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刘丽谈及的一个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城市的打工潮中，已婚农民工男女异地结成“临时夫妻”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下，不仅婚姻忠诚被遗弃，家庭责任被淡忘，而且由此产生的法律纠纷也层出不穷。近日，记者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采访时，走近几对“临时夫妻”，从他们的遭遇和曲折经历不难看出，这种危险关系贻害无穷。

　　“覆水难收”想说分手不容易

　　尽管人前像夫妻一样地生活，但“临时夫妻”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关系，因此显得极其脆弱，有的和平分手后不相往来，也有的分道扬镳后却有一方愤愤不平。

　　2012年10月的一天，打工妹阿秀溜进一间出租屋，这里的一切她都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此刻她的心情却不同往昔。

　　出租屋的住客黄某是她曾经的“相好”，阿秀发现黄某待自己的妻子很好，还会给妻子买漂亮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这一切，让阿秀产生醋意。想着自己虽不是黄某的正牌妻子，但毕竟和他生活在一起，于情于理都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好几次阿秀跟黄某提起给自己买黄金首饰的事情，但是黄某都是匆匆敷衍了事。

　　“临时夫妻”终究没有结果，后来阿秀和黄某因为琐事吵架分手。但阿秀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心仪的黄金首饰而“很吃亏”，因此耿耿于怀。或许是出于对黄某的报复，阿秀趁黄某外出打工时，悄悄溜进了黄某的房间，入户盗窃。

　　当天，阿秀拿走黄某留在床上的钱包，包内有现金人民币130余元、一张建设银行银行卡、一张面值为100元的台币（折合人民币21.81元）。

　　为了这份缥缈的“夫妻”感情，阿秀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法院依法判处拘役四个月。

　　和阿秀一样，不甘分手的还有同样有过“临时夫妻”经历的阿成。因为“妻子”要求分手，难以割舍的阿成迟迟不依。苦苦挽留无果后，阿成提出与对方在宾馆见最后一面。岂料见面后两人又是一番争吵，心有不甘而又恼羞成怒的阿成出手将女方打伤。阿成的冲动换来的是十一个月的有期徒刑，对此他十分后悔，也清楚都是“临时夫妻”惹的祸。

　　更有甚者，“临时夫妻”在分手后，一方竟拿出昔日的照片对曾经的“爱人”进行敲诈勒索，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这些匆匆“结合”又匆匆解散的打工男女而言，他们都觉得自己为对方付出过，出于现实的生理需求也不甘心如此草草收场，当一方提出结束这种危险关系的时候，另一方便由爱生恨，或希望从经济上得到补偿，或希望通过暴力行为保持关系，岂料却因此触犯法律的红线，轻则被罚，重则身陷囹圄。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的“临时夫妻”的法定配偶，原本是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受害者，却以被伤害为由向第三者勒索财物，由受害人变成了被告人，让人不甚唏嘘。

　　畸形关系酿成三人悲剧

　　李兵是河南人，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结婚15年，日子虽平淡，夫妻却挺恩爱。可是，2012年9月的一天，妻子贺敏突然不辞而别。李兵和亲友们几乎找遍了整个开封，还去了郑州、洛阳等地，依然没有贺敏的消息。

　　正当李兵心急如焚时，贺敏给他回了一条短信，说“在外地打工”，让李兵放心，不用找她。

　　李兵感觉不对劲，但还是很思念妻子。他在网上深情地给妻子贺敏留言：“敏，你还好吗？你的不辞而别，令我彻夜难眠。我跟朋友为了找你，六七天都没睡觉。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委屈自己。”

　　李兵苦苦哀求妻子回家：“外面社会复杂，待不下去就回来，一个温暖的家，随时欢迎你的归来。累了就想想家，家永远是你避风的港湾！”

　　原来，贺敏生日当天，去了焦作市，和网友薛成约会。

　　薛成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与贺敏熟悉后，决定一起“私奔”到厦门，在厦门“开始新的生活”。

　　有一天，李兵接到一个在厦门打工的朋友的电话，说在集美灌口看到了贺敏，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因没有贺敏的确切地址，李兵在朋友所说的地方附近住下，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日夜穿梭在厂区附近寻找妻子。

　　经过一个星期的苦苦蹲点和搜寻，2012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李兵终于在集美区灌口镇一出租房的楼下发现了妻子贺敏。

　　但此时，贺敏正和薛成拥抱在一起。恼羞成怒的李兵冲上前去，拿起菜刀，朝薛成的头上砍去，连砍4刀，薛成顿时被砍成“血人”，幸亏他及时逃跑，保住一条命。后经鉴定，薛成的身上多处受伤。最终，李兵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令人意外的是，李兵开庭受审时，辩护律师是妻子帮他委托的，而且，案发后贺敏代丈夫向薛成赔偿了3000元医疗费。

　　贺敏表示，她“非常懊悔，发誓要等着李兵出狱团圆”。

　　像贺敏这样与他人组成“临时夫妻”，导致配偶向情人报复的，绝不仅仅是个案。

　　“临时丈夫”魔爪伸向12岁女儿

　　12岁，多少人的12岁在不谙世事、无忧无虑中默默成长！但对阿玲来说，12岁的夏天，注定成为了心中永难揭去的伤疤。

　　阿玲的父亲常年在外，她母亲与辍学来厦务工的卢某“好上了”。卢某是个90后，对与阿玲母亲的这层关系并未刻意避讳，反而时常出入阿玲的家中，不久也就对阿玲的家庭环境比较熟悉了。

　　2012年5月的一天，阿玲的母亲有事外出，便委托卢某帮忙照顾阿玲。谁知这竟是阿玲噩梦的开始！

　　卢某一个人观看淫秽光盘后，罪恶的念头滋生了……晚上10点左右，他强行将阿玲带到了自己的出租屋，用匕首和电警棍对阿玲进行威胁后，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卢某又先后两次强奸了阿玲。

　　很快，卢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最终，卢某被集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等待卢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阿玲的母亲将要面对的，除了自己深深的悔恨，还有对女儿无尽的愧疚。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记者观察

　　现实的无奈与关系的脆弱

　　翻开卷宗，不难看出这些“临时夫妻”虽然有不同的犯罪情况，但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成因等方面呈现出许多相同点。

　　一方面，在“临时夫妻”中至少一方为已婚人士。因外出务工而造成夫妻异地分居，甚至夫妻、老人、小孩等家庭成员分处三地以上居住的情况，家庭联系较为脆弱。农民工夫妻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这就使得农民工夫妻双方的情感维系被人为割裂，长期的两地分居，无疑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处于稀缺状态。即便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不堪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确保双方情感与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由此使得双方产生裂痕。面对夫妻长期分居造成的“生理饥渴”和租房、开伙食、相互照顾的现实需求，尽管存在着道德上责备和破坏家庭的风险，同在一处打工的农民工男女还是有可能建立起临时夫妻关系。

　　另一个特征是“临时夫妻”呈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男女双方由于老乡、工友或者喝酒聚餐等事由相识，进而发展成为“临时夫妻”关系，并在所处外来务工小群体中公然以“临时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很多原配得知自己的配偶出轨、家外有家是通过向老乡打探而来，因为农民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因此这种“临时夫妻”关系很难被持久保密，被家人知晓只是时间问题，一旦窗户纸被捅破，原配报复引发的犯罪随即发生。

　　第三方面是“临时夫妻”彼此之间关系脆弱。由于“临时夫妻”关系没有法律保障，缺乏家庭责任感，容易受金钱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关系破裂，不少人因此而触犯法律，进而危害家庭和社会。

　　可见，“临时夫妻”并不构成配偶关系，而是属于非法同居，是非法的两性关系，脆弱的临时共同体根本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尤其是女性，在产生变故时，往往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临时夫妻”们就这样导致了一幕幕痛苦悔恨的现实，令人警醒。

　　■法官说法

　　“临时夫妻”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集美法院刑二庭法官张杰鸿在接受采访中表示，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夫妻分居两地，首先挑战的就是中国传统男耕女织家庭模式和生态婚姻。“临时夫妻”现象比例虽不高，但是造成的影响却不小，对传统的爱情与婚姻观念所带来的颠覆更是不容小觑。

　　对因“临时夫妻”不正常关系引发的违法犯罪进行惩罚的同时，更应当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此类案件发生，张杰鸿这样建议。他认为，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应该反思的不仅是这个群体中个体的道德问题，而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加以遏制和解决。

　　张杰鸿认为，政策上对农民工多倾斜关怀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安居才能乐业。作为城市本身，要对以家庭为单位的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只有解决首当其冲的住房问题，才能让农民工更好地投身于城市建设当中。为此，可以加大廉租房建设力度，对农民工适当降低申请门槛，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夫妻团聚。在教育问题上，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而作为农民工的家乡政府，可以在当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特别要注重对妇女可行能力的培养。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也应该每年给农民工固定的带薪探亲假和休假，并且要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职能，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消除城乡二元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才是治本之道。”张杰鸿提出建议并分析，城乡二元化的桎梏，使得部分农民工夫妻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长期的两地分居将农民工夫妻的情感维系割裂，是“临时夫妻”现象的根源。农民、市民间差别的存在，使得一纸户籍将中国人的身份牢牢地焊在城与乡的两头，深刻影响着无数人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权益。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才是对“临时夫妻”现象治本的一针强心剂。令人欣喜的是，日前国务院表示，年内“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紧随其后，广州市宣布取消城乡户口划分，户口簿统一为“居民户口”。

　　同时，农民工的精神需求不可忽视。陌生环境下，夫妻分居两地，道德约束力量不比熟人社会，当道德底线被生理、情感需求等超越时，“临时夫妻”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讨薪、工伤维权等“物质权益”层面，对农民工的心理、情感等“精神权益”层面，却少有人问津。作为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有情感和精神需求，因此，对涉及他们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更要实现两手抓，并且都要抓好、抓牢。

　　■采访手记

　　莫让爱情从“临时”陷入泥沼

　　记者 安海涛

　　“临时夫妻”究竟伤害了谁？婚，离了，家，碎了。孩子眼中惊惧的泪水，双亲鬓角新增的白发……那些自己也受到伤害的“临时夫妻”们，此时的境地一定是当初背负行囊走出家门时不曾想象的！

　　对于每年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军来说，生活有着太多的无奈，但不管社会如何前进，观念如何更新，对婚姻的忠诚都应该是家庭生活中不变的主题。“临时夫妻”，游走于道德之外，本身就承受着精神审判。而一旦事发，夫妻反目，家庭破碎，带给子女的，更是深深的伤害，对社会道德、伦理、稳定的冲击也自不待言。因此，这场危险的游戏，谁都不是赢家！

　　“临时夫妻”本身有悖道德无须赘言，但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更值得我们反省。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不断提醒着农民工，他们的家在远方。就如同迁徙的候鸟，此处只是驻足，却不可久留。

　　他们有的因为自身婚姻的不幸，而选择独自出走；有的迫于生活压力，外出务工养家糊口；也有的为了子女教育，而选择两地分居……他们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虽然也工作在城市，但是城市却难以给他们的子女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他们也希望常回家看看，但是回一趟家所需的经济成本，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如果可以，谁不愿留在家乡，尽孝于父母，夫唱妇随，儿女承欢膝下。当农民工们背井离乡，为这拔地而起的高楼挥汗如雨时，我们也是否曾经想过，这城市给农民工兄弟的关怀冰冷得就如同那钢筋水泥？他们亲手建设的城市，却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归属感与安全感！

　　与谴责“临时夫妻”们背离道德，背叛家庭相比，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何让这些离家在外的人们能够不“临时”。

　　为农民工子女提供相应的教育条件，给农民工相应的探亲假，开展培训为留守一方提供工作机会……检验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各类经济指标，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本身的幸福感，这其中，必然应包括为这个城市添砖加瓦的农民工群体。而那时，希望实践能够证明，“临时夫妻”仅仅是特定时期的临时现象。

　　■背景链接

　　临时夫妻涉嫌犯重婚罪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中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不管是丈夫或妻子跟别人组成“临时夫妻”，如果没有过错的一方主张离婚，还可以要求犯错的另一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

　　已婚男女若以夫妻名义与第三者同居，或者知道对方有配偶，即便自己是单身，仍与对方以夫妻名义同居，这样的“临时夫妻”已涉嫌犯重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