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可能是中国未来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三个难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课题，正引起党和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朱铁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致力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研究，至今已将近20年，是我国著名的城市化和城市问题专家。近日拜读了他长期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城市现代化研究》，感慨很多，这是笔者所看到的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论述中国城市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内容最丰富的著作。该书的特点是对问题的叙述简练，内涵丰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里仅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从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人均资源短缺的条件出发，谈一下阅读该书的几点想法。

　　一、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起点较高，一开始就从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高度来看待城市化问题，提出"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强大动力"。[1] 对于这一点，不少人是认识不足的。这恐怕是与过去长期以来不重视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有很大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现代化"概念里，"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缺乏应有的地位。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2]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3]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4]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我国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因此也阻碍了经济的全面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突破了长期停滞徘徊的局面，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1年底的664个，达到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应该说速度不算慢，但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来比，城市化仍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没有快速的城市化，就不会再有国民经济长时间的持续高速增长，就不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因为60%的人口还处于落后的乡村，其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很难达到全面小康。该书提出："'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落后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农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从长远看，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靠工业化和城市化，靠大量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他进一步指出："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解决，不能光治表，而是要治本。根本出路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城乡收入差距是通过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缩小的。[5]

　　除了上述一般的道理，该书还从扩大内需和发展第三产业的角度，论述了加快城市化的意义。朱铁臻先生指出：中国买方市场的"早熟"，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滞后。据有关研究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由于对消费品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拉动，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可以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6]

　　关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该书也指出：据有关专家计算，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之间，比值是1左右。工业化作为城市化的第一动力，其功能主要是完成"量的扩张"，而城市化在"质方面的进步"，则主要靠第三产业的后续动力，可见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7]

　　此外，城市化还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人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即人力资源不断地从经济效益低的产业、地区和企业向效益高的产业、地区和企业转移的过程，而城市化则有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优化。此外，加快城市化，还有利于中国将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而这正是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使城市化更为迫切

　　中国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使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相当时期的较高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而城市化则是最好的途径。中国人均自然资源短缺和大量劳动力分散于落后乡村的国情决定，中国更需要加快城市化，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就目前来说，农村和农民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居住的分散性，要实现全面小康水平，所需要的资源要比城市高得多，更何况中国也没有这么多资源来分散使用，以保持现有农村人口生活就地达到全面小康和中等富裕水平。

　　从能源来看，人均能源消费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2002年我国人均消费能源只有1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十分之一。如果我国在2020年按人口14亿计算，达到日本今天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就需要56亿吨标准煤，即使能源供给可以达到，35-40亿吨煤的消费，生态环境也无法承受，更不用说按照目前的人口分散程度和能源利用率低。[8] 因此，中国必须走一条高效率利用能源的道路，而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最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再从目前的乡镇企业来说，据测算，集中到城镇发展，一个企业可以节省公共设施投入10%，节约土地15%，治理污染费降低5%。[9] 因此朱铁臻在书中提出，"城市病"要避免，但"农村病"更可怕。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资源消耗的提高。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必须走效益型发展路子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

　　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中国人口太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压力就会越大，因此选择节约型和效益型的城市化就越有必要，这也成为市场的自然选择。而制度的因素、各基层利益的干扰将会逐渐被排除，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朱铁臻还指出，城市也不是越大，效益越好，当边际效益完全穷尽，这种人口集中也会停止。大城市的过度膨胀，也会带来相当大的负作用。我们不能只重视或只强调发展大城市，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合理地扩大规模，发展成适度的更优城市也是必要的。[10]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小城镇数量增加很快和许多城镇升格为城市，使得小城镇的规模、基础设施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都比较弱。从建制镇的规模来看，1999年末平均每个镇区有1449户，5118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镇则高于这个规模，西部地区的镇则低于这个规模；从数量上看，镇区人口在3000人以下的建制镇占总数的46·7%。[11] 我国的许多研究者则认为，小城镇的镇区人口至少要达到3万人以上，才能正常发挥集聚的功能。[12] 我国目前的小城镇不仅距正常发挥城市聚集效应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建制镇因缺乏资金或投资效益太低，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目前大部分小城镇还处于一种准城市化水平，除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外，还是受农村集体所有制、户籍制度和前些年积极发展小城镇方针三重因素制约的结果。因此，朱铁臻提出，中国城镇布局在时间、空间、速度三维模型中应当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小城镇发展关键在于要有产业，兴镇先兴业，兴业才能强镇。让农民进镇后有事可做，有钱可赚，而且比种田赚得多，他们才可能在城镇中定居下来。[13] 在未来的20年里，面对人均资源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必须将有条件的小城镇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为中小城市，以便提高有限资源和资金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