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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城管是备受指责而又不可或缺的城市风景,相信不少人会有同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管承担了太多的任务,也摊上了太多的事儿。
“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城管队员的感叹,折射出当下城管执法遭遇尴尬后的无奈。
城市离不开管理,管理需要城管队员;有管理难免有冲突,化解冲突更需相互体谅。为此,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关注城管执法尴尬”系列报道,客观看待现阶段城管执法面临的尴尬,理性分析尴尬背后的深层原因,积极探寻如何走出城管执法困境,敬请关注。
——编 者
6月23日,是天津市某区综合执法局小王的大喜日子。婚宴上,岳母向来宾介绍小王是城管队员。小王面露不快,岳母连忙改口说:“不不,是城市综合执法人员”。敬酒间隙,小王几度叮嘱伴郎伴娘:“宾客们问起来,千万别介绍我是城管队员。”
好好的工作竟成了打哑谜,小王也很无奈,“现在媒体上关于城管的负面报道是铺天盖地,作为城管队员,确实感觉有些抬不起头。”
小王的无奈,折射出城管执法遭遇尴尬后的身份认同。
城管到底怎么了?
打人与挨打,冲突的产生与工作性质不无关系
有关城管的报道最近很火,就像入夏的气温,一浪高过一浪。
辽宁抚顺城管打人的视频刚刚冷却,5月底延安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再度引爆舆论。颐指气使的“大盖帽”与小商贩展开群殴,这似乎再次加深了人们对城管的不良印象。
在人们对个别暴力执法城管表示不满的同时,有关城管挨打的新闻同样引人关注:有城管执法时被刀刺伤;有城管执法中被扒衣羞辱;有城管巡查时遭伏击受伤。
舆论喧嚣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城管到底怎么了?这得从城管的诞生说起。
10多年前,工商、卫生、质检、农业等行政执法都是城市管理部门,分别履行各自的执法权。多头执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一事多罚、多头处罚让商贩叫苦不迭,与此同时,由于分工不明确,一些部门趋利避害、挑肥拣瘦,形成了“有利的争着上,无利的绕着走”,群众戏称“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
“城管从诞生之初,啃的就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据了解,为解决多头执法和执法空白问题,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行政处罚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宣武区在全国率先启动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2002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工作。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正式挂牌成立。据统计,目前全国656个城市中已有621个城市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占城市总数近95%,大中城市几乎都开展了此项工作,个别地方已经延伸到乡镇一级。
因为执法对象的特殊性,城管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与小贩的冲突。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杨小军认为,如今多发的城管与公众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城管的工作性质。他说:“城市管理的标准和一些百姓的生存、谋利需求是冲突的。最典型的就是游商,城市管理不允许游商存在,但是我国的国情是不少人只能靠做游商来解决收入问题。这样,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城市需要城管吗?
城管职责表述为7+X,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每当有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舆论大多会同情小贩、指责城管,甚至有人提出:撤销城管!
“如果真让城管们歇几天,队里的电话绝对会被打爆。”不少城管基层执法人员表示:露天烧烤、乌烟瘴气、渣土遍地、交通堵塞……如果城管真不管了,小商小贩乐意了,居民又该投诉了。
尽管在人们印象中,城管最常见的工作是清理沿街的小商小贩,但事实上,人们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是靠城管在维护,有的城市城管工作多达300多项。
300多项工作还不是终点,杨小军解释说:“城管队伍在组建之初负责七八个方面的工作,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逐步把一些新职能划归城管,所以城管的职责范围只能用7+X来表述,7是各个城市基本相同的: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的违法违章建设、市容管理中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建筑物、工商无照商贩、城市绿化、道路交通侵占道路、环境保护。而X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项目,且在不断增加。
这个X究竟涵盖哪些内容?
某市城管执法局2012年处理违法行为65.9万起,其中包括净化重点学校周边环境,整治三级医院周边环境,查处餐厨垃圾问题,清除山寨指路牌及临窗广告,消除进京通道沿线环境隐患,协调新建便民菜市场、便民信息栏……
由此可见,城管工作深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张跃进介绍,根据部门职能,苏州城管除了执法,还担负着市政道路养护、地下管线管理、城市照明管理等13项职责,是政府服务群众最为前沿的部门,也是任务最为繁杂的部门。城管还是一支“随叫随到”的“百搭军”,大小各类综合治理,城管必不可缺。
“自家门前摊点多了,居民要投诉,说城管不作为;城管执法时,居民却又指责城管不给人活路,城管容易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苏州城管执法局一位工作人员如是感叹。
城管离了临时工行吗?
城市规模扩大,城管任务加剧,但编制没变
城管出事,大多是“临时工”惹事,这是事实,可城管能杜绝“临时工”现象吗?
至少现阶段不大可能完全不用“临时工”,杨小军认为,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管职能范围、负责事项指数增长,但城管的编制却几乎没有增加。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8年印发的《城镇市容环境卫生劳动定额》中关于“市容环境卫生监察、执法人员的定员数,按城市人口的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另行配备。特大城市和旅游、开放城市可适当增加人员配备”的规定,全国一线大城市基本上没有配备充足的城管执法人员。北京城管现履行包括市容环境在内的13个方面的行政处罚职能,目前只有7000余人的执法力量。
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城管人手更是捉襟见肘。苏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已接近1∶1,总量达1200万,城市管理任务日趋繁重,城管要负责对辖区内的路面巡查、纠处违章、案件查办以及开展综合整治等工作,城管人员节假日照常轮班,平时也很难保证有双休日,每位城管人员平均每年加班天数达40多天。
据杨小军介绍,城管队伍在组建之初有过细致的编制方案,根据当时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并结合当时城管的职责范围确定。如今,10多年过去了,不管从城市规模还是城管的职责范围来看,当时的编制标准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编制跟不上,业务量又在增加,聘用“临时工”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既然避免不了用‘临时工’,那就得对‘临时工’加强管理教育。”苏州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表示,除了严把“临时工”的进入关,还会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同时明确“临时工”的工作是帮助执法人员搬运收缴物品、配合城管队员巡视、劝导无照游商,还会负责重点点位的蹲守,发现情况及时通知城管队员。
一线探访
城管队员的酸甜苦辣:
不怕苦,最怕不被理解
黄庆畅 陈晓婉
6月26日下午,笔者随北京市朝阳区城管监察局建外分队的4名例行巡查的城管队员走上街头,行至光华路上一家麻辣烫小店时,城管队员发现该店的营业桌椅摆放到了临街的路上。店家看到城管来了,连忙将桌椅往店面里收拾,并忙不迭地道歉,保证不再犯。短短一分钟工夫,原本拥挤脏乱的临街小道被清理干净。
就在笔者感叹执法效率之高时,随行的建外街道办副主任杨晓昇讲起了发生在当天上午的一件事,在长安街辅路朝阳区盛世嘉园门口,建外分队的城管队员们就和一个“老朋友”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较量。
上午10时许,城管队员巡视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推着三轮车贩卖荔枝。城管队员走近一看,正是和自己屡屡打交道的王某。而就在一天前,王某刚刚被建外分队的城管劝阻过。
说王某是“老朋友”一点儿都不为过。近两年,王某兄弟四个人北漂做起了游商生意,靠卖时令水果挣钱,频繁活跃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交通要道。建外分队队长袁庆武说,王某跟分队的队员们相当“熟悉”,即便城管不穿制服,200米内王某也能认出城管队员来。
尽管王某的“反侦查”能力强,但城管队员还是赶在王某逃离之前控制住了满载荔枝的三轮车。让人惊诧的是,王某没有奋力抗争,而是淡定地从腰间掏出对讲机,通知他的同伴们“城管来了,我被抓了”。
向同伴们通报消息后,王某牢牢地赖在了三轮车上,任凭城管队员怎么劝说就是不肯离开,时不时骂几句含混不清的脏话,并向执法的城管队员吐口水。
一两分钟工夫,王某的妻子以及众多亲戚闻讯赶来,眼看王某的谩骂没有效果,王某的妻子开始使用苦情战术。她死死抓住执法人员的胳膊,诉说自己有多么不容易。城管退一步,她就跟进一步,逼得城管节节退让。当城管人员试图开具处罚单时,王某的妻子着急了,她开始抓住执法人员的双手阻碍其写字。为防止与其发生肢体冲突,执法人员不得已将自己双手举过头顶。就这样,一会儿谩骂,一会儿诉苦,王某和妻子轮流“铆”在了三轮车上,怎么也劝不下来。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王某的亲戚趁机起哄,有的还对执法录像的女城管队员指手画脚。无奈,城管只好请求辖区民警支援。11点40分左右,10名城管执法人员和2名民警将王某的三轮车带回了城管队。
“执法中我们有严格规定,是绝对不能使用暴力的。”城管队员张满仓说,为了避免冲突,北京城管基本上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建外分队有位50多岁的城管队员,有次劝阻一个小贩时,话音未落就被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甩了一个耳光。
有的城管队员一年要磨破三四双皮鞋,有的年过50岁的队员还头顶烈日上街巡查,为的就是实现有序的城市管理。杨晓昇特别希望,少些对立情绪,多些相互理解:大多数小商小贩不容易,城管也要对公共环境秩序负责。他还讲了一个发生在建外分队的“温情故事”:
去年夏天,建外分队扣留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认领车辆时,袁庆武发现车主是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快70岁了。出于安全考虑,建外分队想了个“辙”,让老人家承担起了为周边商户收废品的活儿。后来老人专程跑到分队来请袁庆武吃饭表示感谢。一进小馆,老人跟老板激动地说“要一条50块钱的鱼”。
“50块钱的鱼并不贵,饭钱也并未让老人掏,但这让我们城管尝到了‘理解’的甜味。”至今说起这事,建外分队的城管队员们还无不感叹:城管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城市,换位思考,以心换心,总会得到理解与支持的。
锐评
追问躲在“临时工”背后的人
黄庆畅
□是不是患上了“临时工”依赖症;是不是习惯让“临时工”冲锋陷阵;是不是存在对“临时工”只用不管
前不久延安城管“临时工”打人事件,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再次把城管“临时工”抛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媒体的持续关注,舆论风向也从情绪化的嘲讽,转为理性的思考,并形成一些共识:不管“临时工”概念准确与否,但临时性工作现象确实存在;“临时工”容易“惹事”,但现阶段还真离不了“临时工”。
时至今日,对“临时工”的关注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对躲在“临时工”背后的人,有必要聚焦一下,问问他们是如何对待“临时工”的,看看他们与“临时工”闯祸有何关联。
一问,是不是患上了“临时工”依赖症?一出事,就是“临时工”干的。人们当然怀疑,哪来那么多“临时工”?事实上,就有这么多“临时工”。受编制制约、任务加剧等因素影响,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确实需要“人手”。但“临时工”之普遍、数量之大,特别是有的执法部门,“临时工”远远超过“正式工”,其合理性必要性存疑。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临时工”多的单位,“正式工”并不一定都很忙。有的单位“正式工”越来越懒,对“临时工”的依赖越来越深:感觉“人手”不够,首先想到的是招“临时工”;有什么不好干的活,首先想到的是派“临时工”。
再问,是不是习惯让“临时工”冲锋陷阵?不管是出于“自我表现”还是其他原因,“临时工”总是抢着干脏活、累活。以城管查处路边摊为例,“临时工”往往是冲在最前面的人,真正具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却袖手旁观,仿佛成了“看客”,也有了偷懒耍滑的嫌疑。人们习惯一味指责“临时工”素质低,但往深里想想,“工作态度决定工作机会和待遇”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干活不积极主动,领导一句话,就可能让“临时工”丢饭碗。执法者带着“临时工”执法,不只是为了解决执法资格问题,带队的执法者要对“临时工”执法活动负全责。因此,“临时工”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可以干,可干的事能干到什么程度,执法带队者要心中有数,千万不要把“临时工”当执法时的“炮灰”,也不要把“临时工”当追责时的“挡箭牌”。
三问,是不是存在对“临时工”只用不管?人们在不停追问, “临时工”为什么这么爱“惹事”?其实,问题出在执法现场,根子却在日常管理。“临时工”入门门槛相对较低,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势,加之其工作的临时性流动性,一些用人单位的培训、教育、管理,往往是搞形式、走过场,有的单位可能连形式过场都没有,头脑里压根就没有这根弦,“临时工”的素质提升无从谈起。特别是一些辅助执法的“临时工”,如果事先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没有相应的法治意识,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时,难免会出差错。
“临时工”老出事,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更需要那些直接受惠于“临时工”的人深刻反思。惟有如此,才能为标本兼治“临时工”问题开个好头。
民声
互掐,都是受害者
北京西城 林济生
难道城管真的进入了不是打人就是挨打的怪圈吗?为什么城管和小贩如此对立呢?
其实,城管和小贩一样,需要养家糊口,有着喜怒哀乐,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为生计而奔波的社会个体。小贩看见城管就拼命跑,是为着生存;而城管看着小贩就舍命追,是职责所系,也是生存所需。
大家都为生存,如果为生存互掐,到头来谁都是受害者,谁都有怨气。要走出困境,城市管理者有必要主动转变思维,将城管和小贩的关系转化成“共存共赢”。
共赢就需要沟通。只有沟通,才能消除误解。只有沟通,双方才不会见面如临敌。
执法,也需人性化
陕西安康 陈国琴
这些年,诸如此类有关城管执法与小摊贩之间出现的矛盾可谓是层出不穷。这其中,既存在着一些小商贩占道经营、态度蛮横、屡教不改等情况,也存在城管执法人员动辄暴力相向,以罚代管的情形。
不少小摊贩的经营所得,很可能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因此城管在执法中,应多一些爱民情怀。不仅如此,城管执法部门还应当更多地通过科学有效的途径来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建立更多的农贸市场,为小商小贩正常经营提供平台,化解了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的矛盾。
无论如何,面对城管与小贩之间频繁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亟须各级政府完善城市服务,也需要城管执法部门转变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