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有关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三部著作

　　中国正在沸腾！全球的媒体众口同声说这是“中国的世纪”。持续双位数的经济增长、大量基建发展、急速的城市化步伐、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全世界消费中国产品，这一切莫不展现中国欣欣向荣、一往无前地奋力走向真实和想象市场的景象。

　　在经济数据及媒体的喧声背后，人类学家关心的是改革的修辞与市场的力量到底怎样改变晚期社会主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2003年，韦苏(Sue Williams)的《红色中国》(China in the Red )首映，呈现了一幅幅鲜活的影像：我们看到有人铆足劲投向市场怀抱，也有人困守在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还有就是撒手不管的政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类，他们的生活夹缠着志得意满、野心勃勃，但也不乏迷惘与悲伤。在中国炽热追求现代性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难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体味到人类深沉的悲喜剧。每个人都不能自外于变化的过程。

　　这群活力充沛、戮力向前的老百姓，他们背负怎么样的历史行囊？人们一心忘怀却又挥之不去的毛式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从那些仍在寻觅与世界相接的语言的爱国愤青身上，可以看到四处流窜的躁动情绪。在城市暴发户、巧取巧夺的官员、挤满外资工厂的外来民工(Lee，1998; Pun，2005)，以及寸步不让、拒绝拆迁的城中村村民之间，日常的社会冲突扑面而来。无论是沉溺于股疯(Hertz，1998)、虔信复兴的宗教(Yang，2004)，或是无度地消费名贵轿车、私人房产(Siu，2005)以及旅游猎奇(Friedman，2004; Schein，2000)，又或是拼命往城里挤的农民工(Solinger，1999; Zhang，2001)，这一代中国人似乎都不问缘由地向前冲(Chen et al.，2000; Davis，2000; Solinger，2006)。如果，这些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可以顺利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种种困难，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能动语境呢？他们单维的思想倾向、想象与行动策略，就像手上没有多少文化资源或社会中介的头脑发热的投机者。我们怎样从理论上把这些起作用的行动与人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性结构相连起来？是否像以前一样，这些能动者会成为自身行动所造就的处境的受害者(Siu，1989a、1989b)？

　　本文所评的三本书，为流动性提供了鲜活的民族志叙述。与汗弗莱(Caroline Humphrey)在《消逝中的苏维埃生活》(The Unmaking of Soviet Life, 2002)中讨论的后社会主义俄罗斯相类似，这几本著作集中探究了提供几代中国人生活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结构的部分解体。人们为寻找新机遇，为弥补那逝去的光阴，又或仅是为排遣无法承受的不确定感，往往孤注一掷、无所不用其极。这与陆鹤(Lila Abu-Lughod)描述的后社会主义埃及的情况差不多，中国人在三种现实条件下讨生活、展抱负：不再珍视劳动、苟延残喘的社会主义；赤裸裸、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高扬现代化并民族尊严大旗的发展。

　　就理论而言，这三本著作透过民族志的调研，探讨有关能动者与日常生活权力的本质等问题(Dirks et al. 1994)。今天在中国进行持续的田野工作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作者得以从不同视角批判地阅读人们各种的尝试。此外，他们的讨论亦呼应着当前人类学的关切，尤其与现代性问题紧密相连，并采用强调历程与适然性(process and contingency)的理论框架(Knauf， 2002; Mitchell，2000; Taylor，2004)。再者，他们聚焦于个体的各种对策与主体性，跟过去几十年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Weberian turn)遥相呼应(Keyes，2002)。

　　阎云翔的民族志表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20世纪90年代，他重返年轻时为逃避饥荒而被村民无私接待过的黑龙江下岬村。那些老朋友推心置腹，使他得以窥探村民最隐密的生活。由于跟下岬村的深厚关系，他从村民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对照代际经验，领会出个中发人深思的转变。阎云翔超越既有研究中国家庭只侧重共有结构、经济组织或政治层阶的模式，探究家庭中个人与感情的方方面面。正如他自己所说，注目于“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收入的那些隐私、亲昵、情感以及权利等个体道德经验”(2003：xii)。他想解释的是，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怎样重组家庭的道德结构？哪些人牵扯的最深？由于抵触传统制度性轨范而产生的焦虑，家庭生活在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