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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历程及启示
2020年01月14日 12:27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李雪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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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雪梅,1983年生,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350117。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 海外传播/ 对外宣传/ 海外中国研究/

  内容提要:毛泽东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宣传的重点。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亦通过《共产国际》《救国时报》等媒体突破重围、发出声音。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有组织、大规模、成系统地推动。海外一些组织、机构和学者出于政治或学术等目的,不仅大量出版发行整书的《毛泽东选集》和单行本,而且广泛搜集、深入研究各式毛泽东选集、文集等。《毛泽东选集》之所以能行销海外,一方面是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兴趣。另一方面是研究毛泽东成为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或一扇窗口。《毛泽东选集》走出国门,广为流传,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识基础,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历程对当今中国理论“走出去”也具有重要启示。

 

  《毛泽东选集》①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海外也赢得庞大的读者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极大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价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厘清《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脉络,对于在新时期通过出版物对外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对外传播《毛泽东选集》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宣传。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核心载体的《毛泽东选集》及其他论著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主动发声。

  1.革命战争时期:想方设法突破封锁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特别是由于敌对势力对解放区进行全方位的严密封锁,毛泽东著作难以在较大区域传播,更不可能在全国出版发行,反而在海外以及边境地区具备一定的传播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地区的平台和条件,积极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192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次在国外发表。随后,特别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之后,在《共产国际》刊发的毛泽东著作大幅增多。②当时《共产国际》以多种文字出版,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党支部都有可能看到。1935年以后,中共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救国时报》,先后登载了13篇毛泽东的著作。最高时“发行2万份”,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③1945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设立宣传据点,通过开办报社、出版社等来开展宣传工作。当时的据点负责人吴仲、廖沫沙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宣传思路,就是毛泽东的每一篇重要文章,都冠在“毛泽东选集”的名下,以单行本形式单册出版发行。这种印行方式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投资少、出版快,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中心工作需要,机动灵活地选择相应的篇章来出版发行,有利于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两年多时间里,该据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10多种,总发行量超过了百万册以上。④这些著作,借助于报社的发行渠道,得到广泛传播,影响遍及东南亚和欧美地区。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挥地处中苏边界、同苏联及其他国家交往便利的优势,成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于1948年春把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件译成了俄文向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发行。1948年,该小组翻译出版了第一套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苏东地区广为流传。⑤

  2.建立政权之后:国家战略强势推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对外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视其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进行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对外发行工作。有关部门在政策上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机构方面:1949年12月组建了中国国际书店(即今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输出中国图书。⑥1950年5月,成立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1951年7月更名为中宣部英译室),主要承担《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⑦1961年12月,中联部和中宣部联名就设立一个专门的常设翻译机构一事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当时全国正在大幅精简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仍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增设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重要文献的翻译工作,即现今的中共中央编译局。⑧1966年,毛泽东著作发行领导小组成立。这些机构的设立,不仅使《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纳入正式的议事日程,同时也保证了传播工作的统一规划、整体推进。资金方面:推动《毛泽东选集》的海外销售,需要大量的资金,尽管当时国家财力极为有限,仍然对中国图书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海外出版发行给予了全力支持,由政府专项财政提供补贴,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计划,而且标准都远高于其他文化事业。⑨有了充足的资金作保障,这一时期,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经销网络。人才方面:当时承担翻译工作和发行工作的有关单位和部门都集中了全国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钱钟书、金岳霖等翻译大家都曾参与翻译工作。⑩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选集》主要还只出版了少数几种外文版本。《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由师哲负责翻译,聘请苏联专家协助,并根据中苏两党协议,由苏联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英文本是在英国共产党协助下,中方出让版权给英国劳伦斯出版社,并由其于1953年出版了前三卷。(11)《毛泽东选集》日文版是由廖承志负责翻译,后在日本共产党协助下于1955年在日本出版。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党中央决定增加《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翻译的文种。(12)中共中央抽调了外事、外宣、外文等部门的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组建了不同语种的翻译班子和团队,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据统计,六七十年代,国内出版的外文版《毛泽东选集》(含第五卷)有“18个文种,48种版本。”(13)对外传播《毛泽东选集》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单行本总计有2000多种版本,约占整个毛泽东著作外文版的84.5%。其中,文字20种以上、版本30种以上的有25篇。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书,国内就出版了24种文字、42种版本,《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国内出版了25种文字、40种版本”。(14)这些外文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单行本,除少数留在国内供在华外国人阅读学习以及馆藏存档外,绝大多数都在国外发行销售。

  二、海外主动译介、搜集和研习《毛泽东选集》

  若仅有中国共产党的力推,《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也仅是单方面的,会面临重重阻力。海外的一些组织、机构和学者等出于政治或学术等不同目的,在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的单篇著作后,都很快组织翻译成本国文字并出版发行,很多译本都早于中国国内的译本。

  1.体系化的文本

  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不仅有《毛泽东选集》整书以及单行本,还有各式的文集、选集。据统计,总计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5)其中日本是翻译《毛泽东选集》最多的国家。日本比中国还早,即在1946年就出版了一套《毛泽东选集》。(16)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和京都三一书房先后编译了三套不同卷数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17)1962年6月,日本共产党翻译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首次发行7000多册。(18)随后,在中国方面的协助下,日共中央组织日本中共问题专家对1953年出版的日本版《毛泽东选集》进行了修订。(19)

  相较于整书的《毛泽东选集》,单篇文章以及单行本版本更多、覆盖面更广。在国外,“1949年以前先后有美、苏、日、法、印度等几个国家以英文、俄文、日文、法文出版过20多种不同版本的单行著作”。(20)在众多的单行本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三篇论著。在苏联,理论界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选集》的重点和焦点是“两论”。1950年,苏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审阅《实践论》后的批示意见,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全文。随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积极跟进,不但全文转载,而且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对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述。1952年《矛盾论》定稿后,亦首先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日本对“两论”的学习最为广泛。“两论”是发行量最多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在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2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最早于1945年12月在朝鲜出版了朝鲜文版。《讲话》在1946年介绍到日本时书名改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此后又发行了多种版本。《讲话》也在欧美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美国国际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讲话》英文本。民主德国柏林汉塞尔父子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1952年再版德译本《讲话》。《讲话》还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流传,仅在印度就以英文、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等多种文字进行了翻译出版。(22)

  海外研究者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毛泽东著作有关的文献资料。1945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局编集了《毛泽东主要言论集》,共收入27篇毛泽东的文章、讲话。美国的机构广泛搜罗解放区各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国外研究机构和研究学者还在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编译和出版毛泽东文集或选集、文选等。较为著名的如下表(23)所示。海外学者还对一些重要文献资料认真进行分析鉴别,甚至进行版本考证来探究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变化和发展。例如日本出版的20卷本《毛泽东集》,编辑者将那些未经修改的原始样本与尔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同一篇文章进行比较,对其不同之处都详细注明,这就把毛泽东在撰写发表这篇文章时的原始思想客观地、真实地展示出来。

  2.多样式的活动

  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1946年4、5月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组织了四五十位文学家、剧作家等参加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讨论会。1952年5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办了《讲话》发表10周年的纪念会。在这方面,日本最为突出和典型。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甚至还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运动。为了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了许多学习会、座谈会、讲座会、研究会等,甚至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长期组织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东京一些青年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每星期聚会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一直坚持下来。1962年6月26日,日中友好协会爱知县支部在名古屋举办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纪念集会”,尽管这是在参议院选举的时间里召开的,却有大约2000名青年人前来参加。1966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日译本出齐后,日本文化界为之开了庆祝会。(24)

  三、《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背景和原因

  《毛泽东选集》海外发行和传播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并形成规模,一方面是海外积极探寻“红色中国”崛起的密码,另一方面是毛泽东与中国的内在逻辑联系。二者共同构成了《毛泽东选集》广传异域的客观背景。

  1.“站起来”的新中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兴趣

  旧中国曾经被蔑视为“东亚病夫”,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仅仅经过了20余年就结束了一百多年惨遭列强肆意侵略、宰割的历史,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足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亚、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同中国一样曾遭受外国侵略,二战后都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和民众都把学习中国的经验作为首选。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经常在重要版面报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亚非拉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考察团、交流团的消息。一些国家甚至把向中国学习作为当时政府的基本策略。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最突出的是日本和法国。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着美国占领和管制以及从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中恢复等问题。(25)日本人民也希望向中国人民那样实现“翻身做主”。法国60年代尽管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但潜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社会斗争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五月风暴”的爆发。法国人民特别是法国青年希冀向中国学习社会治理。但是毕竟还有很多国家没有上述这类“需求”,它们迫切需要增进对中国了解的原因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1964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博爱德指出“对中国的了解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要求,这一要求日益迫近”。(26)

  2.研究毛泽东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或一扇窗口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在党的创建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他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使得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化身。斯诺30年代在延安时就发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27)新中国成立后,在发展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与失败教训也同样烙有毛泽东的深刻印记。因此,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研究毛泽东及其著作都是可行的方法和视角。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研究其革命目标(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而最好是研究那些制定这些目标的领导人……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28)为《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作序的作家安尼·弗利曼特尔指出,“《毛泽东著作选集》对那些关心中国革命的内在意义以及中国革命在世界变革中的先锋作用的人们来说是必读之物”。(29)

  四、《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的深远影响

  《毛泽东选集》走出国门,广为流传,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长远的,不仅对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为当今国际社会交往交流奠定坚实基础。其历史作用为世界文化交流史所罕见甚至仅见。

  1.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1949年以前,在海外翻译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让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获取国际力量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共产国际》有多种文字版,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党支部都有可能看到它。以《共产国际》杂志作为媒介,毛泽东的著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的传播有了很大扩展。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发表的这些著作“就使毛泽东的名字和智慧被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瞩目。从那时起,毛泽东及其思想以自身的力量向世界证明中国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开始让世界了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是怎样为生存、为光明而战”。(30)全面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当时海外侨胞对内战局势的发展趋势不甚明了。新民主出版社将毛泽东于1947年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纳入《毛泽东选集》系列出版发行,极大满足了港澳和南洋一带读者了解中国解放战争进展的愿望,极大增强了他们对解放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心。

  2.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选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适应了实际斗争的需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人物,都从《毛泽东选集》中汲取思想理论指导。非洲青年学生“为了从毛泽东著作中去寻找行动的指南,解决自己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他们不是一般性地学习,而是带着强烈的愿望,充满革命激情地去学习”。(31)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许多读着毛泽东著作成长起来的人后来都成为该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者,如被誉为“游击战大师”的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等。毛泽东著作对于他们组织革命政党和革命组织,武装其组织成员的思想,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重大作用。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联合会书记西尔索·费尔洛斯说他读过21本毛泽东写的小册子,每读一遍就觉得有更深刻的体会。毛泽东关于革命斗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对于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业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在拉丁美洲,谁要是忽视农民这一重要力量,谁就休想领导人民革命得到胜利”。几内亚民主党达拉巴行政区书记说,读了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文献后,懂得了帝国主义不仅是应该反、可以反,而且是可以打倒的,大大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在狱中反复研究《毛泽东选集》。(32)与曼德拉一样,津巴布韦民族联盟领导人穆加贝总统也是在监狱中学习研读《毛泽东选集》,并且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用于实际斗争中,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3.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

  海外许多专家学者从毛泽东著作着手,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仅著书立说,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关于中国的论著,而且还争取到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力量的支持,创办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国资料收藏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中国通”专家学者,如日本的近藤邦康、竹内实,英国的斯图尔特·R.施拉姆,美国的麦斯纳、费正清、史华慈、佩弗、魏特夫,澳大利亚的泰维斯、尼克·奈特、格雷厄姆·杨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占有相当的权重,约占全部著作的四分之一。(33)

  4.为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识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诞生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富含中国文化的理念和价值。《毛泽东选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原理,还富藏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本学者松村一人认为,“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里都贯穿着中国思想遗产的深入继承”。(34)伴随着《毛泽东选集》在海外的传播,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逐渐被一些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所认同、接纳。莫桑比克人在理解“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时,进行了引申和发挥,加入了自己国家的元素,变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实际上,在具体传播的出版物品种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更多的还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传统艺术以及中国文学等内容的出版物。其中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的自然、人文等中国基本知识类读物和内容健康、故事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中国民间故事的外文译本以及内容富有民族特色、插图形象生动、雅俗共赏的画册等,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35)这些出版物的传播,便利和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5.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选集》所承载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体现着在亚洲最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斗争普遍化时期的马列主义的发展阶段。”(36)《毛泽东选集》在国外的传播的模范和带动作用,促进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某个国家化、某个地域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五、《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对中国理论“走出去”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推动“中国理论”对外传播,作为传统媒介的出版物仍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这方面,《毛泽东选集》行销海外历程中积累的典型经验对于当今提升中国理论“走出去”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1.力量:官民结合更长久

  中国理论对外传播是为国家政治外交战略服务的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行为,无疑需要依靠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组织机构来主导推动和进行。但是仅靠这一力量,传播活动常常会伴随着政治关系的冷热而起伏。《毛泽东选集》在斯大林的亲自推动下在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尤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维·米海耶夫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阿·亚历山德罗夫的《介绍〈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三卷》、姆·哈尔拉莫夫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第四卷》以及麦·米丁的《毛泽东选集》等著名理论家的文章和著作,都对《毛泽东选集》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但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理论界的评价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毛泽东的许多论著都给予了否定评价。民间力量更具灵活性、广泛性和多样性,能够对官方渠道起到弥合与融合作用,推动的传播活动也能够更持久稳定。在日本,积极传播《毛泽东选集》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包括岩波书店、角川书店、青木书店、三一书房、大安株式会社等出版商和松村一人、竹内实、新岛淳良、野坂参三、鹿地亘等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虽然毛泽东著作“热潮”消退了,但是面向普通读者和学术研究的活动仍在继续。1986年,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在院刊《学院新闻》刊载了《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感想》和《继承人民革命的思想,掌握“群众路线”的武器》的纪念文章,还在大阪邮政会馆举办了讲演会和讨论会,小野信尔和石田未子等做了专题讲演。(37)2001年,中央公论新社出版了《论游击战》;2005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38)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不论出版物传播还是其他形式的传播,都应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智库、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加入进来,扩大非政府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2.渠道:巧妙借助更多元

  《毛泽东选集》成功走向世界,最常见的顺借渠道,一个是经贸文化交往活动,不少国家的贸易团体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将在中国获得的毛泽东论著带回去。一个是对外援助时携带毛泽东著作。新中国曾经派出2万多建设大军在蒙古国援建,为了满足中国授建队伍的阅读需求,1953-1960年这8年时间里,有近55万册的中国图书来到了蒙古草原。(39)一个是参加国际图书展销,我国曾长期参加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书展,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大量新中国书刊发行到中东阿拉伯地区。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不仅要继续加大与国外主流出版发行渠道和书店的对接和联系,拓展国际主流营销渠道,更需要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创新渠道方式。

  3.内容:适当变通更契合

  中国理论海外传播需要跨越国界、跨越语言、跨越文化,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不可避免存在文化差异,遭遇传播障碍,需要采取相应灵活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在日本传播过程中,日本方面为了使日本民众更易读懂,仅文字翻译就先后进行了三次。(40)同时,为了契合传入国民众的阅读习惯和思维特点,海外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也常对版本进行拆分,对部分内容进行简缩。《毛泽东选集》原英译本有5卷,简缩版第一部分是“政治和战略著作”,第二部分是“哲学著作”。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要加强同传入国和地区的出版机构的沟通和合作,以更加开明的姿态、更具包容的方式,根据当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在内容和方式上允许进行相应的灵活处理,使得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更接地气。

  4.方式:携手文化更柔性

  文化是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41)在接受外来文化时,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比较受抗拒,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则更容易被接纳。《毛泽东选集》海外传播过程中,和毛泽东著作一同大量传播海外的还有一大批代表中国文化的图书、书画作品等。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参加书展时,不时有一些大人带着孩子来询问是否有《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书,而当时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很少出版。原来他们小时候在阅读毛泽东著作(当场还能背诵出毛泽东经典语录)的时候,还经常看中国的书和报。(42)推动中国“理论”走出去,需要导入文化的力量,结合文化活动,在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加对中国理论的认知和认同。

  注释:

  ①本文主要考察分别于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60年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同时,收集到《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篇章以及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命名的毛泽东著作集也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这一类文献也在本文考察范围。

  ②刘金田、吴晓梅:《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第226~227页。

  ③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60~61页。

  ④吴仲:《记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

  ⑤周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9~140页。

  ⑥何明星:《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南风窗》2009年第2期。

  ⑦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⑧冯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近代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对外思想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5日。

  ⑨何明星:《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光明日报》2011年7月5日。

  ⑩尹承东:《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中国翻译》2005年第9期。

  (11)何明星:《中国图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12)周东元、亓文公:《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一),新星出版社,1999年,第180~182页。

  (13)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14页。

  (14)同上。

  (15)张清华:《〈毛泽东选集〉海外版本的新发现》,《文献鉴藏》2013年第6期。

  (16)同上。

  (17)苏容:《毛泽东论著在日本的传播及启示》,重庆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8)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沈阳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19)张广信、马启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20)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1995年,第148页。

  (21)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38~139页。

  (22)涂武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岱宗学刊》2000年第1期;徐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和传播》,《出版参考》1999年第12期。

  (23)资料来源:范小强:《近百年来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传播》,《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10期;诸葛蔚东:《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出版传播与影响》,《出版参考》2016年第9期;毕剑横、钱宏鸣、毕岚:《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0页。

  (24)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54页。

  (25)冯端云、高秀清、王升:《中日关系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页。

  (26)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18页。

  (27)[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Ⅱ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5~72页。

  (28)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18页。

  (29)《美〈新共和〉周刊载文评美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参考消息》1963年2月1日。

  (30)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1页。

  (31)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127页。

  (32)《曼德拉曾在狱中偷偷庆祝中国国庆读完毛泽东选集》,《新京报》2013年12月7日。

  (33)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34)赵永茂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1993年,第117页。

  (35)方厚枢:《中国出版史话新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1~292页。

  (36)廖盖隆、李峰华:《毛泽东大典》(传播·研究·影响卷),1993年,第21页。

  (37)纵横:《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隆重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

  (38)诸葛蔚东:《毛泽东著作在日本的出版传播与影响》,《出版参考》2016年第9期。

  (39)何明星:《中国图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2014年,第131页。

  (40)黄辛:《回顾毛泽东选集日文版翻译工作》,《台盟》2003年第6期。

  (41)[美]约瑟夫·奈:《硬权力和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108页。

  (42)何明星:《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光明日报》201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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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雪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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