做治疗性进步(therapeutic progress)。即通过哲学考察消除概念上的混淆，使我们从哲学困惑中摆脱出来。

　　不过，哈克承认，正是由于哲学不是对知识的贡献而是对理解的贡献，上述这些哲学进步和科学进步也有显著不同。这既表现在哲学进步往往会不被当成一种进步来看待(比如一些概念区分融入人们的理解而被视为理所当然，或由于哲学困惑的消解而将之前的哲学努力遗忘)，更表现在哲学进步常常会有反复，甚至是不断的反复。旧有的哲学困惑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原先清理过的概念地基则可能要求重新加以审视。如果我们以科学进步的模式去衡量哲学进步，那么我们自然会为哲学至今还在谈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而感到羞愧；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哲学是对人类理解的贡献，而非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哲学具有这一特点而感到失望，相反，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至今仍在从事哲学并且今后仍将从事哲学的价值所在：

　　正是因为哲学不是对于知识的寻求，而是对于理解的寻求，它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比美德更能代代相传。哲学教育能够展示通向哲学清晰的途径，正如父母能够努力将美德灌输给他们的子女一样。但是，由幻象、迷惑、枯燥乏味的经院主义、科学主义以及逻辑技术所助长的精确假象等等因素所引起的新旧诱惑可能会显得十分强大，而哲学洞见和综观也可能会逐步丧失殆尽。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达致哲学理解，前人的洞见和澄清也必须重新被加以获取。(46)

　　七、“语言转向”是哲学性质的深刻转变

　　以上，我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哈克和威廉姆森关于“语言转向”的争论以及他们在哲学观上的分歧。就笔者个人旨趣而言，我当然愿意更多地站在哈克一边，并且也认为威廉姆森的诸多表述(比如“概念转向”、“扶椅知识”，等等)都有大可商榷之处。不过，本文的目的主要倒不在于在争论的双方之间分出个长短高下；况且，对于两位资深的分析哲学家，简单地给出此是彼非的结论，多半也是不明智的。我们看到，在他们的争论中涉及诸多在哲学上至今聚讼纷纭的问题(比如数学的性质、先天知识的性质、有没有所谓“先天偶然”或“后天必然”、什么是哲学进步，等等)，要对这些问题一一展开讨论诚非易事，并且也容易使我们的关注点变得散漫无际。因此，如本文开头所说，笔者将本文的目的就主要限在对分析阵营内部以哈克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两种对于“语言转向”的不同看法予以梳理并介绍，并突出“语言转向”作为一个元哲学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如何理解“语言转向”，这是和我们如何理解哲学自身的性质紧密相关的。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想结合哈克与威廉姆森的争论，对于语言转向的元哲学性质略加阐发。(47)

　　(一)“语言转向”不是“语言学转向”，也不意味着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

　　我们看到，威廉姆森认为语言转向已成过去，一个根本的理由就是认为语言转向导致哲学全力关注语言问题，而随着哲学关注的热点又转向心灵、转向世界的形而上学结构，语言转向的潮流自然就落伍了。这种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用陈嘉映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对于语言转向的浅俗理解。(48)在这种浅俗理解下，语言转向常常被误认为是哲学向语言学、语义学的转向，或者是像达米特那样，认为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49)作为《语言转向》一书的编者，罗蒂在25年后也对自己当初关于“语言转向”的表述颇有悔意：“‘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口号在我现在看来是引起混淆的。”(50)陈嘉映先生对此也有同感：“总的来说，‘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51)因为“这种趣向不仅遮蔽了语言转向的根本意义，甚至走向反面，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52)

　　(二)语言转向不是哲学主题的转变，而是哲学性质的转变。

　　导致对于“语言转向”的浅俗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常常容易把语言转向仅仅看作是哲学主题上的一个转变，即似乎是哲学的主题(研究对象)由关于外部世界的本体论一变而为关于内在认识能力的认识论，又一变而为关于语言的语言哲学。而这样一种主题论式的理解，又往往和我们把哲学看成是和其他科学或学科一样有自己的主题、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即哲学是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或学科(discipline)而存在的。而在笔者看来，我们看待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视角，正是它对于哲学性质的深刻改变。

　　把哲学看成一门科学，这是和西方的“哲学—科学”传统分不开的。在科学革命之前，哲学与科学也没有明确的区分，近代科学本身就是从西方哲学的母体中脱离出来的。然而，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科学日益成熟之后，哲学是否仍应被看成一门科学，这就大可质疑了。陈嘉映先生就认为：“所谓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从根本上来说，即在于澄清概念分析与科学探索的区别。”(53)也就是说，要正确看待语言转向，仅仅从哲学史上哲学主题的变迁上着眼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即哲学与科学的分野——来对之加以审视：

　　……科学的发展所改变的不仅是科学，它也改变了哲学。所发生的改变，远远不止於“缩小了哲学的地盘”，改变的是哲学的性质：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理论，而专注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54)

　　那么，如果承认哲学不再应被看成一门科学，那它是否可以像文学、历史学等那样被看成一门学科呢？伯纳德•威廉姆斯是这么认为的。威廉姆斯固然反对用科学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哲学，但同时认为，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humanistic discipline)。(55)

　　但是，笔者认为，把哲学看成一门学科，这仍旧会妨碍我们充分理解语言转向的意义。一来，说哲学是一门学科，这会让我们觉得当科学从“哲学—科学”传统中分离出来之后，哲学就研究那剩下的一部分内容，即语言转向仅仅是“缩小了哲学的地盘”；二来，把哲学说成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仍会让我们觉得哲学像文学、历史学那样，有自己明确的主题和研究对象；三来，“学科”往往意味着一套知识体系(a body of knowledge)，把哲学说成一门学科，这仍容易使我们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哲学。总之，把哲学说成是一门学科，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哲学性质的传统看法。

　　就此点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倒是可以从威廉姆森和哈克两方关于哲学性质的讨论那里都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意见。我们记得，威廉姆森曾说，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非哲学问题，这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学科分类而来的专业认同，哲学系和语言学系的区分要比哲学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的区分明确得多。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从学科建制而言，我们或许也不妨说哲学是一门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一定有自己独立的主题和研究对象。这后一点在哈克那个关于哲学主题的悖论式的表述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即，我们既可以在一个意义上说，哲学没有自己的主题；也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哲学把一切都作为自己的主题。

　　综合而言，我们或许应当回到语言转向初期的那个洞见：“哲学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活动。”(56)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更多是一种概念考察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就要提出一种关于概念的理论或哲学就是一种概念学；同样，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更加关注意义问题，但这也不意味着哲学就要提出一种意义理论或哲学是一门关于意义的科学或学科。在罗蒂编辑的《语言转向》一书中，开头第一篇收入的是石里克发表于1932年的《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一文。在该文中，石里克针对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将哲学看成是一种意义科学(the science of meaning)的观点予以了批评，其中几段话颇与笔者此处的观点相契合，兹引述如下，以作为本文的结束：

　　……看上去哲学只不过是要被界定为意义科学罢了，就比如天文学是关于天体的科学、动物学是关于动物的科学一样，哲学将像其他科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只不过它具有不同的主题，即“意义”。(57)

　　但是，哲学不是这样的一门科学。不可能有关于意义的科学，因为不可能有关于意义的任何一套真命题。(58)

　　作为“对于意义的寻求”，哲学不可能由命题组成；它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此，对于意义的寻求不过是一种精神活动(mental activity)罢了。(59)

　　注释：

　　①关于实用主义转向，参见William Egginton and Mike Sandbothe, The Pragmatic Turn in Philosophy, edited b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关于认知转向，参见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所出《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所写的“序言”；关于自然主义转向，参见莱特(Brian Leiter)为其所编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 一书所写的“导言”；关于实践转向，参见西奥多•夏兹基(Theodore R. Schatzki)等主编的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②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主要侧重于介绍哈克与威廉姆森的争论，本文各部分小标题除最后一部分外，其余均为对该部分所讨论哈克或威廉姆森之观点的概括，而不代表笔者本人的观点。

　　③Peter Hacker, "Analytic Philosophy: Beyond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Back Again", edited by Michael Beaney, The Analy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35.该文是哈克批驳威廉姆森的一篇主要文章，下文将更详细述及。为简便计，下文引注中出现该文时将仅列出该文名称缩写APB及相应页码。

　　④《哲学》一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过去》一文发展而来。

　　⑤Michael Dummet, "Can Analytical Philosophy be Systematic, and Ought it to Be?",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57-458.黑体为笔者所加，斜体为原文所有。

　　⑥Timothy Williamson, "Past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Future for Philosophy, edited by Brian Lei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7.为简便计，下文引注中出现该文时将仅列出该文名称缩写PLT及相应页码。

　　⑦Ibid.，黑体为笔者所加。

　　⑧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 13.为简便计，下文引注中出现该书时将仅列出该书书名缩写POP及相应页码。

　　⑨参见PLT，p.108。

　　⑩PLT，pp.110-111.

　　(11)POP，p.292.威廉姆森的意思是，在语言转向之后，由于在逻辑学和语义学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哲学终于有了堪比科学的精确方法，在此基础上，哲学终于能够摆脱过去的幼稚而逐步向一门成熟的学科迈进。

　　(12)APB，p.138.哈克这里所说的“媒介”相当于威廉姆森所说的“表征”，而“信息”则是被表征的内容。

　　(13)Ibid.

　　(14)参见P. M. S. Hacker, "A Philosopher of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59, No. 235, 2009, p. 341。为简便计，下文引注中出现该文时将仅列出该文名称缩写APP及相应页码。

　　(15)哈克对这两个概念的批评，详见APB，pp.136-137。

　　(16)PLT，p.106.

　　(17)参见APB，p.140，note16。

　　(18)参见APB，pp.134-135。

　　(19)APB, p.133.

　　(20)当然，对于最后一层涵义的讨论也离不开对前两层涵义的讨论。

　　(21)P. M. S. Hacker: "Philosophy: A Contribution, not to Human Knowledge, but to Human Understanding", 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47-148.为简便计，下文引注中出现该文时将仅列出该文名称缩写PCU及相应页码。

　　(22)POP, p.2.

　　(23)APP, p. 340.

　　(24)POP, p. 3.

　　(25)Ibid., p. 1.

　　(26)Ibid., p. 4.

　　(27)Ibid.

　　(28)POP, p. 4.

　　(29)Ibid., p. 21.

　　(30)David Wiggins, Sameness and Substance Renew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 转引自POP, p. 20.

　　(31)POP, p. 20.

　　(32)Ibid., p. 47.

　　(33)这是一种通过反事实条件的想象而得到的知识，参见POP，pp.134-178。威廉姆森提出这种知识的一个目的是要批评把哲学知识看成都是先天知识的观点，详见下面紧接的讨论。

　　(34)POP，p.169.这里，有必要对威廉姆森所说的经验的“证据性作用”和“赋能性作用”稍作解释。威廉姆森认为，在对于先天知识的通行讨论中，经验在认知中的作用被区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证据性作用，一种叫做赋能性作用。比方说，我看到一件衬衫是绿色的，那么在我关于“这件衬衫是绿色的”这一知识中，(视觉)经验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证据性作用。而在关于“所有绿色的东西都是有颜色的”这一知识中，经验仅仅起赋能性作用，即，经验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我掌握“绿色”、“颜色”这两个概念成为可能。一般认为，先天知识是和经验的证据性作用不相容的。因此，“这件衬衫是绿色的”这种知识就不是先天知识。相反，先天知识和经验的赋能性作用是相容的，因此，“所有绿色的东西都是有颜色的”就是一种先天知识。而在威廉姆森所说的扶椅知识中，经验所起的作用就比上述两种情况(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复杂，因为，在这里，经验所起的作用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性作用，但也不是纯粹的赋能性作用。威廉姆森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模态知识”即是如此，对于这样一种知识而言，经验“即便不能独立地作为我们整个证据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它还是能够在塑造我们进行想像和作出判断的习惯方面起作用，这种作用远不止是一种赋能性作用。”因为威廉姆森认为反事实条件的想像并非完全是一种先天的活动，人们的经验，尤其是过去的经验会对想象的结果发生影响。参见POP，p.165。

　　(35)POP, pp. 279-280.

　　(36)PCU, p. 141.

　　(37)Ibid.

　　(38)Ibid., pp. 149-150.

　　(39)Ibid., p.147.所谓“网络结构”，大致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概念联系”，所谓“成分的比较形态学”，大致相当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说的一个词的“深层语法”，可参见《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664节。

　　(40)PCU, pp.141-142.“在匹克威克意义上”是说为了避免受到指摘而误解或误用语词。

　　(41)PCU, p.142.

　　(42)参见PCU, pp.142-143。

　　(43)APB, p.137.

　　(44)PCU, pp. 139-140.

　　(45)关于这三种进步详见PCU, pp.151-152。

　　(46)PCU, p.153.

　　(47)有必要说明的是，笔者以下关于语言转向性质的阐发，主要参考了陈嘉映先生在《哲学科学常识》与《说理》两书中对“语言转向”的相关表述，至于笔者是否准确把握了陈嘉映先生对于“语言转向”的理解，责任自然在笔者本人。相关论题，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见郁振华先生发表在2012年第4期《哲学分析》上的《哲学之为穷理达道之学——论陈嘉映的哲学观》一文。

　　(48)参见陈嘉映：《关于查尔默斯“语词之争”的评论》，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3期，第63-65页。

　　(49)当然，把“语言转向”理解为“语言学转向”和把“语言转向”理解为“语义学转向”，乃至于把“语言转向”理解为“语言哲学转向”，其误解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哲学圈内人一般不会浅俗到把“语言转向”理解为“语言学转向”那么简单。事实上，威廉姆森在《哲学》一书中也曾强调，说语言转向把语言看成哲学的中心议题(central theme)，这并不是说语言成为哲学的主题(subject matter)，“语言转向并不试图把哲学还原为语言学。”参见POP，p.10。显然，威廉姆森的这一强调是针对哈克在“回归”一文中批评他把语言转向说成是语言成为哲学主题的一个回应性的补充(对比《过去》一文和《哲学》一书中相关文字即可看出此点)，但除了这一点强调以外，他还是始终没有说清把语言看成哲学的中心议题意味着什么，并且也仅仅满足于引用达米特的那个“权威表述”来交差。而从其后他把语言转向的贡献主要看成是哲学在逻辑学和语义学方面的进展而言，可以说，威廉姆森也基本是在“语义学转向”或“语言哲学转向”的层面上来理解“语言转向”的。

　　(50)Richard Rorty, "Twenty-Five Years Later",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edited by Richard Ro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71.

　　(51)陈嘉映：《说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52)同上书，第68页。

　　(53)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54)同上书，第241页。

　　(55)参见Bernard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0-199。

　　(56)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n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 29.

　　(57)Moritz Schlick,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有必要稍作讨论的一点是，按照石里克的说法，苏珊•朗格是在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一书中提到“意义科学”这一说法的，笔者没有找到这本书，因此对于苏珊•朗格在其中对“意义科学”具体是如何论述的不好妄下论断。但是，就苏珊•朗格的哲学倾向而言，她大概也并非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而更多地是在德语“Wissenschaft”的意义上来使用“科学”一词，因此，她所说的“意义科学”或许更接近于“意义学科”。而相应的，石里克对于“意义科学”的批评，或许也更多应在对把哲学看成是一门学科的意义上来理解。

　　(58)Ibid.

　　(59)Ibid,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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