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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11年12月17日～18日，李金铨教授应邀赴武汉大学参加第六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间隙拨冗接受了刘兢就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1951-2010）》（11YJC860028）所做的访谈。本文是访谈核心内容，从李金铨教授的学术生命史切入，追溯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脉络，并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展望。本文由刘兢整理出草稿，经李金铨教授多次修正。

　　一、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前世今生

　　刘兢（以下简称“刘”）：作为当代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代表人物，请谈谈您对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发展脉络的理解。

　　李金铨（以下简称“李”）：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的研究以介绍中国情况为主。1924年，汪英宾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毕业论文付梓，介绍中国本土新闻业的兴起概况（Wang， 1924）。1936年，林语堂的《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在上海首版，之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Lin， 1936）。该书在当时有其贡献，但林语堂毕竟是学文学出身的大众作家，书中框架脱不开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思路。谢然之在50年代初期的《Journalism Quarterly》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述苏联模式对中国新闻管制的影响（Shieh， 1951）。该刊最初30年都在明尼苏达大学编纂，谢然之是该校毕业的硕士。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20多年，它能与威斯康辛、伊利诺、斯坦福比肩，成为美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四大学术重镇，也与该刊的出版不无关系。

　　在海外研究中国传媒问题的学者当中，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的政治学人侯服五先生（Franklin W. Houn）有首功，他很早就出过一本讨论中国宣传体制的书（Houn， 1961）。接下来的那一代，受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政治传播学人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影响很大，主要兴趣在于分析共产苏联和共产中国的政治宣传。喻德基先生曾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去做了普尔的博士后，旋即围绕共产中国的大众劝服问题写成专著（Yu， 1964）。后来，普尔指导的博士生刘平邻先生也出了一本主题相近的专著（Liu， 1971）。排辈分的话，喻德基早半辈，刘平邻与朱谦（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算是同一辈，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辈。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传播研究东西辉映，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在东，斯坦福大学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西。与中国传播相关的研究主要在麻省理工学院，有三位学者最为重要：除了普尔以外， 还有奠定了传播与现代化理论基础的勒纳（Daniel Lerner），以及研究政治文化的白鲁恂（Lucian W. Pye）。白鲁恂出生于在华传教士的家庭，曾编过一本很有影响的文集，讨论传播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Pye， 1964）。勒纳跟施拉姆合作，以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为据点，编过好几本以传播与发展为题的书。普尔和施拉姆合编过一本《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是当时美国传播研究成果的集成（Pool & Schramm， 1973）。

　　刘：60年代美国有本分析苏联和中国传媒的著作获得了颇具声望的莫特奖（Frank Luther Mott-KTA Research Award），您如何评价它呢？

　　李：爱荷华大学马卡姆的这本著作（Markam， 1967），是美国新闻学者首部涉及中国传媒问题的著作。恕我直言，该书内容以叙述为主，缺乏洞见，许多材料转引自林语堂的那本书。我不信作者真懂中文，多半只是为在爱荷华大学新开国际传播课程编了这本书。美国新闻学界急于了解中国，该书的地位才会被放大。

　　直至现在，还有西方学者把中俄传媒放在一起比较。2008年，有学者撰文比较中国、俄国和波兰三个国家传媒制度的转型。该文的问题是看同不看异，得出的结论是这三国的旧精英在转型过程中改头换面，继续掌权。但问题是这三国有何不同呢？不谈不同何以言比较？“不同”永远比“同”有趣。一句话就可以得出“同”的结论，“异”则必须解释有何不同以及为何不同。哈林（Daniel C. Hallin）和曼西尼（Paolo Mancini）曾出书剖析自由主义、民主法团和极化多元这三种当代西方主要传媒体系的区别；去年他们再推新作，从“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探讨问题。两书都是比较研究中值得推荐的作品。（Hallin & Mancini， 2004， 2011）

　　刘：那么朱谦先生的研究呢？他在70年代与施拉姆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组织了不少关于传播与中国发展问题的论文集，其代表作讨论的也是传播与毛时代社会变迁这一话题。

　　李：以后见之明来看，朱谦先生的这本代表作是值得商榷的（Chu， 1977）。其一，该书关注传播在新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其理论架构沿袭的是结构功能论。结构功能论的主要诉求是维持社会稳定，而“文革”时期的中国是要讲矛盾的。以一个和风细雨的理论架构，能不能分析一场狂风暴雨的运动？其二，该书主要靠举证，举证常带有以偏概全的危险，而更致命的是他举证的材料主要源自当时的《人民日报》。“文革”结束，该报被斥为“假大空”，于是书里搭建的理论殿堂也就跟着倒塌了。受到70年代美国学术界唱好毛泽东和“文革”的气氛影响，该书对“文革”时中国的组织传播有所美化。他强调组织变迁（group transformation）和传播在重塑“社会主义新人”过程中的作用，是否意识形态先行？

　　朱谦先生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时编过许多书，最好的一本是《Moving a Mountain》（Chu & Hsu， 1979），收录了白鲁恂剖析传播与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篇妙文（Pye， 1979）。白鲁恂等前辈汉学家是很懂中国的。他们人文素养深厚，对中国的蛛丝马迹都很敏感。虽然有今人指摘他们方法不够严谨，但他们对中国的描绘常入木三分。后来的学者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研究技术严格了，但洞见却反而减少了。我觉得社会科学的训练一旦脱离人文的关怀和触角，损失是很大的。

　　与朱谦代表作对照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者怀默霆（Martin K. Whyte）的名作（Whyte， 1975），讨论“文革”时期中国基层“小组”的运作。其主要材料源自对赴港大陆难民的访谈。难民们对其所来自的社会制度肯定会有偏见，但怀默霆把这些偏见客观化，只要他们描述小组在大陆的军队、工厂、学校等场合如何运作，以了解这些小组活动如何逐渐变成政治仪式。他的取向和结论和朱谦截然异趣。这本书现在还站得住脚。由此可见知识论和方法论很重要，它涉及“何为知识”、“如何获得知识”等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学问里的薄弱环节。

　　何汉理（Harry Harding）成名前曾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Harding， 1982），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朝圣”、“文革”做过尖锐批判。那是当时的普遍气氛和普遍现象造成的。今天不少知名学者回头看，不免要脸红，恨不得毁掉“少作”。那段日子英美真有价值的中国研究其实不多。我在这里不是有意深文周纳，而是以往鉴今。

　　刘：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英美学者进入中国，又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传媒的英文专书，您如何评价它们的价值？

　　李：我曾谈到过80年代英国人霍金斯（John Howkins）和密苏里大学韩裔教授张镐哲（Won Ho Chang）关于中国传媒的两本书（李金铨，2004）。霍金斯的书读来更像肤浅的游记，张镐哲的书则由“文革”后第一批被派去密苏里受训的新华社记者汇整，只见材料叙述，未见理论剖析，也没有联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脉络（Howkins， 1982； Chang， 1989）。

　　80年代政治学家沃马克（Brantly Womack）曾在《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上主持过一期专号，介绍北京首次大型受众调查（Womack， 1986）。沃马克是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的学生，做中国和泰国的比较研究。他告诉我，对中国产生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感叹“人类文明最好的东西在中国，最坏的东西也在中国”，但泰国就纯粹是他的研究客体，而没有这种情结。历史上，西方驻华记者对中国政治的介入也颇深，从1949年以前的国共纠葛到后来1989年的风波均如是。

　　70年代直至90年代，美国主要大报驻华记者们任期结束后往往出一本回顾驻华经历的书，但派驻莫斯科、新德里或东京都写不了书。从1979年至今，这类美国驻华记者的回忆录已积累30多本，但随着中国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书越来越难出。最近前《纽约客》驻华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写得很好，这种讲“内陆中国”的书在美国也许还出得来，讲都市中国的书就再难觅市场了。很多西方驻华记者是真懂中国的，一般中国人还不一定了解他们笔下的中国。我见过不少上海学生，他们对纽约的认识可能比对安徽的认识多得多。

　　局内人视角和局外人视角是相互渗透的，很多局内人习焉不察的现象，局外人反而读出了特殊的意义。白鲁恂观察“文革”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提出问题：毛泽东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骂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皆知是指邓小平，但为何不点邓的名呢？对此，中国人习以为常，但对白鲁恂来说却很有趣。白鲁恂说，一方面，不点名是对被批评者更大的羞辱；另一方面，这也是为随时平反邓留下余地，说死了就不能平反了。美国人当面吵架可以面红耳赤，但写文章就很小心，因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中国人当面非常客气，但阳奉阴违，回去后转个身写文章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刘：21世纪初，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瓦格纳（Rudolf Wagner）等人曾推出一些关于《申报》的著作和论文，您如何看待这些研究？

　　李：我曾在《二十一世纪》发文，评价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这些研究（李金铨，2008a）。我认为他们是以中国的材料去迎合哈贝马斯的理论。他们说《申报》是在创造“公共领域”，但怎么创造却没有回答。不仅《申报》，连《点石斋画报》，甚至一些专登“西洋镜”的小报都在创造公共领域。若按这种讲法，有什么东西是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他们的定义太广了，“有无公共领域”是个全称命题，必须变成中观研究才好。当时上海报业最发达的在租界，而且为何对中国报业最有影响的是英租界，不是法租界或日租界？这里面要探讨的问题太多了。瓦格纳等人的一些结论其实只是问题的开始而已。他们故意把“公共领域”的范畴定的那么宽泛，而且故意跟哈贝马斯的定义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炫目，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我与中国传媒研究的缘分

　　刘：您主编的“中国传媒研究系列”四本书被公推为当代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代表作，能否结合您的个人学术生涯谈谈它们的问世经过？

　　李：我个人主要的知识背景，除传播学以外，还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对历史学也有兴趣。我念政大新闻系时，觉得新闻学空洞，常泡在政治系，后来到美国读书也修了很多社会系的课。政大毕业后，我考取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奖学金修传播学，因缘际会，得到施拉姆教授和罗杰斯教授的提携，之后到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大本营之一的密歇根大学念博士。但那时候我对中国研究毫无兴趣，“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扑朔迷离，我总觉得中国研究是一场聪明人在做糊涂的猜谜大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Lee， 1980）。

　　我对中国大陆传媒感兴趣，是1978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以后的事。当时《人民日报》非常好看，一手批“四人帮”，一手批“凡是派”，天天都有惊心动魄的文章。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讲究因缘：我的内缘在于一直都对新闻和政治感兴趣，外缘则与所处环境的变化有关。“四人帮”垮台后，接着就是香港回归，我写过很多关于香港报业的学术和政论文章，还与同事合作写过两本书，分析香港传媒与主权回归的关系（Chan & Lee， 1991； Lee， Chan， Pan， & So， 2002）。

　　1982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转赴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又有了新的机缘。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对我很好，曾经三度要我去投效该报。我既然投身学术，就觉得不该再回报馆做事。他在1989年给了我一笔经费，在明尼苏达大学成立了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正好碰到那场风波，我组织的第一个会议就请了三位主题发言人，包括刘宾雁、何汉理，还有明尼苏达大学系友、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纽约时报》名记者索尔兹斯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加上其他领域学者的文章，集成一书，影响力延续至今（Lee， 1990）。

　　再后来，我们在美国又陆续出版了“中国传媒研究系列”的其他三本书（Lee， 1994， 2000， 2003）。我们的视角是结合“从传媒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传媒”这两大视角。我们这一辈受过西方训练，有社会科学的语言，也会使用分析工具，而中国社会也比以前相对开放些，给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详情请参见黄煜、陈韬文对我的访谈（李金铨等，2011）。

　　刘：您所提倡的打通中国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洞见令人眼前一亮，确实为当前的华人传播学界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李：在我看来，传媒研究必须与相关学科结合才能进步。我在密歇根大学念书时，六七成的课都在社会系和政治系。我选修社会系开的现代化理论时，问老师：勒纳（Daniel Lerner）的《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是传播学门的名著（Lerner， 1958），为何独漏于他的参考书目？老师说那本书写得不好，让我很吃惊。

　　传播学门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及新兴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大，学术资源也相对匮乏，须从人家那里汲取养分。传播学门也有自己的理论，如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但毋庸讳言，这些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门眼中是小儿科。在我入行时就在讨论这些理论，很多理论的提出者还是我的师辈，现在我即将退休了，还在讲这些东西。这些年来，传播学门的研究积累了不少，可新的洞见并不多。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自1968年诞生后至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论文，但四十多年新的认识真正增加了多少呢？

　　我一直以为，不与社会脉络联结的传播学研究是无生命力的，顶多关起门来努力经营而已。传播学应是社会科学的一支。我期待有一天其他学科的学者谈起传播学来，能说出哪些著作是他们非看不可的。至今对传播理论最有贡献的，例如卡茨（Elihu Katz）、甘斯（Herbert Gans），多是社会学家。塔克曼（Gaye Tuchman）从现象学谈新闻生产，对传播学界来讲石破天惊，她在传播学界比在社会学界声望更高（Tuchman， 1978）。吉特林（Todd Gitlin）对媒体中新左运动镜像的解读也是经典（Gitlin， 1980）。还有其他例子不必多举了。上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早年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剖析芝加哥学派应该放在都市社会学背景下观照。芝加哥学派关心都市化、工业化、移民等问题，他们的关怀可以放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再造，丰富视野。

　　刘：有大陆学人批评以您为代表的海外中国传媒研究偏重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下批判当代中国传媒的若干变化，却无法深入中国传媒内部体察国家的真实运作，您如何回应？

　　李：当然，我们承认有局限，但光这样讲没有意思。谁没有局限？关键是我们的分析有无重大漏洞。只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一视角当然不行，但这并不代表不能使用这一视角。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源自西欧，西欧自由主义的兴起令封建王权不断让步，所以西方学者很自然地用这一视角看待近代以来西欧社会的变化。

　　从海外看中国，犹如在庐山之外看庐山，有得有失。这一视角可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的参照，当然需要修正。如何解释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国家和市场在中国如何捆绑在一起？市场力量由谁操纵？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如何博弈？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亟需梳理。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全面的，没有一种理论视角是不需要再造的。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传媒的出发点，在剖析中不断修正，未尝不可。

　　最近还有人批评我们对中国传媒的剖析是脱离底层体验的。也许对一些底层民众来说，所谓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离他们太远，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对人人都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如您所说的，囿于种种限制，在海外的确难做到“深入中国传媒内部体察国家的真实运作”，但在国内的学者是否做到了呢？

　　我主编过一本《文人论政》（李金铨，2008b），流传甚广。有位台湾年轻学者写了一篇很长而不太恭维的书评，意思说《文人论政》讲的都是知识精英的思想史，落伍了，现在应该提倡大众的社会史。后来我们有两封电邮往来，我提出几个看法和他商榷。第一，我说：“我做的是A，你可以评价我做得很滥，但不能告诉我非做B不可”。学术不能这样霸道。你自可循你的路径，但不能说你的研究就是正义的，其他人的研究充满虚伪。第二，他引述几位英美权威来压我。我说，他们各有所见，但不是金科玉律，不能“先验”认定他们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其实，他心目中的权威有的是我的好朋友，虽然彼此看法不一样，但我们都是有自信而成熟的学者，能够容纳异说，从未剑拔弩张或闹过别扭。第三，不管喜欢不喜欢，民国时期的报刊主轴还是“文人论政”，目的还是“救亡图存”。人家做思想史，完全不妨碍你做社会史或经济史，不必相互排斥。

　　我最近在内地开了一个跨文化的国际会议，有一位英国学者在硬销，坚持要把英国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的观点贯穿到整个跨文化研究上面。英国文化研究自有其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它对“文化”的看法这里无法细说，大抵上是以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如何争取意识霸权的过程。从英国这么简单地“跨”到别的文化，岂止霸道？有人喜欢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文化，未尝不可，这个传统的先驱学者的确分析入微，后来许多鹦鹉学舌的就庸俗粗糙了。必须指出，连在英国也不是个个学者赞成这个取径。原教旨派坚持人人“只能”用阶级斗争看文化，我觉得不如废了“文化”，直接讲“阶级斗争”更痛快，让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失业算了。这样上线上纲，与“文革”相距仅有百步之遥，躺在安乐椅上抢占道德高地，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

　　萨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剖析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Said， 1978， 1993），都是受到早期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启发，一脉相承，但灵活自由发展，蔚然而成一家之言。他站在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透视政治与文化错综复杂的脉络，笔锋锐利，却娓娓道来；分析入微，见解深刻，有登高望远之趣，能见其大又能见其小，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他反对帝国主义，却没有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没有患上天真的革命妄想症，也从未抛弃“启蒙与解放”的宏大叙述。一个大学者，做文化批判，参与政治实践，真是坐而言，起而行。这才是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自由左派学者。

　　我的学术口味是多元的，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不能独沽一味。在学术道路上，各有各的缘分，有的可以结伴而行，有的如路人，相遇打个招呼就好了。我治学的原则是求同存异，可以互相竞争、辩难以及合作，但走到最后就是互相尊重了。

　　刘：您近年来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比较重视，《文人论政》反响不俗，近期又要推出续篇《报人报国》，您是如何转向新闻史研究的呢？

　　李：我对历史本来就感兴趣，但没有全面下过工夫。做史学研究一定要全面掌握史料，而我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可能知道多些，但对整个新闻史顶多有点的到线的把握，是不成面的。

　　我进入新闻史领域是有点鲁莽的。因为我觉得传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问题不少，就想着给它加把劲，敲敲边鼓。2007年我不揣鄙陋，在香港城市大学开了一个会，请近现代史学者和新闻学者一起讨论。会议论文汇成《文人论政》，俨然受到学界重视。以往中国新闻史学界较为封闭，不受主流史学界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一定会牵涉到传媒，传媒对大多数历史学者只是工具，他们对传媒本身感兴趣的是少数。新闻史应是史学一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而现在不少新闻史研究只是在闭门造车而已。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续集《报人报国》（李金铨，2012），请了中国近现代史名家撰文，他们的分析非常细致，问题意识又好，值得我们借镜。

　　我最心仪的史家还是余英时先生，他精研中国思想史，也写过很多政论。余先生的著作一再强调中国文献的内在理路，很少搬弄西方一些故弄玄虚的名词术语，但如果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他是问不出这些问题的。

　　我进入新闻史领域做一些“学术接生”工作，我起个头，给大家接续。

　　三、国际传播研究、中国传媒研究与华人传播研究

　　刘：我在整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中国传媒研究文献时发现，它们与美国国内的主流传播研究的路数不同。前者与政治学的纠葛更为紧密，而后者日趋经验化。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美国素有孤立主义传统，学者关心的当然是本国的传播问题。美国传播学者开始接触国际问题跟二战有很大关系，国际传播研究偏重宣传研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即因分析一战中的宣传技巧而成名（Lasswell， 1927）。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设立了战时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很多社会科学家都到这里做事，研究美国对纳粹德国的宣传策略。二战把美国推向国际舞台，接下来就是冷战，当时美国研究的整个兴趣都在围着“宣传”在转。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内传播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日渐脱节。大致说，国内传播研究诞生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门墙，以哥伦比亚大学的默顿（Robert K.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一系为代表。①国际传播研究一开始即跟政治学和社会学过从甚密，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普尔、勒纳和白鲁恂等人为代表，后来斯坦福大学的施拉姆也是佼佼健者。国内传播从微观的角度，认为媒介无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只会强化他们的固有立场，也就是媒介没有发挥具体的短期效果。拉扎斯菲尔德曾撰文呼吁重视国际传播研究（Lazarsfeld， 1952），但充其量只在提倡用国际经验检验美国国内传播研究的若干结论罢了。

　　国际传播研究的旨趣不同，一直强调媒介在冷战宣传的宏观效果，以及它在第三世界现代化发挥的角色。相对于国内传播的“媒介无效论”，国际传播由勒纳（Lerner， 1958）开其端，强调媒介是国家发展的枢纽。施拉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过一本书，更强化这种看法（Schramm， 1964），俨然颇有“媒介多能论”之概。②施拉姆这本书如今备受批评，当时却是第三世界政府的“宝典”。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日趋没落，解释拉美现象的依附理论兴起，形成一正一反的局面。依附理论视媒介为强国对弱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环。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流行，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这个谱系的分疏牵涉到复杂的知识社会学，我在这里只能素描其轮廓。

　　美国的中国传媒研究是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一支，与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路数自是不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传媒的美国学者主要是从政治系出身，关心的是政治问题，媒介只是他们想研究的问题的助缘而已。如今，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政治关怀还是比国内传播研究集中，海外中国传媒研究尤然。

　　美国的国内传播研究，除了哥伦比亚大学传下来的这一支，还有两大传统值得注意。一大传统源自施拉姆这些学者。为争取这个新兴科系的合法性，也受50年代美国统一科学运动的影响，施拉姆把很多其他专业的学者号召到伊利诺伊大学（他后来才转到斯坦福大学），企图以科际整合的方式建构统摄性的传播科学。这一路径证明是失败的，但它强调传播与别的学科保持动态互动，这种精神是好的。另一大传统源自新闻系内部，特别是中西部大学，这个传统为了证明自己是独立学科，与社会脉络和其他学科逐渐脱节，形成“内卷化”（即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说的 “involution”）现象，题目愈做愈小，小山头之间也不通气。

　　无论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边缘学科都充满焦虑。传播学门是否是独立学科？我认为不必为“正名”伤这个脑筋，即使你认为是，别人不承认，也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针对传播现象提出有原创性、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如果能，别人非重视我们不可；如果不能，多说无益。

　　刘：您如何看待当前国际传播研究中一些新的理论趋势？如全球化理论的流行？

　　李：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当道，其实是现代化理论的“借尸还魂”。全球化理论有其部分的道理，因为新的尖端科技高度发展、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规模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大，中国才会选择加入世贸组织，但这并不代表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全球化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是并行不悖的。宏观层面的社会理论无所谓过时不过时，也很少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我正在编一本英文书，邀请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共同检讨国际传播的国际化问题。我眼里的国际传播研究不是美国的延长，我们必须和第一世界的理论保持互动，而不依附于第一世界。我们不能盲目随着西方的学术观点亦步亦趋，马首是瞻。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高涨，不少人又觉得华人传播经验独树一帜，不必理会别人在做什么。两者皆非。其实，如果把美国主导的西方理论视为一种地方性理论，中国经验也应若是，能否有一种更宏观的理论视角统摄这些地方性理论呢？

　　当然，这绝不能够只靠空谈。首先，华人传播学者要在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做出业绩，不然别人不会重视你。其次，华人传播学者对西方研究要有深入理解，跟西方学者才可能有对话、辩论的基础。只讨论中国表面的经验，对西方学者意义不大，但在理论层次中西是可以对话的，华人学者也可以用中国的经验证据来修正西方理论。我跟若干西方学者立场各异，但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共同进步。我可进一步思考立场不同的原因何在，他们的表述有无道理？再反过来审视我自己的观点。

　　刘：您能否对中国大陆的年轻传播学人提一些研究建议？

　　李：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素养应相互配合，离开人文关怀而一味向自然科学靠拢，未必是好事。人不是机器，抽离人文素养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不知所云。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过于强调研究方法。老实说，学会研究技术不容易，也不难，但是人文素养、敏锐性（sensibility）则必须是长期浸淫的结果，这不是研究技术能教我们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资助许多各学科的专家，研究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家强调政治因素，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因素，各吹各的调，最后兜不拢。香港一些老报人没有吓人的理论，但是有通观通识，对中国的见识深入，金庸在《明报》的社论中有很多剖析中国问题的好文章。要是对问题没有切己之感，则理论和方法可能割裂得支离破碎。我们相信专家，而不迷信专家。专家也有一见之偏。

　　研究方法固然不是一切，却不能因此贬抑研究方法。中国内地一些传播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方法、没有理论视野、没有问题意识，只是靠聪明和灵感。灵感是不可持续的，有时灵光一现会写下一句好想法，但因为缺乏逻辑、纪律和证据，下一句往往就自相矛盾了。我们向西方学习，就应该学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只学些研究技术，所知道的研究技术就只有那几种而已。学会了做问卷调查，就只会做问卷调查，而且认为世界上唯一的方法就是问卷调查。

　　我常劝我的学生，技术要学好，但若不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源头下点工夫的话，不能高瞻远瞩，境界是不会高的。有的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东西，有的未必是实证主义的东西。我自己赞成实证研究，但辅以解释性的路径，最好能够结合在一起。

　　此外，还要用活的方式，学习学术品味和境界。我劝我的学生，选几种性之所近的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揣摩作者如何问问题，如何解答问题。所谓经典著作，就是每次读必有所得，经得起时间考验。这样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日积月累，他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逐渐内化成为你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境界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这些也许卑之无高论，真正能做得到的人却极少，因为多数人是无法持之以恒的。

　　【参考文献】

　　李金铨，2004，《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载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24页。

　　李金铨，2008a，《过度阐释“公共领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2月号，第122～125页。

　　李金铨（编），2008b，《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台北：政大出版社。

　　李金铨等，2011，《三十年河东与河西：国际传播再出发》，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第16期，第1～14页。

　　李金铨（编），2012，《报人报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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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独领风骚，奠定传播研究的基础。二战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取代芝加哥大学在这方面的地位，取径和旨趣截然不同，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详细追述其间的变化。

　　② 微观的社会心理学认为媒介效果甚微，但宏观的社会学（例如现象学）却以为媒介强化人们的固有立场，涓涓滴滴，营造舆论的气氛，潜移默化，岂不是发挥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长期效果？后来，文化批判学者提出“意理霸权”，理路不同，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单位：李金铨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刘兢系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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