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千百年来因各种原因大量流散境外。直至20世纪末,域外汉籍的文化价值引起了国家与学界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走向海外,透过历史上支流丛生的“汉籍之路”,开展域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探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

　　域外汉籍从分流到合璧

　　从广义上来说,汉籍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以汉字为主要著录符号的各类文献,包括书册、简帛、金石等物质载体;而狭义上的汉籍即为汉字书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告诉记者,大量中国古籍流散在境外,“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到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皆有所藏,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善本、珍本、孤本”。

　　据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郑杰文带领的研究团队初步调查,去其重复,全球现存汉籍约30万种。流散在世界各国的汉籍数量十分庞大,其中日韩约藏2万种,北美地区约藏3万种,欧洲地区约藏5万种。

　　自20世纪末,随着学术条件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踏上了追寻域外汉籍之路。孙晓告诉记者,“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整理与编纂,努力寻回中国所不见存而藏于国外的珍稀汉籍,并尽快整理出版。”

　　由于汉籍原物的索回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学界提出了“境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理念,即通过扫描、复制等方式,将域外汉籍的高清图像带回中国。基于这一初衷,山东大学提出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学术设想。自该工程启动以来,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和数家重要域外汉籍馆藏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有序开展域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

　　在新材料中提炼新问题新方法

　　21世纪以来,大量域外汉籍进入学界视野,为新学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契机。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提出,域外汉籍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阶段是作为“新问题”的域外汉籍,主要是对文献中的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第三阶段是作为“新方法”的域外汉籍,主要是针对文献特色,探索独特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新材料需要与新问题、新方法相结合,才能达成学术重建或学术典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