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的实质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原来的以传统的第一产业为基础和主要部门转变为以第二产业为基础和主要部门的产业结构，而第二产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增加、技术进步、市场扩大以及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都推动了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引发了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怎样认识它、规范它，实质上都脱离不开制约它的基础，即产业结构。因此，要讨论如何统筹城乡关系，必然离不开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一）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阶段。

　　建国之初，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呈现出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传统农业国特征，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为50.5∶20.9∶28.6。为实现工业化，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但矫枉过正，从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6.1%，而第二产业则高达11%，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5%，而第一、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仅为2.1%、5.5%，到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为28.1∶48.2∶23.7，[1]三次产业的不协调，导致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物质短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制度创新、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和国外市场不断扩大的推动，政府和民间加快经济发展的双重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发展的奇迹，我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则呈现出快速工业化和结构不断升级的历程。按照我国产业结构演变、GDP的增长以及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将产业结构的演变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1978-1996年为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产业结构是在普遍短缺的经济紧运行条件下，在计划与市场双重调节下，以需求为导向的纠偏性均衡发展阶段，并历经了两个调整过程。（二）1997－2006年为第二个时期，产业结构则是在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在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引导下，以城市化和产业升级为导向的二次产业加快发展和重型化阶段。

　　在第一个时期，产业结构的演变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4年的农业超常发展阶段；1985-1991年的第三产业和轻工业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的整个工业超常发展阶段。

　　从1978开始，为扭转畸形的产业结构，我国进行了以改革开放和经济调整为标志的第一次结构调整，此阶段主要集中于1978-1984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从体制、政策和措施三个方面纠正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农、轻、重比例失调，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体制方面，最大的动作就是在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开放自由市场，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在政策方面，则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开始引进外资；在措施方面，通过实行经济调整，限制了基本建设规模，通过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和分灶吃饭，实际上为地方投资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开了方便之门。由图1可见，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有纠偏的性质，即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呈现出逆向的恢复性上升，这主要是由于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农业产生潜力得到释放，农业呈现出超常增长。到1984年，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2%，比1978年提高4%。同期第二产业下降5%，第三产业上升1%，改善了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显然，此阶段的结构调整之所以与工业化逆向，是因为释放了长期受到抑制的第一产业发展能力，是产业结构纠偏的第一个步骤。

　　从1985－1991年，我国产业结构进入第二轮调整和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以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成效诱导、第一产业超常增长基础上进行的，它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是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在第二产业中，轻工业比重迅速上升。一方面，1979-1984年的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当时被称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加上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使得以自由市场、个体经济和国营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和饮食服务业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连续5年的农业大幅度增长，使得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也较大幅度增加，以生活资料为主要生产对象的轻工业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也促使了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于是由投资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再次引发经济调整。这次经济过热与1977年那次完全由政府引发的投资过热不同，它实际上是政府与民间双重需求旺盛和投资冲动引发的。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从28.5%左右上升到34.3%左右，同时第一产业下降6%，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3%左右。其中二次产业是以轻工、纺织为主导，而重工业处于调整之中，比重下降较多。[2]这个时期，由于个体户、乡镇企业崛起，引起了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二产业的轻工业发展。显然，此阶段也具有补偿发展不足、调整比例关系的特征。

　　1992-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又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修改了“八五”计划指标，使得政府和民间被压抑的双重投资冲动都得到迅速释放，而投资的重点自然是效益高的工业（开发区和房地产也是以工业为主或为原料）。于是就呈现出二次产业快速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格局。如：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等）投入，具有突破“瓶颈”制约的经济意义；重化工业为主导，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具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意义。1996年与1992年相比，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1.8%下降为20.4%，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3.9%上升为49.5%，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由34.3%下降为30.1%。

　　1997-2006年为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和我国经济运行首次出现“买方市场”，我国国内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消费结构正面临着结构升级，再加上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农业和轻工业因需求不足而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甚至出现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

　　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和国际“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出现了渴望已久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与1995年底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任务，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经济运行新局面的产生，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将由过去长期的“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即从旺盛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饥渴转向国内市场“疲软”、需求不足。同时，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买方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型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产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从1998年开始，我国加快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以“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以压缩生产能力过剩行业为调整结构目标，以及乡镇企业的普遍转制，都导致了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为了拉动国内需求，即扩大内需，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有限，而城镇居民随着改革的深入面临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费用的自筹，甚至下岗、失业的担忧，因此一般消费品的内需并没有扩大多少；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资金和信贷既不可能再投入到供过于求的一般轻工业，因此由政府投资拉动的社会投资就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能源、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方面。这就使得这个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主要是重工业）、第三产业发展快的格局。

　　在这个阶段，重工业由于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通过内部循环来消化一部分产能过剩，因此则表现出较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1998年以来电子、能源、汽车、建材等行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原因。这种所谓的“重化工业化”趋向，实际上也反映出我国工业在经历了5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要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化，而“新型工业化”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顺应了这个客观趋势。[3]

　　二、产业结构变动和国民经济增长预期

　　产业结构通常用三次产业的GDP构成来说明，这既可直观表现产业之间的结构特征，又可表现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特征。结合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演进进行综合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他从产业结构演进角度将各国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变动时期，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仍然有较大的提高空间。此外，中国所具有的独特因素也进一步支持了未来经济将以较高速度增长。

　　第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外延型增长仍然有较大空间。工业化中期的需求升级和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以重化工业带头的经济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