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首举义旗的武昌，早已大兴土木，兴建首义广场，修葺首义公园和烈士祠，准备隆重纪念；海峡那一边的台湾，自然也会有盛大的纪念活动。作为在武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住民，我当然应该参与。而这一年又适逢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这两位巨人，我长期以来敬慕、学习，并作过一点研究，自然也应该纪念。于是想到了本文上述题目，探讨鲁迅与胡适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评价，试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并纪念辛亥革命。

从现存的文字资料看，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事隔一天，远在美国的胡适便有关于辛亥革命的记事。10月12日的《藏晖室札记》：“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接着又有革命军“军势大振”，“武昌宣告独立。北京政府震骇失措，乃起任袁世凯为陆军总帅。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以及“闻有兵轮三艘为新军击沉于江中”等多项记载，颇流露一些倾向新政权的喜悦之情。如“闻袁世凯已受命”于清政府，便讽刺说“此人真是蠢物可鄙”；清政府任命岑春萱赴川的谕旨中有“岑某威望素著”，“岑某勇于任事”等语，便说“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字里行间态度鲜明。自然，胡适也担心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尚不甚了解。[①]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熏陶，当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胡适在致同乡胡绍庭信中，便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②]

他“恨不能飞归”，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效力，欣喜赞颂之情跃然纸上。

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记载，始见于民国年元（1912）1月的《〈越铎〉出世辞》，中说“国士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太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鲁迅在绍兴迎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同时给予颂赞：

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

他认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可以使底层民众平等，共作国家主人，摆脱奴隶（台隶）的命运。并希望《越铎日报》应该“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③]鲁迅要求《越铎》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效力，也可以说是表明他自己要为共和国效力的意愿。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正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鲁迅和胡适都体会到了这一点，一个希望飞返祖国为共和效力，一个则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新政府教育部供职。鲁迅说他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理由“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④]他说的是当日青年的实情，却也具体形象地表现摆脱异族野蛮统治与奴役，挣得了人身的自由。他曾肯定“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⑤]胡适则认为辛亥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二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日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并由此推断：“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他日之民国，其根基或较今日之日本为尤稳固也”。[⑥]他说会比明治维新后虽保留天皇名号，却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中国的日本，还要根基稳固，胡适未免乐观太甚了吧！

其实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根基并不稳固。由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当时势力没有充实，不得不和北洋大臣袁世凯妥协，方得逼迫清帝退位，结束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实现共和。但也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便被袁世凯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⑦]所窃夺。而袁氏尚不满意做“总统”，毕竟露出了北洋大臣的反革命本相，大杀革命党人，企图复辟帝制，毁弃共和，做起皇帝梦来。于是，共和与帝制的矛盾又尖锐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鲁迅与胡适都坚定地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为保卫共和而斗争。

袁氏做复辟帝制的梦，不仅策动国内的某些保皇党人发起“筹安会”，上表劝进；还聘有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为其大造舆论。古德诺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共和与君主》一文，宣扬“中国无共和之程度”。胡适认为这种论调“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因而写了两篇英文文章：《中国与民主》（CHna and Democracy）和《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oateonism）,驳斥古氏谬论。其中第一篇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青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⑧]

胡适这时已经是为中国共和政体而辩护而斗争的一名战士了。

正如陈独秀所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⑨]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必然要尊孔；鲁迅与胡适反对帝制，保卫共和，也必然要反对尊孔，纯属自然之理。袁氏为帝制造舆论，最主要的手段正是尊孔，搬出孔老夫子来说法。他曾颁布了好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民国二年（1913）的“大总统命令”，说什么“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而且给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孔令贻颁发“一等嘉禾章”。胡适读到以后，批判说“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⑩]民国三年（1914）11月，胡适又读到袁氏的“尊孔令”，其中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地无极”，并诬蔑建立共和国以后，平等自由之说使“纲常沦斁，人欲橫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因而必须尊崇至圣，决定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将“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该长官主祀”。胡适批评这一命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列举驳斥；并说完全是“口头谰言，可笑可叹”！[11]鲁迅则亲历过当年的所谓祀孔典礼，曾在日记中记载道：

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需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草了事，真一笑话。[12]

鲁迅胡适当年都还是无名小字辈，且相隔万里，却又不约而同地都嘲笑、批判袁世凯的复辟梦想和尊孔丑剧，可见其何等荒谬，何等不得人心！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并符合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早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平等共和潮流势不可挡。而满清末年的中国却因长期帝王专制统治，闭关锁国，竟由世界鼎盛强国，不断沦落衰惫，成为屡遭列强侵略欺凌的弱者。有识之士试图改弦更张，兴办洋务，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黄金黑铁，并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经不住封建王朝的专制束缚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甲午海战失败，便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惨痛的历史证明，只有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深入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于是又一批有识之士兴起维新运动，主张君主立宪，实行有限的政治改良，也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反对，而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亡命日本，而宣告失败。鲁迅胡适经历了这段历史，认识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正是顺应历史潮流，推翻统治中国数千年帝制的伟大胜利，因而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歌颂“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只要这先前未曾有过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并说：

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3]

而袁世凯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毁弃共和，窃国称帝，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便迅速破灭；而且众叛亲离，成为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和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人民拍手称庆，胡适说袁氏真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14]死有无辜！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灭、死亡，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民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还有不少人当吹鼓手，不少人为他抬轿子，不少人上表劝进，这就表明专制主义在一些人中间还有市场，不可能因为一次辛亥革命便扫除干净。但时代潮流所趋，人心所向，是民主共和，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搞专制主义，绝不会有好下场！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或者说局限，也是明显的。因袁世凯窃夺总统权力，便大量培植亲信，北洋集团军阀把持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正如胡适所说，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了“非驴非马之共和”，[15]以致“政局紊乱，莫知所届”。[16]鲁迅更沉痛地看到，光复后的绍兴，“内骨子是依旧的”。[17]这七个字简直可以用耒作为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的估评。他为批判外国人也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曾引述《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话，揭示中国固有的等级制度，并深刻地批判军阀统治者——

对国民如何专橫，向外人如何献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18]

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是指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辛亥革命后不僅没有被埋没，而且有扩充张扬之势。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其“尊孔令”中，说什么“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其实革新是假，保守便是祭孔，是为复辟张目服务的。这就说明，辛亥革命并未能完成反对封建专制思想方面的任务。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只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政体虽然一度革新，变为共和，但是没有思想文化革新的基础，共和也就难以巩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打孔家店”，现今似有不少争论，然而其实乃是补辛亥革命的课，为中国进入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现代社会，打造思想文化的基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在起作用，仍值得人们去学习研究，或继承发扬。自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儒家思想便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鳌头两千多年，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中间虽有调整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三纲五常，君主专制。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各朝各代都要挂孔老夫子的招牌，他俨然成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灵魂。虽然也曾促成过汉唐帝国鼎盛时代的出现，但时移世异，也促使满清末世沦落衰惫，饱尝列强侵凌的苦痛。胡适早年曾指出：

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

这新文明怎么造呢？应该“取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并说“吾国今日之急务，无急于是者矣；二十世纪之大事，无大于是者矣”。[19]“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诚如李大钊所说，“非掊击孔子，乃培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0]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这君主专制的灵魂，以求思想的解放，以建造新的文明。胡适后来曾总结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判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21]

建立共和的政治革命，需要思想文化的革新做基础，来巩固；这也是为了在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基础上再前进！

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孔子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历二千余年而不衰。然而他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不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又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孔子抬捧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皇城至地方府治州县都建有“文庙”，祀奉孔子，供官员士绅祭拜；从乡间私塾，地方书院，到京师国子监，又都挂着孔子的画像，供学童士子拜参。礼遇算是无以复加的了，而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也溶进了许多人的血液中。所以鲁迅曾深刻地指出；

专制永长，昭苏非易。[22]

袁世凯的“洪宪登基”，张勋扶溥仪复辟，以至后来国民党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不都是这帝王专制灵魂的回光反照么？

反观今日之域中，从京师大邑，到县市小镇，又都建起孔老先生的塑像，而且越建越高，越建越大。我相信这中间确有些人学习敬仰孔子，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诚意；但是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建立共和百周年的时候，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许多国民当中（自然也包括官员），“中国固有精神文明”的坏根性，还相当普遍地存在。如假话、假货满天飞，贪污腐败严重而突出，专制主义、奴才主义、发财主义、阿Q主义等流毒，泛滥成灾。所以我们还得按鲁迅所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3]

注释：

[1]参看胡适的《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页至86页。

[2]胡适：《致孙绍庭》，见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二月出版，第225页。

[3]鲁迅：《<越铎>出世辞》，见《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補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卷第30页至40页。

[4]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556页至557页。

[5]鲁迅：《黃花节的杂感》，见《鲁迅全集·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410页。

[6]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三“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7]鲁迅：《<杀错了人>异议》，见《鲁迅全集·伪自由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94页。

[8]见《藏晖室札记》卷十一“袁世凯将称帝”所录之《China and Demecracy》。曾试译为中文，由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初刊于1987年4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拙著《胡适传》初版。

[9]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12页。

[10]胡适：《藏晖室札记》卷三“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上海亚东版第162页至163页。

[11]胡适：《藏晖室札记》卷七“袁氏尊孔令”，上海亚东版第468页至470页。

[12]《鲁迅日记》1913年9月28日，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卷第75页。

[13]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卷第293页。

[14]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三“死矣袁世凯”，上海亚东版第926页

[15]胡适：《非留学篇》，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该刊原署“民元”，但其中有胡适《甲寅正月大风雪甚作歌有序》一首，则当系民三正月以后才付印的。

[16]胡适：《翠楼吟（词）（庚戌去国后第一重九）》民国二年六月著者附记，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

[17]鲁迅：《范爱农》，见《鲁迅全集·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 第313页。

[18]鲁迅：《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14页至217页。

[19]胡适：《非留学篇》，同注15.

[20]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1]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作于1929年11月29日；后收入《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22]鲁迅：《<越铎>出世辞》，同注3.

[23] 鲁迅：《两地书·八》，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31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