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民收入在要素间的分配状况被称为国民收入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它不仅是资本和劳动要素拥有者福利状况的真实写照，而且是决定经济是否能够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过度向资本方倾斜，投资的高回报率就会诱使资本方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而劳动方则由于分配份额过低而产生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经济的供需失衡。同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度向劳动方倾斜，则劳动方的需求欲望可能提升，而资本方的投资欲望将消减，同样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如果经济要保持持续、稳态地增长，要素分配份额在长期看必定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Kaldor，1961）。然而，近年来研究者发现，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中、短期如此。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等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收入份额存在着增长趋势，而美国等一些盎格鲁—萨克逊地区，资本收入份额并没有呈现显著的变化（Blanchard，1997）。有研究将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动归咎于统计方面的原因，一旦统计的范围重新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将会保持不变（Gollin，2002）。不过，更多的研究试图揭示导致要素分配份额变动的经济因素。如国际经济一体化（Harrison，2002；IMF，2007）；技术进步（Acemoglu，2003；Bentolila等，2003）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奉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本和劳动完全由国家控制，收入分配和要素分配份额是按照国家的行政命令完成的。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逐渐脱离了国家的行政控制，形成了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收入分配也逐渐遵照按要素的贡献进行。在转型过程中，要素分配份额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劳动收入份额被抑制在较低的水平，而改革开放后劳动收入份额逐渐增加，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劳动收入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改革开放后，劳动收入则逐步向工资性收入转移，从而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李扬，1992）。20世纪90年代，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势头得到遏制，资本收入份额开始持续增加（李扬、殷剑峰，2007；李稻葵等，2009；龚刚、杨光，2010）。尽管功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之间的紧密关系尚待进一步探索，但已有研究证实，功能性收入分配中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有助于抑制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Daudey等，2007）。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功能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不仅直接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而且很可能间接导致了个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工业经济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民收入功能性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在工业经济领域也有所体现。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工业部门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表现为向劳动者倾斜，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则要担心是否会产生“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金碚、李钢，2007），工业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工资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郑玉歆、李玉红，2007）。这说明，工业部门的要素分配份额发生了变化，收入分配格局在向资本方快速倾斜。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垄断程度提高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是导致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白重恩等，2008；白重恩、钱震杰，2009）。还有研究认为，除国有企业改革之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在行业间的结构性变动也是导致工业部门利益分配格局大幅度变动的重要因素（翁杰、周礼，2009）。虽然上述研究对工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探讨，但由于数据结构的影响和限制，不能较为全面地描述导致工业部门利益分配格局变动的主要因素和影响机制。本文试图利用中国工业部门行业层面的数据，构建一个较大的分析框架，揭示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以增加人们对要素分配份额变动的理解和为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