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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哲学研究——诠释与创新并重
2017年05月09日 13: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波 字号

内容摘要:哲学研究有众多路径,由此建构出不同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不同范式。从地域上说,欧洲大陆、中国和东亚文化圈的哲学界偏向于第一条路径,英美澳加哲学界等偏向于第二条路径。从此之后,中国士人走上了皓首穷经以谋一官半职的道路,学术视野和思想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很多学术作品都以“经典注疏”的形式出现,“我注六经”成为最强大的学术传统。相反,像严复、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学者,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然后出国留洋,接受西方学术训练,受到中西文化的冲撞激荡,其见识和学术眼光自然不同凡响,其治学也别具气象,甚至能够成一家之言。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

关键词:学者;学术传统;学术共同体;老师;中国哲学家;学术同行;哲学研究;哲学界;英美澳加;需要

作者简介:

  哲学研究有众多路径,由此建构出不同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不同范式。我把哲学研究的路径主要概括为两条:一是面向原典和传统,二是面向问题和现实。前者着眼于诠释和继承,后者着眼于开拓和创新。从地域上说,欧洲大陆、中国和东亚文化圈的哲学界偏向于第一条路径,英美澳加哲学界等偏向于第二条路径。

  为什么历代中国学者大都选择面向原典和传统?这种局面是由多重社会和个人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一部分是外部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然,另一部分则归结于他们的自觉选择。

  1.政治和学术制度。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创立“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国,随即“焚书坑儒”。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官方意识形态。隋朝开始科举制,打破血缘世袭和世族垄断的用人制度,为民间士人(知识分子)开辟了阶层上升之道,但同时也把他们纳入官方学术的轨道。从此之后,中国士人走上了皓首穷经以谋一官半职的道路,学术视野和思想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很多学术作品都以“经典注疏”的形式出现,“我注六经”成为最强大的学术传统。即使有些学人真想说点自己的思想,也常常让其隐藏在“注疏”的形式之下,有时候甚至放弃署名权,伪托古人,企图混入“经典”,以传后世。甚至像王莽、康有为等也不得不“托古改制”,从古代和圣人那里获得思想支持和论据。

  2.师承和传统。一代代的学者在上述氛围内受到训练,很多东西在反复操作中成为习惯,甚至潜移默化为自己的内心选择。这样的老师教出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又成为老师,按照大致固定的模板不断复制,从而演变为“学术传统”。“熟知”慢慢变成了“真知”,“司空见惯”慢慢变成了“理所当然”,只有个别特立独行之士能够且敢于逸出常规,却常不被理解。

  3.见识和能力。一个年轻人只在一种学术传统中受训,只接受一位或几位老师的教导,只读特定老师指定的特定类型的书,中国传统“尊师重道”,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逐出师门”,而“师门”相当于某种利益集团。很难指望这样的学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的知识视野太窄,思维模式被固化,没有比较和鉴别,很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相反,像严复、梁启超、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学者,从小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底子,然后出国留洋,接受西方学术训练,受到中西文化的冲撞激荡,其见识和学术眼光自然不同凡响,其治学也别具气象,甚至能够成一家之言。

  4.功利性考虑。学者也是普通人,他需要生存资源,还要有社会地位,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可。他通常会遵循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寻求晋升之阶。年轻学者面临很多生存困境,还要面对年度考核、课题结项、职称评定以及各种头衔的评选。他们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安坐十年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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