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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波兰资深外交家的中华情 ——访波兰前驻华大使、汉学家孔凡
2016年12月22日 12: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立茀 字号

内容摘要:一位波兰资深外交家的中华情——访波兰前驻华大使、汉学家孔凡2016年 12月 22日 08:0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12月 22日第1115期作者:黄立茀访问量.2005年孔凡先生荣休后,便成为“民间外交大使”,活跃在波兰许多城市、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课堂上,为波兰人民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与成就,尤其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忙碌。尤其是易丽君教授,她长年从事波兰语教学和波兰文学研究及波兰文学翻译,出版了专著《波兰战后文学史》及《波兰文学》,共介绍波兰作家、语言学家300多位。演出使中国人民见识了波兰民族在音乐、歌舞等领域高超的水平和造诣,领略了波兰民族音乐、歌舞的独特魅力,增进了中国人民对波兰文化的了解和对波兰人民的感情,这就是文化外交的魅力吧。

关键词:波兰;孔凡;翻译;汉学家;大使;文化交流;授勋;外交;中国经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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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孔凡先生是在2001年底波兰驻华使馆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当时,我的同事、波兰史专家刘邦义教授在此接受了波兰总统的勋章。授勋仪式由孔凡大使主持,那一口地道流利的中文,惊艳了所有与会的中国来宾。原来,孔凡大使曾在中国学习过。他不仅精通中文、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担任大使期间身体力行,开创了波中文化、学术交流的多项“第一”。2005年孔凡先生荣休后,便成为“民间外交大使”,活跃在波兰许多城市、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课堂上,为波兰人民了解中国当下的发展与成就,尤其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忙碌。近日,笔者有幸拜访孔凡先生,与他就其在中国的学习与生活,以及波中文化外交的往事与思考,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

  中国古代史口试:命运的契机

  黄立茀: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来中国留学,一生与中国结缘?

  孔凡:我是根据波中互派留学生的协定到中国留学的,但是选到我其实很偶然,这还要从我的中学老师说起。我出生在波兰中部的县城罗兹,中学时很幸运碰到一个好的历史老师。他从克拉科夫来,毕业于波兰最古老、最著名,欧洲第二古老的雅盖隆大学。雅盖隆大学是世界名人的摇篮,比如日心学说的提出者哥白尼、梵蒂冈教宗保罗二世,还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毕业于这所大学。我的这位老师学问自然特别好,他讲授印度史、朝鲜古代史和中国历史,讲得引人入胜,这些科目我都很喜欢,学得也都很认真。1955年我高中毕业时,省里来人检查教学质量,抽查到我,问的是中国历史的问题,比如黄巢起义的原因和过程等,我对答如流。这次考试,可能给考官留下了好印象。

  当时的考试没有难倒我,客观上还与我爷爷有一定的关系。我爷爷虽然是个农民,可是对世界大事特别感兴趣。他已经90多岁,眼花看不清报纸,所以经常让我读报给他听。早年中国帮助朝鲜抗美、台湾问题、中国支持越南抗法这些与中国有关的大事,我都从报纸上知道了。所以当考官提问与中国有关的国际知识时,我也能答得上来。考官对我的回答相当满意,回去就推荐了我到中国留学。

  黄立茀:我很感兴趣,您为什么起名叫“孔凡”?

  孔凡:17岁时,我在波兰通过严格的考核,被派到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专修班学习。说来有意思,我的一位波兰同学比我先到北京一周,他给自己起名字叫“傅铎”,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乐器,可能他对中国历史比较着迷吧。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只有他在宿舍里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笔画多、结构复杂,不好掌握。我们回来时,他还在宿舍,嘴里不停地念叨,手上不停地写,大概写了有100多遍吧,可惜还是没写会,这让我对笔画多的名字有点畏惧感。

  上汉语课时,老师帮我们起名字,一般是取波兰名字第一个音节的中国谐音,例如罗文斯基,起中国名字“罗文”,这样比较好记。我的波兰名字叫布尔斯基,由于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中国谐音,只是想,万一是像“傅铎”那样的字就得遭罪了,傅是十二画,铎是十画,其繁体字“鐸”是二十一画,那得多难写呀!于是我就跟老师说,我只希望我的名字笔画简单、容易记住。于是,老师就给我起名“孔凡”,孔是四画,凡是三画,我很快就把名字记住了。

  从北大到外交学院:民间外交思想播种

  黄立茀:您在北大学习了多长时间?跟谁一起学习中文的?

  孔凡:我在北大学习了一年时间。班里同学几乎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六个民主德国的、两个蒙古共和国的、四个波兰的,还有一个是印尼的学生。一个月以后,南斯拉夫又派来五个学生。

  黄立茀:您觉得中文好学吗?

  孔凡:很难学,我们都学得很吃力。学校给每个留学生派一个辅导员,我的辅导员是一个学物理的同学。当时没有教科书,每周出一本手工刻蜡版、油墨印制的小本,内容蛮有意思,什么“愚公移山”、“拔苗助长”、“白求恩的故事”、“詹天佑”、“刘胡兰”、“武汉长江大桥”等,老大桥和新的大桥都讲,内容非常吸引人,到后来也教了一些现代文学作品。

  中文单词发音的四声,对于外国人来说太难掌握了。我的第二声掌握得不好,学校汇报到波兰大使馆,使馆批评了我,希望我努力纠正发音声调的问题。我发奋图强,与一个同学结伴而学,我们给自己的要求,是10—20分钟记10个新词,这样终于学完了一年级的课,我初步掌握了中文。当然,这也要归功于老师耐心的教导和辅导员的帮助。

  可能是祖父那时让我读报,内容较多涉及国际知识,因而培养了我对国际问题的浓厚兴趣。1956年,我主动提出转学到外交学院,当时波兰高教部部长阿·腊帕茨基(A. Rapacki)正在访华,他同意了。我顺利转到外交学院,这一学就是五年。毕业时,我完成了《从中日民间交往的视角看中日关系(1949—1959年)》的毕业论文。

  黄立茀:为什么没有写中波关系,而写中日关系呢?

  孔凡:这是受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启发。当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报纸上批判岸信介政府,但是两国民间有交往。记得当时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一个大型商品展览,参观的人很多,主要是卖一些日用品,如钢笔、鞋、布料等,我的印象是中日政治关系不好,但是民间贸易热,所以想探究一下这方面是否有规律。为了写论文,我那时常到北海公园西边的国图查阅资料,发现战前中日民间贸易活动也很多。经过研究,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日是天然的贸易伙伴。

  外交学院的学习,对我的外交生涯具有决定性的帮助与作用——不仅使我掌握了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地理、国际关系、国际法(任课老师系著名的李浩培教授)等具体知识,而且通过论文写作,使我认识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民间交往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也是我当大使以后,在做好官方外交活动的基础上,比较重视中国与波兰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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