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12万名考生走入考场，他们将面对的是一次考验更是一个机会，一个会影响他们未来成长的机会，一个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机会。究其本质，高考是为了人的成长而设定的节点。特别是在当下，高考已经成为一个可选项，毕竟成长有着太多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每个人的未来，都将汇聚成中国的未来。而我们该做的是——

　　为每一个选择高考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为没有选择高考的学生，提供其他成长的选择。

　　试水异地高考，为打工子女打开一扇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高考有数千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非户籍地参加考试。虽然在900万人的高考大军中，这只是一个小数字，但却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进步。

　　“本来准备回老家参加高考的，现在很幸运，在当地就能参加高考。”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来自四川雅安的重庆育才中学高三学生李梦迪对记者说。

　　4日上午，李梦迪上完高中最后一节课，两天后将和其他同学一样赶赴高考考场。作为户口还在老家雅安的外地考生，李梦迪能就地参加高考，主要得益于2012年12月19日重庆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重庆市规定，从2013年开始，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只要具备3年完整的高中学籍，父亲或者母亲在重庆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和住所（包括租赁房屋），无社保纳税门槛，即可在重庆参加普通高考。

　　李梦迪在四川雅安中学读初中，母亲2007年到重庆工作，2010年李梦迪跟随母亲到重庆读高中。李梦迪笑着说：“本来打算高三时回老家参加高考的，去年年底重庆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我觉得很幸运。”李梦迪的母亲张女士说：“我一直很关注异地高考政策，重庆一出台我就知道了，当时特别高兴，不用再两地折腾了。”

　　重庆育才中学高三英语教师邹娟表示，外地考生如果回去考试，因为题型和考点不一样会对成绩产生一定影响。“以高考英语为例，重庆有听力，两篇作文，两个完形填空，而四川的题型只有一篇作文，没有听力，阅读题比较开放。因此考生回老家考试会觉得很不适应。异地高考政策让外地考生免去了重新适应题型的困扰。”

　　李梦迪的同学洪超敏也是重庆异地高考政策的受益者。洪超敏的户籍在福建泉州，因为父母在四川、重庆做生意，洪超敏出生在四川宜宾。

　　“高考报名前，大家都说异地高考政策要出台，但是具体实施时间不知道。本来打算再读一年高三等政策出台，幸运的是重庆今年就实施异地高考，不用再读一年，可以和同学一起参加高考了。”洪超敏告诉记者。

　　洪超敏的妈妈吴女士兴奋地对记者说：“我儿子也在重庆读高一，异地高考政策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之前我经常在网上查、问教育部门，千盼万盼希望政策早点出台，今年终于等到了，而且正好赶在我女儿高考这一年，真是太幸运了。”

　　户籍仍在河北邯郸老家的赵泽华是今年辽宁552名异地高考考生之一。从上初中起就跟随父母在沈阳上学的小赵说：“辽宁和河北语文、外语教材不一样，回去考，肯定影响成绩。赶上异地高考的第一班车，真是太好了！”

　　2012年8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原则上2012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实施方案。截至2012年最后一天，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十多个省份相继公布异地高考方案。

　　“辽宁异地高考的政策很宽松，基本只有高中3年学籍这一个限定条件。”辽宁省招考办普招处处长邓玉波介绍。

　　由于考生多、高校录取率偏低，河南省历年来是中国高考难度最大的省份之一，今年出台“零门槛”的异地高考方案后，有49名外省户籍考生在当地参加异地高考。一名福建籍考生家长刘女士说：“我儿子在河南参加高考并不占便宜，但不必再两地奔波了，这个政策好在以人为本，给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

　　据粗略统计，今年中国有二十多个省份实施异地高考，报名人数达数千人，其中重庆、湖南等少数省份达千人左右，江苏、安徽、湖北等多数省份为二三百人。

　　在前些年实施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这次开启异地高考大门是一次更为深入的改革。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这项改革将有可能改变中国一贯的教育资源计划分配办法。

　　政策不平衡是今年中国初次实施异地高考的现实情况。人口输出省的门槛普遍较低，而人口输入省份的门槛则设定得较高，最突出的是北京、上海、广东。

　　一位河南籍、北京某高级中学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说：“北京的异地高考方案只放开了职业学校，等于原封没动，完全没有诚意。”

　　广东省出台了异地高考“三步走”的方案，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连续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自2016年起才可以在广东报名高考。

　　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平均每个年级有20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解决随迁子女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等困难和压力相当大，如果异地高考不设准入条件，每年还可能有几十万的随迁子女涌入广东，形成“高考移民”。

　　“异地高考虽然仅仅是一小步，但也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进步。”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劳凯声认为，这项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北上广等地方政府对“高考移民”的担心有一定道理。异地高考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资源配置、人口政策、户籍管理、社会管理、财政体制和教育体制等诸多因素，应从国家层面通盘考虑，制定相关举措。

　　“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葛新斌建议，应健全中央、省级、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之间公平合理的经费分担机制，以减轻流入地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把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记者 周凯 茆琛 郭久辉 王莹 廖君 郑天虹）

　　高招新政，为贫困学子拓宽求学路

　　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希望。

　　相关专家指出，通过扩大农村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学子的招生名额和重点高校的参与范围，将有助于推动教育资源的更公平分享，但从长远而言，还须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公平发展。

　　高等教育扶贫成效初显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加大了对农村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生的招生和培养力度，先后于2008年实行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以下简称“协作计划”）、2012年实施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并已取得较好成效。

　　据统计，2008年教育部安排“协作计划”招生3.5万人，到2012年招生名额已达17万人，同比增长386%。今年，全国安排“协作计划”的招生名额更是达到了18.5万个，从中获益的农村学子的数量和比例都有很大提高。与此同时，“专项计划”2012年起安排了1万个重点高校招生计划，今年将增至3万，今年高考定向招生的范围将由680个县扩大到832个县。招生高校由222所增至263所，覆盖所有“211工程”高校和108所中央部属高校。这项措施实施后，全国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将比去年增加8.6%。

　　“‘协作计划’缓解了中西部部分省区升学压力大、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农村考生多等难题，同时也为东部高校提供了招生空间，增加生源数量，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强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项计划将有助于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鼓励学生毕业后回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引导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江苏教育厅招生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江苏定向招生的数量与江苏每年约40万的考生相比，并没有对当地招考指标分配造成压力，未来还有进一步提升计划名额的空间。据了解，江苏省2012年定向招收困难考生指标为650人，分散在江苏数百余所高校，2013年这一计划人数将增加到1300人。

　　“去年‘专项计划’的录取情况形势良好，我校安排了40个名额，面向19个省份，680个连片贫困地区。从学生的报到情况来看，没有学生不来报到。录取分数一般比农大录取分数线低二三十分，但还是要保证达到一本线的基本要求。”中国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旭峰说，中国农业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和“专项计划”的要求非常契合，学校安排了很多涉农专业，也是优势专业，在前期筹备过程中也对这些专业进行了宣传，力保实施效果。

　　寒门如何出贵子？

　　高寒山区、库区、边远地区、革命老区，集“四区”于一身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一些偏远山村的孩子赶到位于县城的金寨一中上课，比从县城去一趟省城合肥的时间还要长。

　　家住全军乡的王议员从学校回一趟家要翻几座山，他的学费全靠姐姐外出打工挣得。在金寨一中高三年级十二个文科班里，他的成绩基本保持在前三名，但英语和语文是他的弱项。

　　“家里条件有限，英语课也是到初中才上的，直到现在，学习这两门课时总感觉很难使上劲。”王议员说。

　　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招生区域包括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属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

　　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郑大明介绍，目前安徽省将从这3万名指标中分到多少名额还没最后确定，但倾斜地区肯定包括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山区。

　　通过自己努力考上大学，走出深山，就业脱贫，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孩子的梦想。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校的扩招，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进入大学学习。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2年间，农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人数由51.2万增至192.6万，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进入普通高校学习的机会已基本相同。

　　这一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另一种“滑落”：重点高校、特别是名牌大学里的农村生源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最近二十年来，北大的农村学生占比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大学农村生源也已不足二成。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资源仍然薄弱，大部分农村学生从起步开始就处于劣势地位；其次，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监管。近年来重点高校更加重视“特长”与“素质”的选拔，农村孩子更成了弱势群体。

　　“和大城市的同学们比，我们的拓展应用能力普遍较弱，因此我一直对考进一流理工科院校信心不足。如今，这种向贫困地区加大倾斜力度的招生政策让我们实现梦想的机会更大了。”金寨一中理科班学生郑永乾连说。

　　金寨一中校长樊兴安介绍，实现名校梦想，农村孩子的确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农村基本没有学前教育。很多小学没有英语老师，有些学校则采用‘跑教’的方式，让英语老师在几个学校间轮流上课。2007年以前，金寨一中每年考进一流名校的学生也就两、三个。”

　　“一个机会就会改变一生，农村的孩子们需要更多走出去的机会。否则，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会越来越狭窄。”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说：“教育公平攸关社会公平，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已实施了一系列推进教育公平的招生政策，包括“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等等。

　　今年继续实施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将在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

　　王开玉指出，要让“寒门易出贵子”，需从源头着力。在改变招生政策的同时，正视农村教育的薄弱状况，解决好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问题，逐步改变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尽量避免他们在“升学大战”中过早出局。

　　政策落实仍需解决诸多问题

　　记者了解到，尽管今年面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招生名额并没有给东部及一些知名高校带来困扰和压力，但业内人士仍担忧没有相关完善的体制保证，会出现一些“寻租”现象或达不到政策预期的效果。

　　一是资格认证机制是否公开健全。“农村户籍、农村常住人口和农家子弟概念都不相同。计划针对的是哪一个，要搞清楚，才能分析准确。”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处长、社会学系副教授熊春文表示，由于“专项计划”要求贫困地区户籍和当地高中三年学籍，户籍制度又将问题带回到二元体制的桎梏中。例如一些城郊具有农村户口的考生，其实家庭情况尚好，但依然拥有三年农村户籍。

　　周旭峰也指出，关于提出的户籍问题，各个省操作过程中会有严格的标准。但从长远说，会不会出现一些发达地区的学生为了上好学校故意到贫困地区就学，高考移民会不会异化成新的形式，还需要国家继续监督和把关，也需要一些规避的措施。

　　二是政策评估机制仍待建立完善。熊春文指出，“协作计划”已经实施了五年多，应该有一些毕业生走向了工作岗位，可以通过他们就业或毕业流向来评估。“他们是否会回到家乡，国家给出什么渠道，是一个问题。我担心的情况是，更多的学生毕业后挤在北上广，原因是中西部的就业岗位的确相对较少。即使成为蚁族，也是个工作，回到中西部地区则有可能面临真正的失业。”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实施的主要是‘专项计划’，刚启动一年多，政策效果还不好评价。这个计划是定向招生，不是定向就业，和以前签合同回西藏服务5年的项目不同。”周旭峰则表示，计划定位是将来鼓励学生回到原籍就业，学校所提供的专业也是希望学生回乡后能学以致用，希望会有新的政策鼓励他们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三是部分省份和高校对这些计划招生的生源管理仍比较薄弱。周旭峰感叹，由于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条件所限，很多学生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加上是降分招生，这些农村学生有些无法赶上学校的学习进度。另外，这些学生大都来自贫困地区，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东部生活水平又相对较高，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也是他们较为困扰的问题。目前他们总体数量还不是很多，分散到各大高校可能就更少，关于他们的管理和帮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得到重视。

　　多举措推动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相关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好政策要落实好，仍需多方努力，短期需要完善各种机制，长期则需从根本上入手，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

　　第一，严格资格认证机制，保证招生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孙强表示，一方面要加大对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报考条件、资格名单、录取分数、录取结果等信息的公开、公示力度，确保专项计划组织实施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格审查，确保考生信息真实准确。省级招办可会同当地教育、公安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确保考生户籍、学籍真实可信。同时，加强对招生计划和生源计划编制、执行过程的监督与管理，防止“挤出效应”。

　　江苏教育厅招生部门也建议，定向招生应当注重遴选生源，输出地在招生质量和程序方面应予以严格把关，切实让这一渠道成为困难学生获得更好教育条件的保证。

　　第二，要建立相应的帮扶机制和评估机制。周旭峰建议，除了学校内部的一些奖学金计划，学校也应针对这些学生建立相应的助贫计划奖学金。在学业指导上，注意利用一些学生社团组织，采取多项措施帮助降分录取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学校也可定期组织访谈或座谈，真正了解计划招生的学生需求。在今后的就业上，希望国家会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回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他表示，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已经从这些方面进行尝试，希望能真正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培养出需要的实用人才。　

　　第三，从长远考虑，需大力提高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城乡均衡的发展，不能仅仅靠政府去调控指标，最根结的是要把农村教育办好。这样这些孩子就能够通过公平的竞争，考取985、211或名牌高校。”熊春文说，要鼓励优秀的、本地户籍的师资力量充实到中西部，而不是教育资源逐渐往上集中，要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再分配。

　　“中西部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一定都要通过‘计划’的形式，东部高校也应加强与中西部高校的‘联谊’，实现师资共享，比如北大和石河子大学已经‘联姻’多年，效果也很显著。或者重点高校也可在中西部设立分校，扩大当地生源的招生，实现教育资源的更均衡发展。”孙强说。（记者 吴霞 周卓然 杨绍功 蔡敏 李云路 姬少亭 许晓青）

　　百万学子为何放弃高考？

　　2013年高考即将举行。然而，并非所有高三应届生都将参与到这场规模达到912万人的大型考试中，许多人在没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了放弃。据教育专家测算，今年大约有100万应届生不参加高考。

　　弃考人数或以每年接近10万人速度增加

　　有人说，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然而，早在2009年，湖北省就对外公布，当年有2.6万名学生弃考。同一年，重庆市也有上万名学生没有出现在考场中。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2010年，他在对比各地高三学籍人数与高考报名人数之后测算出，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近年，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今年全国弃考学生大约在100万人。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这一说法表示支持。他说，如果算上中途弃考和考完之后不填志愿的学生，人数可能还得增加几十万。

　　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一些学生高中毕业之后选择出国留学，不再走高考的“独木桥”，客观上减少了高考报名人数。从事出国留学服务的启德教育集团美国教育中心总监涂攀告诉记者，由于高考成绩在留学时几乎没什么作用，大多数准备留学的学生都不参加高考。今年与启德教育签约留美的高中毕业生大约有2200人，比去年多了300人。

　　“高中毕业出国的学生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长。”涂攀说，“以前很多学生都是毕业之后才做决定，现在大多高一高二就开始准备，一毕业就出国了。”他说。

　　更多的弃考学生直接选择了就业。贵阳姑娘悦悦在高考前突然选择休学，她说：“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就算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不如趁年轻有资本，先就业算了。”当其他人正在埋头准备高考时，她已经找到一家酒吧打工。

　　“根据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不超过20万人；其他80多万名弃考学生大多选择了就业，还有一部分选择来年再考。”熊丙奇说，“这80多万名学生中，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

　　严峻就业形势让考生止步

　　大批学生为何放弃高考？教育界人士和专家认为，近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让上大学的“里程碑”意义减弱、高考对改变命运不再具有决定性影响，是许多学生不愿意参加高考的主要原因。

　　“农村孩子能读重点大学的仍是少数。很多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二本’‘三本’，就业却非常困难。”贵州省大方县六龙镇中学副校长李红认为，“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给农村孩子和家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一些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在私营企业每个月也能挣到两三千元，这更促使许多学生放弃高考。他说：“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给高考做‘减法’，一边是收入不错给打工做‘加法’。两者一起作用，让高考作为农村孩子上升渠道的优势地位被弱化。”

　　此外，一些高校学费昂贵而就业效果不佳，也让一些有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打了退堂鼓。储朝晖说，一些“三本”和高职院校的学费动辄一两万元，农村学生考上了，家里也难以负担；就算咬牙上了大学，毕业了还是很难找到好工作，产出率太低。这也导致了许多农村学生宁可打工也不上“三本”院校。

　　一些出国留学的高中生和家长告诉记者，弃考的理由也是为了就业。北京市民刘芝介绍，女儿刚上初中时，家里就决定让她今年高中毕业之后出国读书。她说：“我们希望她能得到更前沿的教育。这样，无论她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就业，都更有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受就业形势影响，“弃考”现象在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关口前移”。李红告诉记者，当地不少学生提早到高二、高一甚至初中毕业就离开了校园。他说：“我们学校高一、高二外出打工的学生大概占全校高中生的10%－15%，近几年还有增加的趋势。”

　　学生弃考量上升高校应当反思

　　“学生弃考量上升，高校应当反思。”储朝晖说，学生弃考，是因为高校难以为他们提供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认为，当前，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的需求越拉越大，导致学与用脱节、白领培养模式与蓝领需求相脱节。高校应当转型发展，加强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加强专业化程度，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不能再满足于关上大门办学。

　　对于弃考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学生，储朝晖和熊丙奇等人认为，教育部门应当通过网络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给学生成才多元选择，让他们不用上大学也能成才，从而打通上升渠道。熊丙奇说：“不仅要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更要让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得到认可。”

　　城市孩子弃考是想寻求更多的发展，但农村学生弃考更多是出于无奈。对此，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当前农村与城市的教育资源配置差别较大，农村学生“输在起跑线上”，通过高考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小，近年北大、清华等高校农村生源持续低迷就是典型的反映。他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力度调整教育资源分配，补足农村教育资源短板，为农村学生创造更多机会。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为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社会保障。

　　人才评价等级化限制学生选择

　　即便面对当前的“最难就业年”，中国大部分中学生依旧“非大学不上”，选择读职业学校的很少。专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和人才评价的等级化。“接受不同类型教育的学生没有平等竞争和发展的空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

　　他认为，尽管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职业教育政策，但职业教育对学生依然缺乏吸引力。

　　“虽然‘高职高专’就业形势还不错，但在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人们认为上‘高职高专’就是低人一等。”熊丙奇说，对于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也有局限，比如，报考公务员，面对学历限制，他们很可能就没机会了。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十二五”以来，政府部门累计支持815所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969所高职学校重点建设1897个专业，建设1450个实训基地。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中职免学费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据2012年统计数据，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达1000万，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约40%。但熊丙奇认为，很多高职高专学生谋求“专升本”，不以学习技能为重点，高职教育失去意义，沦为变相本科。

　　他认为，目前职业教育的关键问题不是要发展它，而是要给它一个平等的发展空间。

　　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职业教育不是一个等级，而只是教育的一种类型。”熊丙奇说，德国职业教育发达的客观原因则是各个行业收入待遇差异不大。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达到699万，被称为“最难就业年”。而同时，近些年来高级技工受到市场青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大学生到技校“回炉”，学习技术，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记者 陈灏 王橙澄 关桂峰 田颖 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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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就业：患难，更患不公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严禁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其中，限定985、211高校，性别、户籍、学历歧视，发布虚假和欺诈等非法就业信息被严令加以禁止。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就业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各种就业歧视和就业不公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难度。

　　“不怕竞争激烈，就怕没机会竞争”

　　杨明（化名）是西安市一所三本大学的2013届本科毕业生，学生干部和校外实践的丰富历练让他对毕业后的生活满怀冲劲。但是，现在眼看就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了，他的工作仍然没有着落。

　　“经济不景气，大学生太多，竞争激烈我可以理解，但是经常被拦在竞争资格之外让我很不服。”杨明向半月谈记者吐槽找工作这段时间的遭遇。

　　全球经济低迷，企业招聘量缩水，而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近700万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杨明感触最深的是，今年的招聘企业和岗位同比明显减少。“去年在就业高峰期时每天都有招聘会，今年前几个月一周能有一两场就不错了。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招聘岗位也少了将近20%。”

　　本来机会就少，就业单位往往还开出特殊要求。每一场招聘会杨明都不会错过，但总是碰一鼻子灰。“很多单位明确要求985、211高校，党员和本地户口。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一些单位甚至连简历都不收。”杨明说。

　　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杨明和同学开始跑到别的高校参加招聘会。令他们失望的是，一些用人单位到某个学校开宣讲会就只收该校的简历，还有一些企业同一个岗位的月薪却因毕业院校的不同相差近2000元。

　　“我现在很感谢那些直接写明‘仅限男生’的，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再浪费时间投简历了。”今年硕士毕业的小柴无奈地诉苦。华中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南开大学的硕士生，清一色的名校，就因为是女生，小柴好几次面试都在最后关头被淘汰。

　　在深圳一家国有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负责人直言：“考虑到女性在出差、加班方面的劣势以及女大学生毕业不久就将面临结婚、生育、哺乳等一系列问题，用人单位将要为此付出直接或间接的成本，不如直接招男生‘划算’。”

　　“公”家单位被贴“不公”标签

　　杨明和小柴的遭遇是当下部分毕业生被陷就业不公困境的一个缩影。某高校负责就业的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2013年用人单位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对招聘的质量把控更加严格。

　　记者发现，一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部分政府机关等公家单位的招聘本应本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贴上了“不公”的标签，对社会整体就业环境造成反作用。今年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对求职者设置性别、民族等条件，招聘高校毕业生，不得以毕业院校、年龄、户籍等作为限制性要求等。

　　然而，就在同月，长沙市望城区发布2013年政府雇员（第一批）招聘公告，11个职位明确学历要求为985、211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最近，有媒体曝出浙江、陕西、甘肃、广西、江西五省区事业单位发布的招聘公告被指涉嫌歧视，不少招聘公告在年龄和户籍上做了限制。

　　在教育部发出“三个严禁”通知之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2013年度江干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公告》。在具体招聘岗位中，有的岗位限定杭州市区户籍，有的只限于杭州城区户籍，就连杭州城区外的郊县市户籍人员也无缘该岗位。这些规定已然成为一些公家单位的招聘“惯例”。

　　看得见的限制就已经把很多大学生拒之门外，而看不见的“优待”更无情啃噬着大批年轻人的梦想。一些学生反映，各地选调生的招考中，甘肃、广西等地组织部门会直接与部分名校合作，选调优秀毕业生直接进入领导岗位。中国建设银行每年在正式招聘之前都会安排名校专场招聘，为名校生源安排专门的名额。此外，公务员招考中针对关系户的“萝卜招聘”屡见不鲜。

　　记者在走访浙江、天津等地的大型招聘会时发现，除了最常见的性别、户籍、地域、院校、学历、年龄、政治面貌、身高长相、是否是学生干部之类的就业限制，健康状况、民族、宗教信仰等在近些年也让就业歧视的内容得到扩容。

　　将就业公平进行到底

　　如今，就业难除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歧视。不公平、不公正已经渗透到就业的各个环节，学历、性别、户籍，随便一项都能成为被“鄙视”的理由，让大学生很受伤。许多用人单位似乎想在招聘会上就能招到完全符合自己标准的“熟练工”，而不顾求职者刚从学校毕业的现实。偏见和歧视，都在损害大学生的就业权益。因此，不少大学生呼吁应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通过传媒的宣传改变人们的观念，政府更要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然而，在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大环境下，不少单位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负责人并不认为一些限制条件等于“就业歧视”，而是根据市场供需作出的选择：“招聘一个岗位收到一大堆简历，优秀的人才那么多，不用这些办法怎么挑人啊？”

　　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政治学博士张翔认为，大学生遭遇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比较普遍，从招聘方的角度讲，这样的选择也有一定道理。但是，社会发展需要保障人的基本公平权利，其中就包括机会公平。

　　张翔表示，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更为复杂的就业歧视。但在群众的争取和政府的倡导、引导下，不少就业歧视都得到了解决。我国也正在经历这样的阶段，要消除大学生找工作中存在的就业歧视，需要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努力。

　　有专家认为，就业歧视主要因为在个别地方，相关法律不受尊重，而且这些法律法规本身还有待系统化、完备化，亟须对就业歧视的定义、认定标准、救助体系作出刚性的规定。

　　“政府要承担责任、加强引导，出台并完善促进就业公平的法律法规，并加大宣传力度，坚决落实。对于一些范围广、影响较大的就业歧视现象要加强规范和干预。公字头的单位更要带头，将公平进行到底。同时，社会要对就业歧视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那些主动吸纳就业困难群体的企业要给予肯定和奖励。”张翔说。（记者 韦慧 翟永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