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与落后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他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是其信仰使然。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这样申明：“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1]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斗了28年，终于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的统治，那么，如何较快地改变国家的贫穷面貌，使全体人民得到经济上的翻身和幸福，则成为“革命的第二天”所面临的现实困顿。本文试就194 9 ~1958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贫困路径选择上的实践加以探讨。

　　一、为着“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纲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特别是恶性经济危机肆虐，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国家政权。“大难平，民生憔悴”，严重的社会经济形势，成为“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道最大的难题。为了保证还在进行着的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为了保障城乡人民最基本的生存，中共采取了很多应急性的措施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如迅即地恢复生产、赈济灾民、救济失业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等等。但是，共和国的领袖们知道，这些还不是长久之策。为了发展生产，让人民彻底摆脱贫困潦倒的穷日子，必须有长远的应对之计。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缔定国策的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议上宣读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宣言。他向世界宣告：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2] 这是就要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许下的庄严承诺。

　　为了这一目标，早在革命胜利之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未雨绸缪。基于中国未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这一事实，基于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现状，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主旨在于有条件地发展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类似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制度设计，由1949年9月召开的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以国家宪法的形式予以了确定。《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要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努力遵循着这一既定方针。1950年3月，毛泽东就全国的财政问题和对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发展私营工商业，资本家会得到一定的利润，但同时也维持了生产，维持了工人。比较而言，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人民有利…… [3]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有关言论散见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来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和报告中。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造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贫弱。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力量十分软弱。因此，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4] 而在革命成功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在中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而这也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5] 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谆谆地教诲革命同志“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是一个进步。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6] 我们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原因是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是有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的”。 [7]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他声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他尖锐地批评了要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的主张，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企图很快消灭资本主义，很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去是“左”倾观点。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8]

　　为了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新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奋斗目标，避免“急躁”情绪的发生，在制定《共同纲领》时没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内容写进去，中共领导人为此还特别向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作解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针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特别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并严格按照《共同纲领》办事。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9] 他告诫党的同志“不要四面出击”，要想办法使工厂开工，要努力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原则下，通过调整工商业、减少税赋等举措，不仅国营经济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私营工商业从整体上也摆脱了困境，经营多有起色。破败的国民经济也奇迹般地实现恢复。

　　在广大农村，当时也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党内有人主张动一下富农出租的土地，毛泽东认为还是以不动为好，因为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就安心了。所谓“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刘少奇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了，保存富农经济，争取其中立，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富农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 [10]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11] 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将此定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基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富农在土改后成为当时农村经济实力最强的阶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治国方略，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智慧与心血。它从施政方针、阶级政策、策略上保障了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也同时朝着“扫除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方向在前进。

　　二、为了增产和防止贫富分化而变革生产关系

　　事情起变化始于1952年的下半年。此时的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准备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了。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应对经济困境，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对贫富分化的担忧。

　　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是从农村开始的。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粮食、肉类、油脂及城市蔬菜等供应出现了全面紧张，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难题。当时，党内普遍的认识是，在生产能力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国营化、集体化是实现快速增产的一大捷径，“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 [12] 毛泽东也持同一看法，他说，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现在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粮食、棉花的供求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也会供应不上。看来，“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些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发展合作社，“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 [13] 这一观点，他在1953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只有改变将私人所有制，统一于社会主义，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矛盾。 [14] 几年以后，毛泽东更是将此说成是普遍规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 [15] 试图用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来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期早日改变中国不发达的境况，这无疑是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政纲的首要原因。

　　引发政策转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追求人民的经济幸福，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最为关切的无疑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完成，全国有7亿亩土地分给了广大的农民，使之获得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按照正常的逻辑思路，获得土地的农民自此有了经济上翻身解放的最大保障了。然而，土改以后农村出现的一些现象，却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这就是土地买卖和土地集中、雇工现象的再次出现。一些缺少资金、劳力、牲畜、农具的农户，一些鳏寡孤独、家庭负担重、家人生病等农户，在天灾人祸中基本生活难以自保，不得不出卖分得的土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条件较好的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还有冒尖成为新富农的。同时，农村中的合作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大发展的势头，连老解放区原有的互助组织也出现了涣散现象，这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去甚远。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