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很多社会学者的实证研究指出,并没有证据显示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层)程度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大家都认可国家公共财政对教育投资是提升弱势社会群体教育获得、进而改善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这并非是必然结果,而是需要其他重要的制度条件作为支撑。其中,技能形成体制就是一项重要的支撑性制度安排。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它既是推进国家创新的基础制度安排,也是工人群体分享发展成果、融入社会的基本路径,是调和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冲突的有力工具。

　　国家创新类型区分技能形成体制

　　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可以等同于教育体制。不过,很多时候,学者们使用的技能形成体制多属于狭义上的,指的是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包括职校教育体系和在岗教育体系。本文采用狭义技能形成体制概念。

　　在早期的研究文献中,由于划分标准的差异,不同学者对技能形成体制类型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索斯凯斯等人将之划分为低技能形成体制与高技能形成体制,英国和德国分别是典型代表。也有根据技能培训空间来划分的,分为基于技校的技能形成体制与基于车间的技能形成体制。目前,比较有共识性的是根据技能供给和积累的方式,将技能形成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以及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在这三种技能形成体制下,国家创新类型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

　　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顾名思义,是指由国家直接投资和主导的技能培训机制。该技能形成体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公共财政是技能培训的主要投资方,教育培训公共经费开支在GDP中的占比高;技能培训主要由各类职业技校提供,企业在技能供给中的角色被边缘化,参与度和积极性均较低;技能培训内容多是强调通适性的一般技能,职业技校的课程安排也多是依此做标准化的安排;强调流动性和开放性,致力于打造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制度连接机制,鼓励职业教育劳动力向学术教育流动。

　　市场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指技能供给和积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的制度类型。在该体制下,无论是劳动力的技能学得,还是企业雇主对技能劳动力的获取,多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相较于学术教育,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占比较低,受训者和企业是技能培训的主要投资者;属于典型的以技校为基础的供给体系,各类职业技校和社区学院是技能培训的主体;技能培训内容也多是强调通适性一般技能,但市场应用导向强烈,根据企业技能需求及时调整课程内容;技能劳动力之间就业竞争激烈,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较低,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融合程度也较低,存在着文化传统和制度上的区隔。

　　不同于上述两种技能形成体制类型,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一种国家卷入和企业卷入程度都比较高的制度安排,具体表现出如下五个方面的特征:国家和企业分担技能形成的投资,一方面国家对职业教育公共财政投入较大,另一方面企业也乐意分担技工的大部分培训成本;双轨技能培训体系是主要的技能供给方式,职业技校与车间培训被整合成一体且分工明确,技校主要提供理论学习,而车间主要提供技能实操训练;技能培训内容是标准化的,所培训的技工是面向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不过,与市场主导的技能形成体制不同,由于企业卷入程度高,该体制能够较好地整合企业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的需求;中介组织作用较大,国家赋权于企业或工会组织,授予其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准公共性权力,共同参与对技能形成体制的管理,从而形成三方管理架构限制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流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多会在一定程度上设置制度以限制技能劳动力在不同教育体系之间的流动,这一点德国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