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营养改善方面的成就和问题

　　从医学上讲，摄食不足、食物品种不平衡、或摄入食物不能充分吸收利用，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人体的正常代谢，损害健康，招致疾病。主要表现为脂肪消失、肌肉萎缩以及生长发育停滞，全身各系统的功能紊乱，免疫机能低下，易诱发其他疾病。保证合理营养及食品卫生质量，显然有利于维护人类健康，增强人类体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人类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确保人民的基本营养需要。到20世纪末，我国已基本进入小康社会，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6％，广大群众的营养水平有了长足的改善和提高。主要表现在：(1)食物消费数量、质量明显上升。200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400公斤，肉、蛋、奶、水产品以及水果、蔬菜的消费量均有较大幅度增加。(2)居民营养结构趋向合理。全国居民人均每日摄入能量达到2387千卡，蛋白质70.5克，脂肪54.7克，基本达到了营养素供给量。在居民摄入的蛋白质总量中动物性蛋白质所占的比重有了一定的增长，膳食质量明显改善。(3)营养不良患病率显著下降。根据全国营养监测调查，以12岁以下儿童为例，低体重患病率从1990年的20％，下降到2000年的11.4%；生长迟缓患病率从1990年的35%，下降到2000年的l6％。营养状况的改善促进了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2000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岁以上。

　　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拥有营养不良人群最多的国家之一。如表1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地居民营养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指标来看，一直到2000年，低体重率西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12个百分点，农村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7个百分点、比城市高4.5个百分点；生长迟缓率西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7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16.3个百分点，农村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比城市高17.6个百分点。贫困农村的相应指标水平更低，表2是贫困农村居民的营养状况与农村居民一般状况的对比，从中不难发现就所列6项营养和健康指标来看，两项调查得出的数据贫困农村与农村一般水平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解决弱势群体的营养不良问题从根本上说要从改善当地的发展环境入手，从提高贫困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入手，同时也要辅之以营养知识的普及和营养改善的具体措施。

资料来源: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十年来
我国营养状况变化及改善对策》（研究报告），第4-7页，2001
年11月发布，北京。引自朱玲《投资于贫困地区的健康和教
育，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就业形势》，研究报告，2001年。


资料来源：a.贫困地区农户调查，1997；b.国家食物与营养系统监测
调查，1998。引自蔡昉主编《2001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教育、健康
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在我国，一般居民的饮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不利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营养不良疾病仍比较普遍。营养摄入不足与结构失调同时严重存在，如表1所示，2000年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由于营养素摄入不足，五岁以下儿童身高不足者达30.7％，体重不足者达21.0％，远远高于城市的2.9%和9.4%。低出生体重和生长发育迟缓将造成未来劳动者智力及体格发育的终生缺憾，严重影响劳动生产能力。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营养结构失衡型的营养不良也大量存在，且增加较快。一方面，脂肪、蛋白质摄入量迅速上升，甚至摄入过量；另一方面，却因食品加工过精、过细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一些“富贵病”如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等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发病率有较大幅度上升，并有年轻化的趋势。可见，有贫困型营养不良，也有富裕型营养不良。在全国多数地区特别是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正处于由小康向更加富裕转型的时期，急需加强对居民食物与营养的指导工作，促进居民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否则，既会造成资源浪费，也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身体素质的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面向全民的营养监测体系是必要的，通过监测得到的信息不但会使营养指导工作更有针对性，也有助于引导食品生产领域改变其不合理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附带说一句，目前我国的食物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应当引起有关部门和消费者的足够重视。这次肆疟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非典型肺炎”，其源头之一就可能是野生动物携带致病因子（如冠状病毒之类），而当地居民素来就有喜吃野味的习惯。当地市场还充斥着用激素、抗菌素喂养的黄鳝、螃蟹之类，甚至豆芽也是用激素催生起来的，以此为食物无异于慢性自杀。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公众健康水平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2.38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63人?，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我国在控制霍乱、鼠疫、天花等重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2000年，我国实现了消灭本土脊髓灰质炎的目标，为世界最终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年，我国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大骨节病、克山病、氟中毒等地方病病区不断缩小，血吸虫病发病率大幅下降。目前，已有乙肝、结核、麻疹、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破伤风7个病种纳入了国家计划免疫，有效提高了儿童健康水平。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1岁，翻了一番；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总体上看，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

　　但是，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卫生与健康事业上取得的进步要逊色许多（如表3所示）。图1至图3清楚地表明，这一时期平均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和医务人员数的增长速度远不及改革开放以前，在城市甚至呈逐年递减之势；卫生事业经费支出比重的变化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其中尤以占教科文卫经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最为突出。结果，在我们还陶醉于以往（主要是改革以前）取得的骄人业绩之时，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测评已将我国目前的卫生体系绩效列在了世界191个成员国中的第144位，并被视为世界卫生公共资源分配最不公平、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迄今我国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有近20％的农村县未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合格或基本合格标准；有1亿多人喝不上洁净水，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妇女发病率的目标没有实现：西南、西北9省孕产妇平均死亡率高达177.96／10万，为全国平均水平56.2／10万的2.8倍，远远高于47.4/10万的目标，这些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情况与非洲国家相当；全国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其中贫困农村地区的比例更高达13%，消除新生儿破伤风至1‰以下的目标未能实现；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各级卫生事业费和卫生总费用均低于规划目

　　标及WHO最低限标准，对卫生医疗事业的补助存在“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现象。上述情况表明，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全体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既定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人民健康水平还面临着严峻挑战。

　　医疗保障体系和疾病防控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事业出现的滑坡现象，主要是由医疗卫生体制的不适应性造成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被规定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城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这一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国家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获得必需的医疗服务和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些初级的医疗保障。正是这套体制推动了以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超前发展和公众健康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是当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之后，这套体制变得残缺不全并越来越不合时宜，此时若不能及时改弦更张，势必会拖医疗事业发展的后腿，影响卫生服务体系的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改革思路，试图在配套进行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低水平、多层次、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但是改起来困难重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拖了后腿。而在农村，随着旧的合作医疗体制的解体，不但居民就医几乎成了清一色的自费医疗，而且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现象加重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也成了问题，医药费用的迅速上涨更使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望而却步，结果造成有病无医、小病不医、因病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城乡居民保健水平差距拉大。

　　 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迫在眉睫，而且与养老、失业保障相比，医疗保障涉及人员多、覆盖面广，意义尤为重大。我国政府已决定从2002年起在全国城镇居民中全面推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推动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通过建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和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实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的目标。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国家为公务员建立了医疗补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了补充医疗保险；有不少职工个人参加了商业医疗保险；国家还将逐步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以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但是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如何建立尚未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8亿农村人口既未从国家的养老、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中分享到任何“全民”的果实，也未能通过医疗体制改革摆脱其弱势群体的窘境。正是鉴于这一现实，我们才格外担心“非典”疫情向农村蔓延。

　　 2003年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还暴露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缺失。冷静之余，“人们不难忆起仿佛是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次次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今年4月的辽宁海城学生豆奶中毒、2002年南京汤山投毒、1998年山西朔州毒酒事件、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这些事件在一次次促进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一次次暴露出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 ?联合国2002年10月向我国发出历来最严重的警告，指出中国将面临艾滋病大灾难，无法想象其扩散范围，感染人数将居全球之冠，估计中国现已有逾百万人染上艾滋病，并批评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行动不足。终于到2003年情况有了改变，“非典”疫情在短短一周之内催生出了一个小汤山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催生出了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幸免传染病的危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号称在传染病前高枕无忧。除了疾病的威胁，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也随时可能在人们无法预料的时候出来肆虐，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但惟一可以做到的，是在灾难发生之前健全我们自已机体的应急反应能力，以防万一。” ?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各级医院的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市场。反观我国，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支出却主要流向了医院，政府财政每年的卫生投入预算不足是事实，可投入的方向也颇值得深思，这里恐怕也有一个政府与市场分工的问题。

　　 总之，我们要像抓教育那样搞好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根据卫生部组织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1998年农村大约有36%的患病者由于经济困难而没有就诊，有61%的住院病人因经济困难而提前出院，还有将近22%的贫困户正是由于家庭成员患病或受伤才陷入贫困。此外，有关两周患病休工率的统计显示，农村每1000人因病休工的工日1993年为250多天，1998年为350天。这表明，医疗卫生事业公共投资的减少和利润驱动倾向，已经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损失和劳动者身体素质的下降。?可见，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教育和健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非典”疫情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足和国家应急能力方面的缺失，也为这方面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