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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美国比较教育学科在过去50年来的发展历程，并对美国比较教育领域最权威学术期刊《比较教育评论》50年来发表的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美苏对抗的格局促使教育规划也成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60年代到9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持续发展，但是其发展初衷仍在于美国的“大国”思维和“国际竞争”策略。9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者们逐渐摆脱了冷战思维，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和教育落后等问题，增进发达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如近年来文献对“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跨文化与国际化”等研究主题充分关注，关注的地区焦点也从中心转到边缘。美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 键 词】美国比较教育学科/50年发展历程/跨文化/国际化

　　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分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经有35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比较教育协会，它们拥有各自的学术期刊，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组织比较教育学者围绕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主题和学科进展著书立说，有效地推动该国家和地区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因着不同的本土文化和政策环境，比较教育学科在世界各国形成了迥乎不同的研究旨趣、取向和风格，呈现出各自独特而封闭的发展轨迹，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和认同。自1970年世界比较教育委员会(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成立以来①，各国比较教育协会纷纷加入，成为其成员协会，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交流与沟通，赋予“比较教育”以真正国际化的内涵。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也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把比较教育从“让中国了解世界”的出发点转变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吸取欧美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力图使中国的比较教育学科融入到世界的“大比较教育”中来。

　　美国比较教育是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也最大的比较教育分支之一，本文拟就美国比较教育学科在过去50年间的发展进行历史回顾，溯其发展源头和发展历程，分析其研究主题与地域分布的变化趋势，并提出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和借鉴。

　　一、美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

　　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制度性建构开始于1956年比较教育协会(后更名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CIES)的成立，伴随该协会成立的还有一本致力于促进比较教育领域学术讨论的专业期刊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季刊)，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威廉•布里克曼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杰瑞迪分别就任第一任协会主席和期刊主编②。美国比较教育学术团体的成立源自一批具有先见洞察力的教育家，他们通过直接、深入的对前苏联、德国等国教育的亲身考察，在与他国的学校和社会的比较中促成了对美国教育制度内在问题的深刻理解，因而认识到比较视角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虽然美国的比较教育学术团体不可避免带有其创始人的“美国”痕迹，但是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至今，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已经拥有超过2000名会员，其中三分之一的会员来自美国以外，近年来《比较教育评论》发表的文章中美国以外的作者占近一半③。作为世界比较教育协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的重要成员协会，美国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众多学者参与，成为各国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中的领头羊。

　　虽然美国比较教育的学术团体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成立，但是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欧洲比较教育的学术传统。20世纪初，比较教育在美国是一个新兴事物，但是当时比较教育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由于萨德勒(M. Sadler)和芬得利(Findley)等学者的影响已经发展起来④。追溯美国比较教育领域的最初建设工作，不得不提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康德尔。康德尔是英国比较教育先贤萨德勒(Michael Sadler)的学生，自1908年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转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任教育学院教授、兼任国际中心主任起，就致力于在美国的教育学科中建立比较研究的领域。从1924年到1946年，康德尔每年编辑一期《教育年鉴》，邀请一位某国教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撰写，为学术界提供各国的教育信息。1933年康德尔撰写的《比较教育》教科书，成为当时可供比较教育教学使用的唯一教材⑤。由于康德尔对比较教育的开创性贡献，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国际中心迅速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镇。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美苏对抗的格局促使教育规划也成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教育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国际教育发展，政策制定者也希冀通过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的研究了解别国的教育成就，提高本国教育的竞争力。1957年《比较教育评论》正式发刊，康德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杰瑞迪担任《比较教育评论》的创刊主编，为比较教育学者开展学术讨论提供了平台。自此以后，比较教育的学术圈子吸引着众多的对国际教育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他们同教育家一道活跃在比较教育的学术领域里。比较教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也从这些不同的学术研究取向中吸取营养，拓展着自己的视野。与此同时，美国各大学也相继出现比较教育硕士、博士专业，培养专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和从业者，最著名的是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州立大学等⑥。随着美国的崛起，比较教育研究的重心相应地从英国和欧洲大陆转到了北美新大陆。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长达30年的冷战时期里，美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持续发展，但是其发展初衷仍在于美国的“大国”思维和“国际竞争”策略，即理解世界范围内的各国教育有助于美国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最显著的是1958年紧随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而通过的《国防教育法》，它使教育具有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即通过使美国的下一代儿童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来维护国家安全，也是从这个法案开始联邦政府大幅度资助美国大学生学习外语、科学和技术，鼓励学生、学者到世界其他地区留学讲学，推动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和国际关系研究⑦。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作为这些学科的近亲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被认为是维护美国在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合作与理解对于世界和平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跨国学术交流有助于促进全球教育进步，和平协作与民主治理越来越被认为是教育规划的前提。美国比较教育者们逐渐摆脱了冷战思维，与世界银行、UNESCO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和教育落后等问题，增进发达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比较教育研究中教育与发展、教育与国际合作成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主题，但是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冷战的遗迹仍然存在。如美国大学的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经费，不管是本科生的留学奖学金、研究生的助学金，还是研究人员的科研基金，都集中在国防和安全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⑧。这种现状一方面反映了比较教育的跨学科性质与研究基础，即比较教育与外交、国际关系、区域研究等领域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比较教育学科的政治性又令比较教育学者深深担忧，恐其学术性被削弱。总体而言，进入21世纪比较教育研究因着能够超越民族主义、误解、猜疑与贫穷而被赋予了重任，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面临着对以往学术遗产的反思与挑战。

　　二、研究主题与学术取向：50年来的变化

　　《比较教育评论》(简称CER)是美国比较教育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自1957年创刊到2010年间，共出版发行了188期，创刊当年发行了2期，1958年到1983年间每年固定发行3期，1984年后每年固定发行4期，自创刊以来共刊载了1280篇文章⑨，这些文章几乎代表了该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这里对这1280篇文章进行内容分析，以十年为一个时间段，获得研究主题和所关注地区的频次分布，以此统计结果分析探讨美国比较教育研究在过去50年间研究旨趣和学术焦点上的变化。

　　首先，将这1280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归入11大类⑩：(1)教育体制、改革与政策：介绍、分析与评价各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举措与各级各类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包括财政政策、管理与治理、学校改革方案等；(2)教育质量问题：涉及学生的学业表现、学校质量与有效性(Schoo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国际学能测评等方面；(3)教育公平问题：考察以民族、种族、阶层、性别等为变量的相关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均等问题；(4)跨文化与国际化：涉及各国或各民族文化传统，外来文化对本国教育的影响，英语的语言渗透，殖民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关系的研究等；(5)教育发展与现代化：涉及教育与经济增长、地区发展、消灭贫穷等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国际组织对第三世界的教育援助、教育普及与消除文盲等问题；(6)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意识形态教育、教育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的权力地位关系；(7)教师、课程与教学法：包括具体学科教育(如医学教育、体育教育等)的发展、教师专业化与师资配备、教学法、课程改革与教材使用等；(8)成人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家庭教育、成人与各级各类非正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等问题；(9)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涉及各种高中后教育的机构、制度、知识与课程、师生关系、入学与就业等问题；(10)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探讨比较教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教材使用、发展前景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11)不能归入这10类的所有文章被列入“其他”，如“教育体制的各维度”、“目标群体、抽样、工具构建以及分析步骤”、“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的人类学研究：一些新发现与趋势”、“东亚地区青少年自杀与学业竞争的关系”等。

　　对这1280篇文章研究主题出现的具体频次进行归纳、分析(见表1)，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1.研究从一般现状讨论走向具体问题分析，深度不断增加。从CER每十年间发表的文章总数来看，1970年代以前的十几年间文章总数较多，几乎是后来的二倍，但当时的文章较短，介绍性偏多，尤以对各国教育体制、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介绍为主，占到文章总数的1/4，如，“苏联学校的最新发展”，“今日的意大利大学”，“共产主义中国的教育政策”等类似题目在这一时期最为普遍。1970年代以后文章总数显著下降，但是篇幅越来越长，讨论不断向深度挖掘，研究问题也从宏观走向微观，从一般现状讨论走向具体问题分析。如，关于教育政策和改革的文章到2000年以后仅占到1/10，并且这些文章也多集中于对某一项具体政策改革的分析，如，“印度尼西亚分权政策的地方应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与入学率”，“缩小性别差距：墨西哥60年的教育改革”等题目取代了前期大而宽泛的研究主题。

　　2.“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为主题的文章一直是比较教育的兴趣点。197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和20世纪末的10年中文章总数都分别达到50篇以上，反映这一主题的文章所占比例在1991－2000年间达到近1/3。显然，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变化密切相关。二战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学界、政治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抱有好奇心和恐惧感，1970年代后美国国内的学生运动、学生参与政治的事态严重，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改制等，都影响了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而言，1980年代涉及“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章比重急剧下降，这与同时期大量涌现的“教育发展与现代化”的文章相呼应，反映了19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冷战思维的弱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开始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国际组织也积极参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扶贫援助。21世纪开始的10年里，涉及“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的文章高居不下，占近1/5，但是新时期的文章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或是国际的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从边缘国家或边缘群体的社会压迫地位出发，审视全球化中的政治结构或学校中存在的微观政治，如，“评估的政治结构化：国家权力与合法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语教育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殖民的经历和后殖民的批判”，“比利时佛兰得斯语与法语学校中穆斯林学生的社会隔离”等。“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主题的反复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比较教育与国际政治大背景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冲击：受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教育者不再把各国间/各团体间的教育差异看做是中性的，简单地探讨教育政策在各国间的借用和移植，而是把不同的教育现象情境化，运用各种微观、宏观权力政治的框架去剖析其背后复杂的动力，进而达到解构的目的。

　　3.“跨文化与国际化”研究主题是近年的热点。CER期刊中另一类重要的研究主题是跨文化与国际化研究，探讨该主题的文章数在2000年以前趋于稳定(每十年30－40篇之间)，但近十年来文章总数则高居第1位，并且遥遥领先于居第2位的“德育与政治、意识形态”主题。这说明美国比较教育在经历了1960年代对别国教育体制的学习与推崇，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取向，1980年代的发展取向，1990年代的批判取向之后，21世纪开始从全球化的视角重新阐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含义。“从边缘看全球化：贝宁共和国的教师身份动力学”，“走向全球化？全球危机时代的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化”，“全球化与香港、台湾的公民教育”等文章成为热点。与此同时，国际化的潮流带动了对本土文化、非西方文化传统新一轮的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孪生关系得到比较教育学者的重视。“在学术理论与民间智慧之间：腓济对教育成就差异的地方性话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女性教育的传统与现代性矛盾”，“澳大利亚与美国土著儿童学校教育中的课程之争：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文化赋权教学法”等探讨文化冲突、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张力的文章频频出现。

　　对跨文化视角的关注是比较教育的宗旨。教育领域普遍关注的主题，如“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在CER中也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与其他教育类期刊不同的是，发表在CER中的此类文章都或涉及到美国以外的国家，或从广义的“比较视角”出发探讨该主题，这也正是比较教育的宗旨所在，如，“以色列的社会分层与教育”，“大都市主义与教育：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和巴黎的教师和学业成功关系的比较研究”，“马来西亚教育投资的性别与民族差异”，“第三世界国家女性教育的参与”，“改善拉美学校质量：哪种特殊干预更有效？”等，是此类主题的典型代表。

　　4.不断加强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1970年前的文章的另一大研究重点是对比较教育学科的讨论，虽然关于其学科性质、特点和发展变化的文章从未间断，但是在创刊初期更迫切需要明确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对学界同行介绍这一“新人”的加入，因而前十年里每一期CER都至少有一篇文章涉及对学科本身的研究，如，“对比较教育方法的讨论”，“比较教育教材的说明”，“比较教育是一个学科吗？”，“比较教育的文化取向”等。50年后的这类主题则致力于反思、质疑、挑战与探索比较教育学科前行的方向，如，“比较的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中的全球化与比较教育”，“勾勒比较教育的轮廓与边界：对比较主义者及其文献的综述”等。

　　三、关注的“他者”：从中心到边缘

　　由于比较教育与区域研究的近亲关系，对CER内容分析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在于研究其文章关注的地理区域，这也是每年CER编辑在回顾中必然提到的。这里按照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区域把文章(在1280篇中剔除无关文章后，总计1249篇)归入9大类：(1)欧洲；(2)亚洲(中国单列，除西亚)；(3)非洲；(4)中东，包括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5)北美；(6)拉美；(7)大洋洲；(8)俄罗斯；(10)其他：包括没有提到具体国家的文章、地理区域不明确的文章，如“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后殖民地国家”等，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测评(PISA)等文章。具体频次分布见表2。

　　从CER关注的地区焦点来看，50年来呈现出如下趋势：

　　1.比较教育放眼国际，五大洲兼顾。20世纪70年代以前CER文章对欧洲的教育模式关注最多，这与欧洲聚集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家有关，美国的教育体制脱胎于英国，又受到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曾一度以欧洲各国为摹本，因而当时比较教育的重头戏在欧洲。20世纪70年代以后，讨论欧洲国家的文章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受到关注，到20世纪末的十年里亚洲国家的比重达到1/4强，其中一半是涉及中国教育的文章，非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受到重视，90年代出现低谷，拉美国家的文章数量则一直稳步上升。21世纪的近十年里CER对世界各地区的关注有平衡的趋势，亚洲的比重稍下降却仍居首位(38篇)，非洲紧随其后(32篇)，欧洲、中东、拉美的比重相近，均在15－20篇之间。唯有大洋洲比较特殊，对其关注程度只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27篇)，其他时间段都被忽视。

　　2.关注点从中心转到边缘，淡化冷战思维。由于前苏联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其教育、科技成就一度对美国构成威胁，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被单独列了出来。从文章的频次分布上看，二战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致使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教育成为研究热点，关于前苏联一个国家的文章就有40篇，占同期文章总数的1/10，主要就其教育模式做介绍，寻找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如，“苏联学校的激励”，“苏联教育的新模式”，“苏联与美国教育政策的战略性问题”，“美国与苏联：两个世界？”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前苏联教育的研究迅速冷落，40年间一共只有19篇文章研究前苏联教育，这些文章中学者不再做意识形态上的解读或与美国教育做假想敌的对比，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前苏联教育的影响，如，“后共产主义俄罗斯课本的新意识形态”，“教育改革与技术变革：苏联的识字水平”，“自上而下的教育革命：撒切尔的英国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揭开性别平等的面纱：东南欧与前苏联的民主、性别与教育”等。随着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前苏联等举足轻重的大国研究的弱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小国和新兴国家的研究，反映出美国比较教育学者对世界尚不了解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语教育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殖民的经历和后殖民的批判”，“国家、非正规教育与社会主义：古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当女孩比男孩学得多：博茨瓦纳学校与教学中时间的影响”等。

　　3.从别国研究中寻求全球视野，从跨文化研究中理解自身。比较教育研究历来关注“他者”，但是“他者”对自身的意义何在？从CER文章的地区分布上看，北美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较频繁的出现在与他国做比较的文章中，如，“苏联与美国教育政策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墨西哥、日本和美国的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洛杉矶、伦敦和法兰克福幼儿园里的教师控制”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美国国内教育问题研究也开始频繁出现，如，“越界：郊区学校里的非裔美国教师”，“肯德基州识字政治与教育发展滞后”，“评估作为美国学校的科学管理”等。这些文章看似不属于比较教育关注的领域，但是细读之后发现它们是在以全球化的视野考察美国教育，超越了美国的“地方性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教育不仅仅属于区别于自身的“他者”，也属于“自身”。另外，美国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分子，世界频繁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也影响了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更推动了美国学者从比较教育视角去研究美国教育的必要性。近年来CER刊载的文章开始探讨美国学生的海外留学经历以及美国国内的移民与文化多样性，如，“全球化情境下的公民：留美国际学生的视角”，“遭遇美国的自己：留学与国民身份”，“成绩的背后：纽约城市学校里的波斯尼亚女性难民的经验研究”等。

　　四、比较教育的发展前景：美国的新举措与中国的机遇

　　随着第三世界的发展，欧盟势力的扩大，世界多元格局的形成，美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识到研究其他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升级，各国领导人积极寻求促进国际和平与和谐进步的有效策略，以对抗恐怖主义和国际冲突，金融危机更把全世界联系起来，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得以促进国际理解为己任的比较教育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08年具有国际背景的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更推动了各种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保罗•西蒙留学基金法案有望被写入法律，并获得全额资助，美国大学生赴国外留学和学习外语的机会将极大增加；联邦政府会继续资助第六款“国土资源中心”，用于鼓励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学习外语和从事区域研究；富布莱特—海斯研究项目基金持续增加对美国学者赴海外开展研究和交流的经费；美国国防部也继续支持“学者国际交流理事会”的活动(11)。与此同时，美国仍将参与欧洲经合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能测评(PISA)调查以及教育评估国际协会(IEA)进行的跨国调查。随着新世纪的新举措，美国比较教育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机遇。比较教育学者Stephen Klees呼吁比较教育应该成为教育学院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不再是自弹自唱的孤芳自赏，而是渐渐融入到主流的教育研究中去，成为越来越受到民众、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12)。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Martin Carnoy所说：“比较与国际教育研究能够为广义的教育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重要的维度。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知识社会的来临以及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它在将来的影响力注定比在过去大。比较教育学者的责任在于不断地提高其研究水准。”(13)

　　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目标，自此中国教育领域积极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经验，不断变革和更新，期冀跻身于教育强国之列。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教育改革正是多方借鉴别国经验和做法的结果，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成为中国教育学发展最早的分支之一，并被寄予了富国强民的厚望。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受历史上长期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困扰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阶级斗争”思维和意识形态影响，始终没能走出“中体西用”的误区，未能超越“借鉴别国先进经验”的学科出发点，导致比较教育发展的学术性滞后。从美国比较教育学科5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学科发展伊始，美国比较教育也力图介绍、吸取别国教育制度的先进经验，尤以欧洲和前苏联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历经全球化、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化的冲击，美国比较教育学者不再简单地做“比较”和做“介绍”，而是开始把各国(包括边缘小国)的地方性教育实践和教育问题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来，深入思考教育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使比较教育能够凸显出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方法和视角。美国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一面镜子，供我们考量别国教育，尤其是西方教育，对有着特殊文化传统并面临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意义何在，与此同时，拥有悠久历史和世界上最大教育体系的中国教育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有助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

　　注释：

　　①关于世界比较教育委员会的详细信息请见其官方网站，http://www.wcces.net/.

　　②美国比较教育协会(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成立与发展的信息来自Comparatively Speaking: An O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http://www.cies.us/home.htm.

　　③Cook, B., Hite, S. J. & Epstein, E. H.. Discerning Trends, Contours, and Boundar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Survey of Comparativists and Their Literatur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8, no. 2, 2004, pp. 123-149.

　　④King, E.. A Century of 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Stud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36, no. 3, 2000, pp. 267-277.

　　⑤Null, J. W.. An Introduction to Isaac Leon Kandel: Who He Was and Why He Matters. The Education Forum, vol. 71, no. 2, 2007, pp. 142-156.

　　⑥关于美国大学比较教育专业的信息来自Google检索以及各大学的网站。

　　⑦Jones, G..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Cold War. Routledge, New York, 1988, p. 136.

　　⑧美国海外留学基金的设置来自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的官方网站，http://www.cies.org/cies.htm.

　　⑨这1280篇文章的信息来自英文期刊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1卷到第54卷目录所载的全部文章标题，部分标题不明确的文章则参考了全文。编首语、短小的评论、人物和事件介绍、文献汇编等非正式文章未被计算在内。

　　⑩对研究主题和区域的分类方式参考了Cook, B., Hite, S. J. & Epstein, E. H.. Discerning Trends, Contours, and Boundar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Survey of Comparativists and Their Literatur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48, no. 2, 2004, pp. 123-149.

　　(11)Post, D.. Editorial: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eview.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3, no. 1, 2009, pp. 1-11.

　　(12)Heyneman, S. P..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5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March, 2009.

　　(13)Carnoy, M.. Rethinking the Comparativ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0, no. 4, 2006, pp. 55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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