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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坎，位于广东省潮汕地区陆丰市的一个小村庄，自2011年11月21日村民大规模赴陆丰市政府上访以来，这里发生的事情吸引了全中国网民乃至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

　　从乌坎所在的陆丰市到深圳、香港，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这个缺乏土地的村庄，大部分人都到珠三角去打工、经商，甚至在香港的人也不在少数。位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快速的增长也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矛盾的增加，仅仅在去年就有佛山、增城、乌坎、海门等特大群体性事件。而分析起来，这一类群体性事件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城市或者城乡结合部由于劳资矛盾引发的冲突，如2011年中的潮州、增城事件；二是农村土地或者污染问题引发的事件，比如乌坎事件及正在进行的海门事件。

　　这种区分也是广东内部经济不平衡的体现：珠三角地区的本地人即使不是最上层，也基本可以分享土地收益，不满的都是外来工人，而潮汕地区许多青年却只能外出打工，回乡又失去了土地，只剩下污染。现在看来，土地问题引发的抗争比起外来工更持久、更有组织.土地、环境这样的问题涉及到特定地区的几乎所有人，更容易团结起来。

　　地理位置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在许多乌坎村民家，电视机里没有中央电视台，而更多的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他们在电视上了解了“墙外”的世界，而墙外的世界也对这里很感兴趣--“抗议”总是吸引人的新闻，而至少对于香港媒体而言，报道广东的抗议是非常方便的。

　　来自北京、广州、香港的记者纷涌而至，在村里得到了虽然并不舒适但却很体贴的招待。一位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村民一语道破天机：“你们在这里，他们就不敢来镇压了。”这里还有专门的网络志愿者，负责在网络上传播讯息，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射到这个小村后，至少邻近的许多地区纷纷开始仿效乌坎的做法。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广东省，乌坎所在的潮汕地区在文化上其实更接近于闽南的漳泉地区--所以香港记者到这里也必须配备翻译，才能听懂村民的方言。

　　这里有句俗语：“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作为中共早期革命家彭湃的故乡、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海陆丰一直有着强悍的民风。但对于乌坎的抗议来说，更重要的是村民能够自己组织起来，有序抗争长达数个月，一次次和平集会、游行，乃至自己维持一万多人的村庄的秩序数周。

　　乌坎背后的宗族背景

　　从表面上看，这个组织体系的核心是一度被称为“非法组织”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还有妇女联合会、老人会、“热血青年”团。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基础。

　　比如，被称为“乡村民主的小岗”的“临时代表理事会”并非按照全民选举的方式选举出来。乌坎村总共有四十七个姓氏，最大的有千余人，最小的只有两三户，临时代表理事会即由每个姓氏按人数多少推举一至五名代表，再由这一百余名代表推选出理事。这实际上利用了潮汕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组织--宗亲会。

　　作为敬祖睦族的形式，宗族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并且曾经是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随着百年来的社会动荡，这种组织形式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灭绝了，但在福建、广东等地却还保留了不少。

　　乌坎的宗亲会非常发达，除了少数人数很少的姓氏，大部分姓氏都有宗亲会，而且运作了很长时间。以杨氏宗亲会为例，连临时理事会会长杨色茂自己也记不清什么宗亲会开始活动，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我爷爷就在搞”。在这个基础上运作的代表理事会，运作成本就小了许多。比如，“有些分歧，不需要正式开会，请相关姓氏的代表坐下来谈谈，基本就解决了”，代表理事会的运作曾先后两次向村民募捐，主要方式也是先将金额分摊给各个姓氏，然后再在姓氏内分摊。

　　除了宗族，民间宗教是传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而受到摧毁的又一主要组织形式。在现在的台湾社会，大到台北都会，小到普通村镇，都会有许许多多各种庙、宫、观、寺，供奉着妈祖、清水祖师、王爷等各色神灵。这些宗教场所不仅是地方的信仰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职能包括扶贫济弱、维持夜市、举办庙会等等，而在大选季各类候选人都要到庙里上香，庙口“开讲”，有的干脆就是在庙里宣布参选。

　　而在和台湾语言文化接近的闽南、潮汕地区，宗教场所规模虽然可能还不及台湾，但是在大陆汉族地区却是首屈一指的。乌坎村内的信仰中心是妈祖庙，最前面是个小小的山殿，堆满了富裕村民捐献的大米，这种捐助，也只不过是传统寺庙接受布施再帮助穷人的自然延伸而已，有神灵在上面俯视，村民自然相信善款不会被随意侵吞。这里也是临时代表理事会临时办公场所，村民有什么事情都会到这里找值班人。

　　庙的后方则有个小戏台，十二月十九日邻村的干部们前来“慰问”，就是在这上面和村民代表会谈，村民则在下面旁听。

　　而网上流传的村民大会的现场，则是个更大的戏台--仙翁戏台。这里是村里逢年过节时举行庙会的地方，空阔的场地可以容纳上千人，甚至长凳、音响等等都是现成的，有些横幅、标语也只需要把以往敬神的改成不同的字。

　　抗议背后的祭祀仪式

　　在现场观看村民抗议集会，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随便乱坐的。最前面是中小学生，然后是举着标语牌妇女和老人，再后面是拉着长长横幅的村民。出身潮汕的知名媒体人彭晓芸在微博上说：自己看了之后，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祭祀仪式”。

　　而无论是村内还是出村的游行，也就是类似台湾的神像“绕境”活动，谁突前，谁居中，谁殿后，谁维持秩序，都有现成的传统，不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就可以井然有序。

　　而临时代表理事会的顾问林祖銮、会长杨色茂，可以看作现代版的乡绅。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服装、室内装潢的区别，你很容易产生是在一百年前某个村庄和白嘉轩那样的族长交谈的错觉。

　　与传统乡绅相似的是，他们都是中产之家，因个人能力和人格在本族乃至本村有一定威望，在外部社会也有丰富的阅历和人脉。而不同的是，他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外从事的也是现代商业活动，更懂得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除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现代的网络，新中国的政治遗产也同样被结合进来：村民们集会上唱的是国歌、国际歌，呼喊的是：“共产党万岁、党中央万岁！”游行队伍中一度出现了一些敏感标语，吸引了媒体眼光。被指控“境外势力操纵”后，这些标语就消失了，而代之以“乌坎好冤啊”等口号。

　　就是这些传统、现代和革命因素的结合，造就了乌坎的独特“模式”。而乌坎事件最后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双方在这个背景下的博弈，而其中村民的自我组织能否维系下去，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