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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虽然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逐步提高，但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家务劳动仍主要由女性承担。霍其斯希尔德明确提出“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概念，来概述这样一种情形：尽管妻子的经济地位日渐提升，丈夫所承担的家务并没有增多，而妻子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外，还要在家里进行第二轮班的工作。

　　女性承担较多家务劳动是性别间收入差距重要原因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家庭责任的承担可能对个人的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控制对人力资本的测量后，近期研究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效应。学者认为，家务劳动通过以下因素来影响工资：一个人能用于工作的时间、所选择或被安排的工作类型、能够投入工作的精力以及雇主的歧视。因此女性承担着格外多的家务劳动就可能是性别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研究者同时发现，家务劳动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会导致更大的工资损失。

　　考察各项具体家务劳动的灵活程度和工作量，研究者发现，在笼统的家务劳动称呼下，不同的家务劳动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洗衣、做饭、照料孩子、收拾屋子等家务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弹性，不仅极耗精力，而且大多必须及时完成，不能根据工作时间进行调整，此类家务劳动一般由女性完成。相比较而言，家庭内的修理工作，包括一些体力活，甚至辅导孩子功课，较之做饭、看孩子这类家务则弹性要大得多，不那么频繁，存在“干完”这样一个概念，有比较清晰的开始和结束，此类家务劳动一般由男性完成。研究者发现，男性家务劳动的灵活性和不频繁性特点意味着这些家务可能不会影响到工作，而女性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对工作却会有负面影响。因此，对家务劳动类型的分类就可以解释先前的研究发现，即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总的时间负向影响女性的工作，而对男性工作的影响作用很小。

　　作为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关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性别收入差异是社会分层研究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已有的关于中国性别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基本都围绕着“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这个命题展开，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市场化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比如家务劳动分工）对收入的影响则较少有人关注。家务劳动承担对收入存在负面影响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是否也成立，或者说是否会出现怎样的独特性，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笔者希望将家务分工及性别社会分层这样两个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联结起来，探讨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社会后果。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在家务劳动方面的投入对个人收入所产生的影响。

　　近年我国性别收入不平等未发生根本变化

　　笔者所使用的是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调查的对象是调查标准时点上（2010年12月1日）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居住在家庭户内的18—64周岁的男女两性中国公民。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共回收全国样本个人有效问卷26171份，其中女性51.6%，男性48.4%；居住在城镇的52.4%，居住在农村的47.6%。本文主要考察家务劳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选取18—50岁的城市已婚在职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的调查总体中，根据年龄、户口、职业状况、婚姻状况等几个变量的取值，最终选取了5662个被调查者组成了本文的分析样本。

　　笔者所要探讨的因变量是个人劳动收入，自变量包括性别和家务劳动。其中家务劳动又包括家务劳动时间和种类，即承担的“日常家务劳动”和“非日常家务劳动”的量。另外，我们还控制一些常见的影响收入的因素，包括教育、工作年限、政治资本、职业和行业信息等。

　　研究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城市18—50岁已婚在职者年均收入接近28000元，其中男性年均收入接近32000元，女性不到24000元，女性年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4.3%，这与以前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同，说明这些年来我国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城市18—50岁已婚在职者平均每天花费1.4小时用于家务劳动，其中男性平均花费0.9小时，而女性花费2小时。在家庭日常维修方面，男性承担的量比女性多一倍，而在做饭、洗衣等日常家务劳动方面，女性承担量比男性多一倍，这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也说明为什么很多学者将这两种家务劳动分别命名为男性家务劳动和女性家务劳动。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控制个人上学年数、工作年限、政治资本等变量后，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确实存在，而且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来实现。同时我们发现，家务劳动对收入影响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由此回到本文关注的问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我们发现，家庭确实不是绝然孤立的，家庭内部事务固然可能会受到外部事务比如夫妻间社会地位对比等的影响，同样，家庭内部事务也会对外部事务产生影响，如本研究所显示的，看似无关的家务劳动会影响个人的劳动收入。个人有可能因为对家庭奉献过多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因此，要促进性别平等，需要考虑更综合性的因素。家庭内部的一些制度安排并非单纯的私人事务，如果不对此领域进行性别平等的审视，其他领域的性别平等也许最终会落空。

　　推进弹性工作时间及家务劳动市场化

　　上述研究发现揭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有赖于两性间在家务劳动时间及类别方面更平等的安排。目前，大多数单位都采取有利于连续就业者的职业结构和晋升规则，劳动时间缺乏弹性，这很不利于“日常家务劳动”承担者（主要是女性）。笔者认为，单位可进行适当调整，比如采用弹性工作时间、提供通勤车、主张工作互助，促使工作环境与家庭有效整合，使工作环境更友善、亲和，有利于“女性化”家务琐事承担者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工资收入。另外，雇主和有关部门还可提供一系列社会化服务，帮助“女性化”家务劳动承担者更顺利地协调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冲突，比如提供工作场所小型、临时儿童代管服务，提供蔬菜配送服务等。这样做有利于维护家庭和谐及个人幸福，也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性别间更大范围的平等与和谐。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