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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政府绩效就成为一个既为学界所关注又具有政策意义的问题。对“善治”的讨论来自于国际开发组织，这一概念随后在其他领域也开始盛行起来。“善治”的“正式”定义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以及其他捐赠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治理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做出决策的过程和执行（或非执行）决策的过程”（联合国，2006）。

　　在国际开发组织对治理的研究中，世界银行关于善治的著名的六维定义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诸如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政府效能、法治、反腐败等（Kaufmann et al.，1999)。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他组织为帮助改进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所做出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在实践中，为实行“善治”所做的这种努力以及为其鸣锣开道所开展的讨论曾经受到过严重的打击和批驳。当然，关键问题在于对治理质量的测度指标所持的意见各不相同(Nanda，2006)。这些西方机构的专家所设计的测度指标常常被批评为脱离实际。特别是，通过将援助条件附加到治理改善指标之中，国际组织援助项目日益政治化的倾向广受诟病。本项研究旨在扩大我们对善治的认识。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于把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看作是一种新维度，这有助于解决目前有关善治的文献严重短缺的问题。当前文献短缺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这类文献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绩效的。本文所探讨的六个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由于理论界缺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府绩效方面的比较研究，本课题可以为之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文以探讨“善治”为起始，将其视为文献研究的一个领域，也将其视为一个为促进发展所做出的国际性努力，随之介绍一种以国民为中心的有关“善治”的视野，本文利用这种视野旨在建立有关国民评价的假说：国民对政府绩效给予较高或较低评价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假说在随后的表述中将会提到，对其自变量也将作出解释。本文还利用一些篇幅从方法学的角度来介绍因变量：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随后对结果加以陈述，最后部分是讨论与结论。

　　二、善治“运动”

　　国际社会对善治的关注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那些岁月里，国际社会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文献、工具与实践方法。这种运动认为，“善治”对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而“恶治”或“劣治”则被视为发展失败或延误的根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关援助部门是呼吁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发展目标的主要力量。

　　对善治的强调是有意义的，因为世界要实现诸如“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认为善治的特点应该包括参与、法治、透明、回应性、一致性方向、公正与包容、效能与效率、责任心(Kaufmannetal.，2008)。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尽管认识到这样的目标竭尽所能也难以实现，但还是认为应该采取行动朝着这样的理想迈进，以便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对于把“善治”的理念变成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来说是最为成功的努力(Kaufmann etal.，2008)。这种指标从六个维度来检查一个国家政绩表现的质量：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无暴力事件发生、政府效能、调控质量、法治、反腐斗争。《全球治理指标》从不同来源收集资料，可以使政策研究机构在全球范围来比较政府绩效。在1993年首次开展的调研中，《全球治理指标》课题仅依靠13个资料源，得出一个涉及173个国家的指标。到2008年，这个指标得到扩大，包含35个不同来源的资料，涉及212个国家(Kaufmannetal.，2008)。这些资料主要是依靠感性认识得来的，即有关于政府绩效的主观数据，源自商业风险评估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调研。

　　《全球治理指标》也许是最全面的、方法最严谨的评估政府绩效的量值，但是依然面临着几个观念性的挑战。例如，主要依据专家所做的民意测验的可靠性有多大？许多人认为这种民意测验样本量小，经常带有经济收入的色彩，也就是说，带有倾向经济上更为成功的国家的偏见。许多监督组织如“自由之家”、国际特赦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是尽人皆知的，其数据就是《全球治理指标》的根基。因此，这种组织所做的评估可能会有倾向性，例如，倾向于已经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近年来，《全球治理指标》力图在其数据源中加入较大规模的普查结果，包括一些家庭普查，但是对这样的数据所做的解释是否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还依然是个问题。

　　人们会对这些指标的效力提出质疑，指出这些被认为是孤立的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例如，人们会发现在非洲国家中“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之评估是一个表示民主强度的指标。与此同时，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人们都会在《全球治理指标》中找到一个政府绩效的指标。这两个指标显然是由两个不同的组织策划和构建的，但彼此之间却非常吻合(Bratton and Chang，2006)。这一发现涉及到相对民主化进程中的“程序化”争论，也就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是否应该走在建国之前还是之后的问题(Rose and Shin，2001)。布拉顿和张氏(Bratton and Chang，2006)认为，既然民主化（根据“自由之家”的评估而测定的）与建国（由《全球治理指标》而评估的）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就不该有先后顺序，而是应该携手并进。相关的民主指标和政府绩效指标可以相互印证这一发现，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指责，这种指责认为，在现实中这两种指标实际上被用来评价同一事物，尽管在概念上两者大相径庭，是由两个不同的组织创立和发展的。

　　在把“善治”观念转换成政策工具的过程中，除了观念和方法问题之外，还有大量论争发生，原因在于通过限制性援助来实施善治措施是不会产生效果的。既然对治理的范畴和评估达不成共识，就无法制定普遍接受的措施来真正提高治理能力(Nanda，2006)：如果你不能对政府绩效做出评估，你就不能改进政府绩效。经验表明，从治理能力提高与债务免除的关系来看，治理能力正在提高的国家并没有得到债务免除的回报(Nanda，2006)。尽管开发机构否认受限援助的政治性质，声称它们的援助旨在促进政府绩效而不是民主，但是研究表明，民主和政府绩效如果彼此相分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认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不应该宣称自己不带有政治目的，而是应该明确地宣称其开展援助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治理水平和促进民主发展(Santiso，2001)。

　　在接受援助的国家当中，对由西方制定并强制实施的准则的抵制依然强烈。为了强迫发展中国家进行政府改革，西方有时候把“善治”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描写成“意识形态帝国主义”(Blunt，1995)。政治和非政治目标之间的紧张局势肯定十分强烈，西方想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任何努力不是徒劳的也是困难的。因此，中国最近参与援建工作，而不附带任何政府改革条件，似乎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Naim，2007)。

　　三、国民与政府绩效

　　不管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存在与否，到目前为止，《全球治理指标》以及其他指标并没有在其数据源中吸收国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当然这不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资料，因为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种调查有许多涉及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如“世界价值普查”以及各种地区性的晴雨表。例如，《亚洲晴雨表》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调查国民对政府在环境、卫生、公安、国防、养老等方面的开支的意见。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的全国性普查中，如《亚洲晴雨表》、《拉丁美洲晴雨表》、《新民主晴雨表》以及《非洲晴雨表》。诸如世界银行研究院这样的评估机构认为，这样的普查数据可靠吗？或说，我们应该担心公民缺乏评价政府绩效的能力吗？虽然我们眼下对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这种普查可以使研究者把重心从外在的政府绩效评估者转向内在的政府绩效评估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绩效的终极内在评估者是某一具体国家的国民，他们是由政府提供的商品的消费者。

　　只要人们开展关于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就会发现相关的研究凤毛麟角。可想而知，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有关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文献寥寥无几。一般说来，这样的问题经常在民意测验中提到，往往用在政治分析当中。例如，在美国政治文献和实践中，“总体来说，你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朝着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方向走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常被用来预测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对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测量很少作为因变量来分析。

　　换言之，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经常用来解释一种政治现象，但本身却很少得到解释。我们对国民满意度会如何导致选举结果和国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的变化了如指掌，但是对导致国民满意度的真正因素却知之甚少。公民对政府绩效满意的因素是什么？是家庭收入的增加吗？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还是低通胀率，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文献实际上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但是我们也不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政治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政治信任的文献，也就是公民对政府机构（如国会、法院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在这种文献中，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往往被当作自变量来处理，就是一个能够说明政治信任程度的因素。在这种调研中，从公民满意度似乎可以看出，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指标的质量，如收入水平。公民满意度还可以用来解释其他事物，而自身却无需加以解释。此外，很多人往往把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混为一谈。在关于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指标难以测量，与具体部门息息相关。例如，在公共行政管理文献中，人们可以找到与具体部门或问题相关的客户（公民）满意度的研究案例，而不是有关对政府绩效或治理的整体满意度的研究案例。但是对政府信任度的测量易于得出，而与善治的相关因素却含糊不清(Bouckaert and van de Walle，2003)。

　　这种研究似乎的确可以说明个人满意度、对政府满意度和对政府信任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显然受到政府绩效的影响，例如在反腐斗争、经济发展、教育提供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政府绩效可以影响公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例如，据发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全球治理指标》中对政府素质的几个测量方法密切相关，其相关度超过与实际人均收入的相关度(Helliwell and Huang，2006)。把因果关系倒转过来，公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就可以推导出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公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Mishler and Rose，2001；Wang，2005)。由此可以表明，要说明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我们可以从政治学文献中影响政治信任度的因素入手。

　　四、假说的构建

　　以有关政治信任的文献为基础，本课题的一项主要任务在于探讨可以揭示出影响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因素。本文的其余部分利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旨在找出影响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的变量。有关政治信任的文献浩如烟海，但是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研究发现划分成几种假说：

　　绩效假说

　　公民对政府的评估和信任度与政府绩效密切相关，如对经济的发展、对失业问题的解决、对腐败现象的斗争等方面的绩效(Nye et al.，1997)。

　　公民评定、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考虑事物的优先顺序在发生变化，从物质问题转向民主和自我表达问题。随着公民的期望值增加，对政府批评的力度会加大(Inglehart，1990，1997；Norris，2002)。

　　公民评定、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可以展示复杂的模式。一方面，从唯物观向后唯物观的转变以及一种后现代世界观的出现，整体来看意味着公民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批评；另一方面，后唯物论和后现代世界观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公民更有可能感到对环境或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提高(Inglehart，1990；1997)。可以认为，这还意味着具有更坚定的后唯物论或后现代世界观的人会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

　　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公民对政府的感知与个人的政治认识、政治觉悟、政治参与、对同胞的信任度以及其他因素密切相关(Almond and Verba，1963；Putnam，1993)。

　　除了这些假说之外，还存在某些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例如，在政府绩效的各个不同方面，对现代价值有较强信念的人（因此就是对后现代价值有较弱的信念的人）会更强调政府确保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而具有较强后现代价值观念的人可能会更强调政府在确保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这些作用是否可以通过现有的数据梳理出来，我们在以下部分中会看得出来。

　　我使用这些假说来组织根据《亚洲晴雨表》中的成套数据所确定的变量。具体说来，可能会影响个人对政府满意度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较后面的分析中将是自变量）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组变量是关于个人满意度的。假定政府政策及其贯彻执行的一个目标就在于使公民得到满意。在《亚洲晴雨表》中，对个人满意度的几个层面做了测量。通过变量因素分析，来确定以下种种因素：

　　1.硬性满意度：我把个人对住房、生活标准、家庭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称之为“硬性满意度”。这关系到“硬性”因素，或使人有能力或无能力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

　　2.软性满意度：我把个人对家庭生活、休闲、精神生活、友谊及整体生活的满意度称之为“软性满意度”。这反映着人生的较多的软性方面，与上面列出的硬性因素可能会有或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方面的满意度可以对政府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3.公众满意度：我把个人对公共安全、环境状况、社会福利体系和民主制度的满意度称之为“公众满意度”。这个变化因素可以捕捉到个人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感受；因此会直接受到政府绩效的影响。

　　4.主观性福利：这是通过个人对几个问题的回答的平均分值来确定的，问题包括个人对幸福感的感知程度、享受生活快乐的频率、是否会实现对生活的追求。这完全是用另一种方法来测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估价。

　　5.政府的冷漠：如果公民感到政府官员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就会不满意。在所使用的成套资料中，这是通过个人的两种总体感受确定出来的，一是他或她感到政客一旦当选，就不再关心公众的利益了；二是政府官员不在乎一般公民的想法。

　　6.腐败：公民如果感到在治理国务的公务员当中腐败盛行，那么他们就会感到不满意。在调查中要明确地问个人对两个问题的感受，即，在政府中腐败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用对这两个问题回答的平均分数来代表个人对腐败程度的感受。

　　第二组变量是根据公民批评所做的测量。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2002年提出的公民批判学说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在1990年和1997年提出的文化转向学说、后现代主义，以及英格尔哈特与威尔泽尔2005年提出的自我表达学说都强调影响公民对政府感受中的价值变化的重要性。这些学说认为，一旦经济发展使公民有能力改变所考虑的问题的重要性的顺序，从物质安全转向政治抱负，那么他们就会对政府做出更多的批评。《亚洲晴雨表》提供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数据来评估在价值变化中这种生存—成就—表达的顺序。可以构建一种“现代价值”指标和一种“后现代价值”指标，且包括在本分析之中(Wang，2007)。

　　7.现代价值：个人强调成就、勤奋以及相似的价值。

　　8.后现代价值：个人强调表达、欢乐和政治权利。

　　9.信息：“公民批评”学说和“公民文化”学说都认为掌握信息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感受。在本文中，对信息的掌握是通过对互联网的使用来测定的，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知识密集的程度，人们生活中知识—信息越密集，就越有可能批评政府。

　　10.“公民批评”学说和自我表达学说都认为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批评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组变量与文化转向与生命周期学说相关。

　　11.年龄与年龄代：这两个因素在“文化转向”和“生命周期”学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转向”学说认为在一代人取代另一代人的过程之中价值观发生了变化(Inglehart，1990)。因此在正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如中国和印度较晚辈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批评型公民。在已经迅速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中，如日本，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也会存在，因为不同年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长大成人。

　　但是生命周期学说则认为人们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因为年轻人和年老人不同：当年轻人变老时，他们就会有老年人的价值观。例如，年轻人很可能变得更加激进和更加左倾，但是当他们到了老年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保守。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文化转向或生命周期），年龄差别都有可能在个人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中表现出来。

　　第四组变量是公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变量。

　　12.政治效能：个人是否感到有能力理解和影响政治，这是“公民文化”和“社会资本”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本课题中，这是通过选取两个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定的：一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有权力来影响政府政策或行动的评定；二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感到由于政治和政府过于复杂而不能理解的评定。

　　最后是宏观变量。

　　米史勒和罗斯（Mishler and Rose，2001)把国家级宏观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用来说明政治信任度。这样的变量，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于说明综合数据组中的国家差异比国家模型的效果要好得多。在本文回归分析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中，加入了几个变量：经济增长率、通胀率、政府腐败程度（根据国际透明组织评定准则测定的）、政府效率（根据《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政府效率”指数测定的）、话语权和问责制(也是根据《全球治理指标》中的指数测定出来的)。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亚洲晴雨表》2008年数据组只包含六个国家的数据。因此，宏观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解释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国家模型也包含在内就更是如此。在分析中，我一开始就引入了这些国家级变量和国家模型。当分析表明某些变量不相关或无足轻重时，为了使模型精致，就将其舍而弃之。

　　五、公民满意度的测定

　　这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亚洲晴雨表》2008年的普查结果，涵盖六个亚太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被普查国家的抽样量以及其他信息见表1。这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六个国家，因此这里称之为六“大国”。

　　《亚洲晴雨表》要求接受调查的对象回答有关政府绩效的几个问题，以此来测定公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受调查人要回答自己认为政府处理事务的能力如何，包括经济、政治腐败、人权、失业、犯罪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加移民、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环境问题等。

　　如前所述，满意度与具体的问题或行业息息相关，因此，公民对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或领域的满意度似乎应该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有数据表明，公民对各种不同领域或工作的满意度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就政府处理前六个领域——经济、腐败、人权、失业、犯罪和公共服务质量等问题而言，尤为突出，形成一个高度聚合群。为了精致起见，可以利用这六个领域满意度的均值来代表个人对政府绩效的总体满意度。这将成为下面分析中的因变量。

　　图1给出了六国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均值。从总体来看，澳大利亚人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中国人，日本人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最低，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印度人似乎居中。

　　这种国家均值对比方法的问题显而易见，它主要是忽视了每个国家内在的差别以及在其中所做的具体抽样。国家内部的差别最大的是印度和美国，最小的是中国和日本。

　　假定抽样至少是在次国家级别上才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在某国某个地区进行的抽样，其人口却代表着其国家）。在同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在同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提供有趣的画面。在印度，最高满意度出现在孟买，为3.6分，满分为5分；而最低分出现在加尔各答，为2.77，结果却有近乎一个点之差。在中国，最高满意度出现在沈阳，为3.84分，满分为5分，而最低满意度出现在广州，仅为3.32分，结果有半个点之差。调查结果显示了在中国所调查的十个地区的公民是如何评价政府绩效的。我们可以将其调查结果与其他各国的均值相对比。广州市民在被调查的中国城市中满意度最低，给中国政府绩效打的分数只是略微比美国公民给政府打的平均分高一点儿，它低于印度国民给印度政府打的分。

　　公民意见与专家意见

　　在说明这些国家的公民对政府绩效满意的原因之前，把他们的评价加以综合认识也许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观点与世界银行的政府绩效指标相比较，则可以看出天壤之别。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公民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与世界银行的专家的看法大相径庭。就2008年而言，把六个维度（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满足度、政府效能、调控质量、法制和反腐斗争结合起来看），世界银行把这六个国家排列的顺序定为：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印度、中国、俄罗斯。

　　各国新的政府绩效指标显然对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评价十分高。六项分数的值域从-0.25到+0.25，就其均值而言，澳大利亚被评为1.65，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几乎属于前94%以上的美国被评为1.36，百分比数约为87%，日本为1.21（约为84%）。而中国的平均分只有-0.47（39%），印度为-0.17(46%)，俄罗斯为-0.73(21%)。虽然我们从公民那儿得到的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在六国当中表现最佳，但是《全球治理指标》却说明中国和印度政府与俄罗斯一样，表现最差。

　　澳大利亚当然是一个理想的范例，专家认为其政府质量高，其公民对其政府绩效的满意度高。分歧最大的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公民似乎对政府非常满意，但专家认为政府质量非常低下，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政府绩效的公民感受和评价之间的这种差别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但是下面的分析也许会提供一些启示。例如，《全球治理指标》所依赖的六个维度可能在不同国家的公民心目中具有不同的份量。在中国，世界银行对政府效能的评价实际上相当高，而对话语权与问责制和反腐败斗争的评价却很低。也许中国公民至少在眼下认为政府效能是最重要的，因此感到满意，尽管政府在“话语权与问责制”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做得还不够。与此同时，我们下面的分析还表明，就个人而言，有些因素对他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的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明有些国家的公民对政府高度满意的原因，尽管专家对其评价很低。

　　六、对公民满意度的说明

　　（一）双变量分析

　　首先看看我在前面确定的解释性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表2的最后一行表明，这些解释性变量中的大多数与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个人的满意度不是与个人的经济状况（硬性满意度）和个人生活的软方面（软性满意度，如婚姻和友谊）相关，就是与公众问题（公众满意度，如教育和公安）相关，它们都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而且公众满意度似乎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关系最为密切。主观福利似乎也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这些发现似乎可以证实政府绩效，也就是说，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取决于政府绩效。

　　相反，政府的冷漠与对政府的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相同的模式也适于腐败。这看来不难解释：如果一个人感到政府对国民漠不关心（冷漠）或中饱私囊（腐败），那么就有可能对政府绩效感到不满。这又证实了政府绩效：政府绩效的阴暗面会导致公民的满意度下降。其他变量，包括政治效能、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以及互联网的使用只与对政府的满意度有轻微的关系（因变量）。因此这张相互关系表只给几种假说以微弱的支撑，包括国民批评、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以及国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二）多变量分析：与国情相关的模式

　　当把这些解释性变量植入与国情相关的回归模式中时，前面确定的双变量模式似乎就会重生。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公众满意度、感知中的政府冷漠和腐败会严重影响个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个人对公共问题越满意，如教育、医疗、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就越有可能对政府绩效表示满意。相反，如果一个人感到政府官员对国民漠不关心，政府内腐败盛行，他就更有可能对政府绩效非常不满意。

　　除了俄罗斯之外，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硬性满意度）似乎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没有关系。同样，除了印度之外，对情感和亲情生活（婚姻、友谊等，被称之为软性满意度）的满意度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也关系不大。主观福利，即个人对生活感到幸福或满意，似乎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几个国家中，女性对政府的满意度似乎比较低。受教育程度高似乎会导致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下降，与此同时，这也符合公民批评、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模型中的其他因素，如年龄、现代价值、后现代价值、政治效能、互联网使用等，也没有得出相关的重要结果。

　　（三）综合分析

　　当把国家的所有数据都综合到一起的时候，可以看出，几乎所有选出来的解释性变量都会对个人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一，较年轻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则对政府绩效的满意程度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批评、文化转向和后现代学说的肯定。因此，尤其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它们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现代化向前不断推进的阶段，后辈人往往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批评。

　　第二，主观福利、公众满意度、硬性满意度与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而感受中的政府冷漠和感受中的腐败则与其成负相关关系。这就再现出双变量模式，是对政府绩效的一种有力的证明。公众满意度是公民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感受，如教育、环境、公安、政治体制所占的比重最大。这显然说明国民有能力根据公共政策问题来评价政府绩效。硬性满意度涉及公民的收入、住房和生活水平，只会产生些许作用。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综合分析中，软性满意度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会产生负面作用。从软性满意度可以看出个人对他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精神生活的感受，因此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软性满意度不会直接影响个人对政府的评价。然而对自己生活较满意的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精神境界的人，因此，他们会是对政府要求较高、批评较多的人。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就可以说明这个变量是对政府满意度产生负面作用的原因。

　　第三，后现代价值与对政府的满意度呈正向关系。乍看起来，这与直觉感受相违背：自我表达和公民批评学说预测，多数后现代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比较苛刻，因为就生活的不同方面而言，其中可能还包括政府，后现代派公民对满意度有较强的意识。

　　七、讨论和结论 

　　本课题所涉及的国家数量少，因此，无法在模型中对很多国家级变量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加入多于一个的额外变量也不会提高统计运算的空间。因此，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战略在于扩大这种分析，使其覆盖近年来《亚洲晴雨表》普查过的所有国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混合模型与当前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相比，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一个国家之内的差别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所作为的根据。例如，就中国来看，满意度在广州最小。广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的前沿，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种经济发达与公民满意程度低之间的矛盾性共存甚至会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公民的满意度在沈阳最大，这是中国东北的一个落后城市，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大约长达十年之久。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新的数据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呢？

　　就个人程度因素而言，本文似乎既可大有所为又无所作为。我们认识到对公共问题如医疗和教育的个人满意度与对政府满意度的正向关系最大。因此，政府还应该努力缩小与国民之间的距离，这样，公民就会感到政府官员的冷漠态度有所减少。政府还应该认真地开展反腐斗争：一旦国民感到政府内部腐败盛行，就会对政府感到强烈不满。

　　好在这些研究成果似乎可以为善治提供明确的标准：要赢得公民的支持和感情，政府必须保障公共利益、贴近民众、减少腐败。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只不过是在重复人所共知的招数。可是问题在于，政府领袖是否有得力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确切地说，除了开“空头支票”外，他们是否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要用20年时间来开创“善治”时代，在这个方向上我们依然面临着根本性的障碍，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善治的范畴，我们清楚地知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本文的确可以证明，公民的满意度对政府绩效的“客观性”是相对独立的，如果这里所谓的“客观性”指的是专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的话，那么被《全球治理指标》评为质量低的政府有时候却得到公民的高度评价。如果政府能够确定公民最关心的领域，能够把精力集中在这种领域中，那么即使在某些维度上暂时存在滞后，公民依然会打出高满意度的分数。例如，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虽然政府在提供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滞后，但却在增加收入、提高公共安全、福利和就业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公民似乎对政府都持高度肯定的看法。

　　一个国家一旦登上发展的阶梯，公民的要求就会增加。这时政府只保证增加收入是不够的，也许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从以物质为基础走向以规章为基础，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要求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可能如本课题中美国和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对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开发组织来说，关键可能在于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抱以最高期望的领域（如“硬性满足度”方面），支持政府在这些领域中加大投入。

　　（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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