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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天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展望
2017年02月23日 15: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岳天明 字号

内容摘要:尽管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确切上限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一百余年的历程。当前我们应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滚滚洪流之中,回望已有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做出展望。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随着相关知识素材的不断积累,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区域化和流派式研究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也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视角,才有了后来“扩展中国社会学的新境界”、“寻求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突破”和“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乃至于最近的“中国社会学的流源之辩”和“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进而到“架设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学桥梁”的呼吁。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研究;社会学史;郑杭生;马克思主义;学者;学科;学术;中国共产党;韩明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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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确切上限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一百余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一代代社会学者筚路蓝缕,为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道路,也提升了当代中国社会学人躬耕学术的理论自信和自觉。当前我们应该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滚滚洪流之中,回望已有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做出展望。

  在研究指向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既要向现当代延展,更亟须向过往拓深。客观地说,学者们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当代延展成果较为丰硕。这一方面是因为历经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人们更为珍视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另一方面也源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学术界围绕中国社会学的历程、发展、成就和不足的讨论自然相对较多。对中国社会学在现当代以来发展经验、规律的探索,自然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相较而言,学术界对此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社会学家如陶孟和、孙本文、吴文藻、吴景超、潘光旦、李安宅、费孝通等人的著作或文集,但这些著作的编辑和出版绝然不能代替对许多早期社会学家思想的研究。如何通过对早期社会学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挖掘,再现中国社会学探索的曲折性和丰满度,当属未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不断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体系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已经显现出多样性气象,继续丰富和完善研究体系将会是未来研究的追求。现有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在体例安排上大致有:以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为代表的“学派式”体系;以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和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名家》为代表的“人物式”体系;以社会学界先后出版多本的《中国社会学年鉴》和郑杭生主编的《跨世纪中国社会学回顾与瞻望》《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十五”回顾与“十一五”瞻望》为代表的“年鉴式”结构体系;以阎明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和刘少杰的《中国社会学的发端和扩展》为典型的“复合式”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以上诸多体系并存表明了中国社会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体现了不同学者对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侧重。我们预期,今后能出现整合以上研究体系的、全景式的社会学史研究,从而将社会学家的传记、书信、日记、社会和学术背景分析融为一体。顺便指出,紧紧围绕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发展这条主线,创建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史发展历程的新线索,比如以社会活力为红线,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可能是今后研究中关于体系结构安排的新的努力方向。

  在研究内容上,各种观点争鸣的态势早已形成,在个别观点上依然难以达成共识,但这并不妨碍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一致认识。如前所述,在中国社会学史的时限和阶段划分等问题上,分歧依然存在,如要达成一致,恐怕还得假以时日。但大部分论争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持续近十年的“韩陈论辩”,亦同样如此。直接参与这场论辩的是韩明谟与陈树德两位先生,其实质在于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内容”的不同认识。其中,韩明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不能仅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学院社会学发展史”,还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和乡村建设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学者普遍认为,应该以相对开阔的学术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学史及其研究范围和内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地位和内容,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2001年,郑杭生撰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集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之间“合”—“分”—“合”的历史轨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时隔五年,郑杭生和刘少杰主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全书以历史性的视野全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批判性到建设性的转向。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随着相关知识素材的不断积累,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区域化和流派式研究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向。

  在研究视角上,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一直提倡反思视角,而在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依然强调反思的重要性。当时,人们更多地注重社会调查而在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虽然实地调查及其结果的实用性能更好地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学理论研究。费孝通先生在近90岁高龄之时还决心“补课”,实际上是在以他的实际行动表达对理论研究短板的不满,也融入了他对当初中国社会学发展取向的反思意识,以及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而他对社会学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双重品格的深入分析,更具有振聋发聩的反思性。也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视角,才有了后来“扩展中国社会学的新境界”、“寻求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突破”和“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乃至于最近的“中国社会学的流源之辩”和“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进而到“架设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学桥梁”的呼吁。可以预期,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这种反思的视角还会不断持续并且更加突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16BSH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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