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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点所在。

　　社区居委会要逐步减少行政性，增加自治性。

　　让外来人口参与到社区自治中，关键在于“同城同待遇”。

　　新型城市化发展对社会建设提出什么新要求？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和抓手？如何理解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荣誉会长郑杭生。

　　郑教授认为，社会建设可以从社区建设入手，通过完善社区服务，探索社区居委会自治之路。

　　谈社会管理创新

　　——以党建带动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的主导力量

　　记者：广州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出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总目标就是建设“大社会、好社会”，您认为广州应如何“破题”？

　　郑杭生：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社会学界有“大社会、中社会、小社会”之分。大社会是指与自然界相对应的社会；中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小社会有“五分法”和“三分法”之说，“五分法”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相对应的社会，“三分法”则是通常所说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社会建设或侧重小社会，或中社会，或大社会，并没有截然分开。但社会是个宏观抽象的概念。社区是大社会的缩影和基础。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可以从社区建设突破，将它作为切入点和抓手。

　　记者：广州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那么如何在社区建设上体现管理创新？

　　郑杭生：市场化社会造成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变，即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相应的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陌生人世界”中构筑人际关系和谐、互助合作的社会共同体，它在宏观上就是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就是和谐社区。将这些“陌生人”整合起来必须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以党建带动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联系纽带。中国社区运转模式通常有“ 1+1 ”(社区党组织 + 社区居委会)、“ 1+2 ”(社区党组织 + 社区居委会 + 社区工作站)、“ 1+3 ”(社区党组织 +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 物业企业)，甚至还有“ 1+4 ”，再加上商会组织。这些的核心都是“ 1 ”，可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点所在。

　　谈社区自治

　　——从政府一元主体过渡到合作共治的多元主体

　　记者：怎样才能整合这些“陌生人”，让他们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郑杭生：通过社区自治，让社区居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组织。自治是一种关系，一种分工，一个过程。一种关系是指社区居委会要正确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种分工是指社区居委会和政府是分工合作、共同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指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不能指望一蹴而应。具体而言，社区居委会要逐步减少行政性，增加自治性。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社区自治就要从政府的一元主体过渡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多元主体。目前民政部总结各地经验，提出了“按议行分设的原则，以社区居委会作为主体组织，探索社区内议事层和执行层分开的社区建设组织形式”。“议”就是居委会代表社区居民进行议事、讨论，“行”就是社区事务工作站执行居委会的决议，或者社区事务工作站从居委会中剥离，专门执行街道交办的政府行政工作。这样居委会就不再是政府的“腿”，而真正成为居民的“头”。

　　记者：广州是个流动人口特别多的城市，社区自治必然面临着如何让他们融入社区中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郑杭生：现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广州，农村人、城市人、外来人口呈现“三元化”现象比较突出。让外来人口参与到社区自治中，关键在于“同城同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比如，打破户籍门槛，让他们同样享有选举权。

　　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但只要在“同城同待遇”的轨迹上探索，让外来人口有归属感，他们自然会参与到社区自治中来。

　　谈社区服务

　　——社会组织要与政府分工清楚 , 也要自我管理、自我制约

　　记者：社区建设有没有重点和核心？

　　郑杭生：社区服务是把陌生人世界连接起来的重要纽带，因而社区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是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可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上下工夫。现在老百姓期望的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加公共服务。社区所能做的就是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便民服务以及商业服务。其运行机制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政府主导体现为增加社区服务投入，兴办基础性、示范性的社区福利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区福利事业，让社会组织、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同时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补助社区。比如说，社区可以吸引民间资本、社会组织投资兴办养老机构，政府分别给予每张床位 4000 、 3000 、 2000 元不等的资助，每收一名户籍老人，给予 60 元的补贴。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广州新型城市化也提出要创新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如何在社区建设中探索社会组织的发展？

　　郑杭生：关键是政府要帮助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展。广州在社会组织培育上应该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特别是在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和“松绑”方面，广州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这一点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重要。接下来应该为社会组织提供发展平台，以制度化确保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壮大。目前社区建设中最容易做的就是睦邻组织，比如说把邻居组织到一起，从事社区服务、公益慈善。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要注意两点：一是社会组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与政府分工清楚；二是社会组织也要自我管理、自我制约。

　　采访手记

　　——社区自治任重道远

　　以“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基层群众自治，当是社区建设的突破口所在。但现实问题是，居民委员会很多时候充当的是政府的“腿”，并不是居民的“头”。过多的行政化使得其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自治功能。

　　最明显的莫过于居民参与不足，导致社区自治缺乏活力。社会的转型，使社区也进入一个“陌生人世界”，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社区凝聚力和社会信任感明显下降。同时，由于缺乏组织化的参与渠道，居民关注的多是个人利益，很少关注公共利益。 2011 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广州 1 万多个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竟然不到 20% 。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区自治？

　　其一，剥离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功能，让居委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居民的“头”。居委会成员由社区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是社区工作的主体，办理居民自治事务，不再承担以往政府交办的行政任务。

　　其二，优化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机制。社区自治离不开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一方面可以发展社区服务，解决社区自治的经费来源；另一方面社区民间组织可以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提供平台和渠道。这就需要政府给予社区服务业更多政策优惠，鼓励、吸引社会组织、民间资本投资社区服务业。比如说，政府采取补贴、奖励的方法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同时，政府要有意识将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社区自治、养老服务、慈善扶贫、社区服务等同步起来，从而实现社区民间组织的协同发展，避免资源浪费。

　　（本文采访记者为：广州日报记者李佳莉 李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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