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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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Analyzing the Taiwan Residents' Attitude to the Chinese Culture

　　【作者简介】杨立宪(1954-)，女，陕西西安人，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政治、两岸关系和台湾人物等，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台湾社会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具有歧异：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认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仅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出现过混乱)；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则认为台湾文化已超越中华文化的范畴，“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众多组成元素之一”；“台独”顽固分子甚至故意抹杀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台湾文化是“新生文化”；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与政治、与民族认同是两回事，认同中华文化不等于认同“中国”、“中国人”，更不等于认同“一中原则”和“两岸统一”。总体来看，国民党、民进党都对台湾文化有“自身特色”和“优越性”不持异义，但在总体认知上还是南辕北辙。

　　There are contradictory view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sid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island itself. For instance, while the Kuo Min Tang(KMT)representing the pan-blue camp views the Taiwanese culture as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DPP)representing the pan-green camp regards that the Taiwanese culture has been beyond and includes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Pro-independence forces regard the Taiwanese culture as a new culture ignored the interactions of them. Others view that the culture identification differs from the political and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a word, both KMT and DPP share the self-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aiwan culture but differ completely in the general consensus.

　　【关 键 词】台湾社会/中华文化/认同Taiwan/the Chinese Culture/identification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同缘。台湾的人口结构中，汉族占97%，余为原住民。更具体而言，闽南人约占台湾总人口的72%，外省人约占13%，客家人约占11%，新住民1%(指外籍和大陆籍新娘)。台湾的文化形态无不打着中华文化的烙印。例如：官方语言为大陆普通话，主要民间语言为大陆的闽南话、客家话，通行繁体汉字；主要的宗教信仰为发源于大陆的佛(教)释(儒教)道(教)和妈祖、关公等神明崇拜，信众逾千万，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则仅占前者的一成左右；主要的风俗习惯与大陆无异，如重视家庭生活和传统节日，重视饮水思源、尊师重教、敬老爱幼、上慈下孝、忠孝仁义礼智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喜欢中华传统戏曲，讲究饮食冬补等。

　　台湾民众就其主流而言，是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但由于岛内政治斗争和统独斗争的缘故，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独派势力，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比较扭曲。他们在心里或者说骨子里是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但为了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和实现“台独”目标，故意突出两岸文化的不同点或台湾文化的特殊性，致力于型塑具有“独立”特色的所谓“台湾文化”，一些人甚至根本否认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鼓吹“台湾人是新兴民族”、“台湾文化是新兴文化”，主张以“国与国”定位来进行两岸的文化交流。随着民进党登上政治舞台推行“台独”路线，在文教领域大搞“去中国化”，致“台独”思潮在岛内日益泛滥，台湾民众在政治、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上日益错乱。典型的案例如：认同两岸为“一边一国”的比例达到七成多，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逐年提升，而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逐年下降。

　　不可否认，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1949年后两岸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两岸的文化交流也一度中断长达近40年，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两岸同胞的观念、思维方式与情感，给民族的认同和凝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近些年来两岸文化交流有所加强，特别是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初步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也非一日之功。要彻底改变目前台湾民众的认同问题，“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增进了解，培养互信，逐步消除歧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2]，“努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的来看，文化与政治不可分。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在内，狭义的文化——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例如宗教、伦理、习俗、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体育、衣食住行等，则与政治有所区别。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文化可以为政治服务，对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则既可以保护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进步，也可以阻碍或破坏文化的发展，对文化产生立即的影响。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态度，经过一个演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分析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应从台湾的政治结构入手。台湾的政治结构大体上分为蓝绿两大阵营，分别以国民党、民进党以及更蓝的亲民党、新党和更绿的台联党等为代表。为了写作的方便，本文将以两大阵营最主要的代表国民党、民进党为对象，分别解析一下他们对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些特点，以此作为我们制订宣传对策的基础。

　　一、国民党及泛蓝阵营的态度

　　从纵向上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李登辉时期、连马吴(即连战、马英九、吴伯雄)时期。

　　(一)蒋氏父子统治时期，一直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自居

　　一是在教育上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为重的政策，自小学至大专院校均讲授《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及《国民思想》等课程，“冀使中国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阐扬’”。二是将“保卫中国文化”作为“复兴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三是于1967年发动了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保护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培养民族自信心”。四是于1986年发动“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宣扬“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4]

　　(二)李登辉主政时期有前后两阶段的变化

　　1996年以前，李基本上继承了蒋氏父子的文化政策，如强调“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骄傲和精神支柱”，“中华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坠，端赖优秀文化的维系”，“我们历来以维护及发扬固有文化为职志”，“以文化作为两岸交流的基础，提升共存共荣的民族情感，培养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怀。”甚至还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口号。①之后，李在政治上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强调本土化、台湾化，与此相适应，在教育领域搞“去中国化”，为“台独”思潮泛滥培育了土壤。

　　(三)2000年后，开始回归国民党的正统路线

　　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以后，连战、马英九、吴伯雄先后接任国民党主席，开始回归国民党的正统路线，不仅在政治上同“台独”划清界限，而且强调认同中华文化。2005年4月“国共会谈新闻公报”明确表示，要“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吴伯雄在担任国民党主席和荣誉主席期间，6次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大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2009年5月，吴伯雄曾对胡锦涛总书记表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资产和感情依托，也是海峡两岸坚实的桥梁。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有责任共同发扬中华文化，双方也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在教育、学术、科技、资讯、体育、艺术、青少年等各个领域，推进交流整合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共存共荣的民族情怀。

　　(四)马英九执政后，继续推动中华文化发展

　　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特别是2008年出任台最高领导人之后，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可说是不遗余力，不仅亲自兼任台湾“文化总会”会长，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措施。例如：调整中文译音政策，将陈水扁时期强行通过的通用拼音重新改为汉语拼音；将被陈水扁去掉的“中国”抬头的单位名称予以恢复；重新审定教科书，增加中国史的教育内容；恢复祭孔活动，开创遥祭炎黄始祖的先例；提倡文字“识正书简”；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撰中华语言文字书；力推开放陆生入台就读和大陆学历采认等。马还明确将“台湾文化”定性为“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5]，以此与“台独”论述进行切割，并明确将“传承中华文化”作为自己“必须达成的使命及责任”。②台现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也多次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公约数”。

　　总的来说，在蒋氏父子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台湾的文化主体性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李登辉主政后期，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出现了文教去中国化的动向。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之后，下野的国民党重新定位本党的属性与政治主张，在文化认同上注意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走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之路。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明确将台湾文化定性为“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③，即认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但逐渐发展出“自身特色”。

　　台“文建会主委”盛治仁认为：“台湾以中华文化为底蕴，吸收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美国等文化影响，以及1949年迁徙到台湾的大陆各省文化特色，再加上自由民主的开放环境，让台湾发展出一个独特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6]

　　不仅如此，国民党及蓝营民众大多认为，“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要优于大陆本土的中华文化”。台现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认为，“台湾独特的多元文化有三个基本优势”：首先，相较于其他华人地区，“台湾有比较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第二，台湾本身有海洋文化的包容，也是移民社会，在汉文化为主体之外，还受到日、美文化的影响。第三，民主化之后形成了“多元社会与自由主义传统”，“这两者令台湾具有一些新的想法和自由的创作环境。”④

　　现任国民党主席暨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2011年元旦祝词中发出了“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的宏愿。他自认台湾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的理由：一是没有大陆的“文革”动乱，二是台湾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三是台湾“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此外，台湾“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等。刘兆玄也认为，要实现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台湾有条件“扮演最关键的‘尖兵’及‘催化剂’的角色。”[7]

　　二、民进党及泛绿阵营的态度

　　(一)民进党执政前致力于宣传、催生“独立的台湾国民意识”

　　民进党成立之初，将政治目标定在“台湾前途住民自决”上，1991年“台独党纲”通过后，所有的政策主张无不服从服务于这一目标，文化政策自不例外。民进党《党纲》声称：“以台湾社会共同体为基础，依保障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则重新调整国民教育内容，使人民之国家、社会、文化认同自然发展成熟，而建立符合现实之国民意识。”“认同本土文化并吸收世界文明，形成崭新的进步文化。”这里明显提出了“重塑国民意识”的任务。

　　俗语：亡人之国先亡其史。对于“台独”而言，欲建“新国家”则必先清理旧意识重建新共识，“旧”自然包括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新”则是以台湾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认同。为此，该党极力“推动国民教育教材的本土化，重塑国民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1993年8月该党制订的《中国政策纲领》主张：两岸文化交流“应摆脱两岸政权‘促进统一’之类意识形态前提的羁绊，而以促进中国大陆各阶层人士对不同历史发展经验下之台湾社会的认识为目标。”“除有特别的政策或法规外，应依循、准用国际间的法律、规定或惯例来处理相关事务。”1994年7月该党《台湾主权宣达书》声称：“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有其追求自立自主的历史主体性，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分隔，海峡两岸更因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至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形成很不同的国民意识。一种以台湾历史、社会发展之共同历史记忆为基础的台湾共同体意识正在形成。”1999年5月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声称：“台湾主权独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二)民进党执政后致力于形塑、巩固“台独意识”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后，从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为最终实现“法理独立”做准备。政治上推动“公投、正名、制宪”，以及“去蒋化、去国民党化、去中国化”；文化上加快“去中国化”步伐，将普遍存在的“台湾意识”转化为“台湾独立认同”。

　　2000年5月，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台湾文化”的概念。其后，在连续8年执政期间，陈水扁当局采取了如下一些做法：任命“台独”分子把持教育机构，将“台湾主体性”列为“四大教育施政纲领”；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美化荷兰、日本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来，把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当作“台湾史”；高校把中国文学课程并入“外国文学系”；公务员考试以闽南语命题，初等考试“本国史地”命题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把台湾“乡土文学”改为“台湾文学”，用“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取代汉语拼音；清除象征中国的各种标志、口号、符号、特征、图案和名称等。与此同时，每逢全台重大选举，陈水扁必煽动民粹，伺机炒作省籍、族群问题，操弄“爱台”、“卖台”、“台湾人VS中国人”的议题。

　　显见，上述做法的实质，就是要突显“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相干，“在这样的论述下，两岸成为‘异己关系’”，“‘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华人国家，而不再是个‘中国人’的国家。”[8]

　　“3•19”枪击事件发生后，为了缓解内部高度紧张对立的气氛，民进党内有人酝酿提出所谓“新台湾文化”论述，提出“本土化不等于‘去中国化’……也与国际化并不冲突”，“外省文化与价值观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等新说法。还有人建议“在重要场合多使用普通话”，以“尊重不同族群的感受”。[9]2004年9月，民进党通过《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声称“为了巩固民主，提升文化国力，民进党应深化党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建立各族群相互接纳、共同参与公民社会，完成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第二波社会文化改革任务。”决议还具体提出“十项主张”，包括：“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并非排外主义”，“国民党的压迫并非外省新住民原罪”，“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应相互接纳”，“族群歧视言行应予谴责”，“各族群都是台湾主人”，“推动跨族群交流以促进族群和谐”等。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民进党所谓的“尊重、包容、融合、和谐”的“新台湾文化”，不过是为了实现其未竟的“法理独立”目标而作的姿态而已，其本质并无改变。

　　2006年开春，陈水扁先是抛出“国家认同”的“三段论”，即：“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土地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台湾的国家主权属于两千三百万人民，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前途只有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继而大肆炒作“废统”。同年底，又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正式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2007年8月，民进党研拟“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声称“外来威权统治残留的教育文化迷思和对本土文化的压制与污名化，阻碍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造成‘国家认同不正常’”，应“从‘命运共同体’的台湾认同感出发，深化民主价值，强化台湾意识”等。同年9月，民进党通过《正常国家，幸福台湾》宣言，声称要“致力建立具台湾主体性的文化与经济体”。2008年初，民进党再次操弄“公投绑大选”，抛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提案，进行下台前的最后挣扎。

　　(三)大部分绿营民众将文化与政治相区别

　　虽然民进党精英阶层“台独”思维至上，鼓吹“政治冲突和文化关联”(见林浊水《中国时报》文章)，但大部分绿营基层民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例如：在台湾中南部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源自大陆的宗教神明庙宇，祭拜着如释迦牟尼、妈祖、关公、观音、普贤、三清道祖、玉皇、真武、清水祖师、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等，庙中香火鼎盛，每年例行的祭拜活动被视为地方的头等重要大事；中南部民众还保持着记录家谱族谱和传统的祭祖习惯。显见，绿营基层民众的灵魂深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主导，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把文化与政治区别开来，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

　　对于这一点，民进党前新潮流系创系大老、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曾在报刊为文辩称：“台湾民众‘自认是台湾人，却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保存和贯彻，已深根在台湾基层民众之中”，但“文化认同不等于政治认同”，“文化交流不等于民族认同”，“若一味地将‘强化文教交流=强化中华文化和民族认同’奉为教条，进而借此想让台湾投向中国的怀抱，则不啻缘木求鱼。”[10]

　　需要指出的是，蓝绿阵营民众对台湾文化的某些看法有相同之处，如均认为“台湾文化虽源自中原，但已发展出自身的特色，且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更为优越”。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胡锦涛“12•31”讲话正面肯定台湾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民进党精英给予一定的肯定。如资深“台独”理论家、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撰文认为，胡锦涛的讲话，“既承认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又肯定其不与中国文化冲突且有正面贡献”，“有新思维”，“相较于过去有相当的进步性”。林担心大陆此举会给民进党造成压力，认为“民进党恐怕不能轻率以对”。[11]

　　总之，在民进党执政8年的操弄之下，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国族”与文化的认同加快转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海峡两岸同文同种、血浓于水，但因近代两岸关系几经变故，故台湾社会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是矛盾复杂和有歧义的：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蓝营认为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则认为台湾文化已超越中华文化的范畴，“中华文化只是台湾文化众多组成元素之一”；“台独”顽固分子甚至故意抹杀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台湾文化为“新生文化”；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与政治、与民族认同是两回事，认同中华文化不等于认同“中国”、“中国人”，更不等于认同“两岸一中”和“两岸统一”。国民党、民进党虽都对台湾文化有“自身特色”和“优越性”不持异义，但在总体认知上还是南辕北辙。2010年9月，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管碧玲，斥责国民党当局“文建会”主委盛治仁的有关谈话(即“台湾已发展出一个独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是“严重失职”，“刻意谄媚大陆，彻底否定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将台湾文化边缘化”等[12]，突显了两党之间的根本区别。

　　事实证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发生歧异，势必会影响到民族认同，进而影响到两岸关系。事实还证明，两岸经济交流可以促成利益连接，但只有文化交流才能沟通心灵与情感，才能确保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可长可久。“两岸关系发展需要来自文教交流的动力，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支撑”，文化认同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13]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祖国大陆应高度重视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复杂特点，不要简单地以为台湾社会都认同海峡两岸“同文同种”，也不要把认同“同文同种”等同于认同“两岸政治上同属一个中国”，以及把认同“九二共识”等同于认同“两岸统一”。毫无疑问，追求国家统一必须首先从达成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做起，两岸和平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除了促进经济交流，还应同时注意“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1]，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文化的整合与融合。

　　为此，笔者建议：一要认识文化认同问题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正视两岸在思想文化观念上有联系、有分歧、同时各有特色的事实，肯定“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注意将“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区别开来，[1]以更为平和、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台湾发展模式暨“台湾经验”，“以宽容、平等、同胞情谊看待彼此的长短和歧异”[14]。二要遵循“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民之所欲入手，从关注两岸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的人和事入手，跟随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脚步，跟随两岸交流的脚步，跟随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强化两岸的利益连接，逐步缩小两岸在文化、身份认同和情感、价值观上的差距。三要认识整合或重塑文化认同是一长期的工作，应区分难易、掌握节奏、循序渐进，现阶段应以“疗伤止痛”、“不断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彼此感情，化解恩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1]作为重要任务。四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台湾同胞，尽量避免只重视蓝营不重视绿营，只重视中北部不重视中南部的偏差，特别是对泛绿阵营的民众，应注意贯彻中央领导关于“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1]、“对台独人士也要争取团结”⑤、“两岸交流应不断扩大参与，跨越地域和界别，跨越党派和意识形态”⑥等指示精神，积极促使他们早日走上理性务实的道路。五是慎重处理“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注意掌握政策和分寸，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造成两岸主流民意对抗。

　　总之，两岸关系在经历了逾百年的疏离之后，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曙光，并在短短3年里取得了诸多历史性的突破。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当务之急是把被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扭曲了的台湾同胞对“国族”与文化的认同导正过来。同时，“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加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增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⑦

　　注释：

　　①综合李登辉“就职演说”，台湾《联合报》1996年5月20日；李登辉在台“国统会”的谈话(简称“李六条”)，台湾“中央社”1995年4月8日电。

　　②马英九出席台湾艺文界重阳联谊活动时的讲话，中新社台北2010年10月14日电。

　　③刘兆玄称为“有中华特色的台湾文化”，见《刘兆玄：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公约数》，中评社香港2010年9月30日电。

　　④参见中评社台北2009年5月9日的报道。

　　⑤胡锦涛：《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新华社2008年3月5日电。

　　⑥参见贾庆林、王毅在第二届海峡论坛大会上的讲话，中评社厦门2010年6月20日电。

　　⑦参见贾庆林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社成都2011年5月7日电。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