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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网友就其商品房产权只有40年一事咨询四川阆中市国土局,国土局网站做出“40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的回复,引起广泛关注。阆中市国土局不得不承认“言语不当”,并公开致歉。这件事只是每天上演的网络舆论浪潮的一小部分。在前微博时代,这类小冲突不太可能得到媒体的迅速报道,也很难形成舆论压力。然而,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发展使得中国基层政府被迫透明和公开道歉,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改革红利。
网络给社会带来的益处颇多。微博的出现让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下相对自由地表达自身观点,这本身即是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的体现。微博让公民能够使用虚拟工具较为普遍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随手拍火灾隐患、随手拍丢失井盖、随手拍失散儿童,无断点的移动化生活可以让网民在街头随时随地实时发布信息,这一技术动因是社会全面信息化的开始。公车私用、官员公共场合不当行为、萝卜招聘等不良现象的曝光,使得网络成为反腐的刚性力量。
除了看得见的社会监督性爆料之外,网络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政府的决策过程。政府某些未充分进行民意协商、科学决策的政策一旦出台,往往很容易招来舆论反弹。例如,闯黄灯处罚规定出台后,引发公众热议,有关部门从谏如流,及时调整,这就是一次很好的官民良性互动。新形势下的网络群众路线需要的就是有关部门放低身段、接受监督、良性互动、合理决策。网络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使得更多的决策民意反馈提前,而非事后激辩,这必然能够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在韩亚航空旧金山坠机事件中,波音、韩亚航空都开设微博,而澳大利亚总理也经常在微博中发言,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人和国际网民能够参与到中国舆论场中发言,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开放的象征。至于微信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更让人看到中国IT公司国际化的曙光。
网络红利和改革红利是相伴相生的,网络舆论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给改革路径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可能。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改革过程中网络舆论多元化是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从众声喧哗中发现符合改革稳定所需的措施建议,毫无疑问是影响改革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网络红利显然不是唾手可得的馅饼,不善用就会变成网络陷阱。网民要珍惜难得的言论平台,不宜触犯社会稳定底线,不宜在公共传播平台中发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言论,污蔑诽谤他人。网络宗教传播达人延参法师曾经谈到他的微博关注原则:不关注公知。原因是公知的污言秽语太多,一言不合即开骂。法师表示不解:这些人在家里也这样说话吗?面对父母小孩也这样说话吗?公共传播平台中戾气丛生,秽语盈屏,反映了在网络中有话好好说也是一种难得的品格。
当然也有人质疑延参法师不在庙里念经,为什么跑到微博里面来瞎混。对此,也有人解释:世界无处不是道场,民众在哪,参悟在哪。这话里确实也透着几分赶上时代的禅机、善用网络红利的味道,不知是否能够给我们某些患有网络恐惧和网络敌视症的官员一些启示。(作者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