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今日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着六大障碍：

　　一是成本障碍。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依然根深蒂固。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形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文化障碍。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这其中既有在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显性的制度排斥，又有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隐性的心理排斥。各城市在接受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同时，排斥作为社会成员的外来人口享受城市的各种权益。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