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引文索引”是西方学术处于“科学范式”阶段的产物，它必须与高度的学术专业化分工和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功能。中国学术承担着启蒙与科学两种使命，在社会转型期启蒙的功能更为突出；同时目前有许多学科还处于初创期，学术分工和学科边界不清晰，还没分化，学术共同体也还没形成，因此在应用“科学引文索引”进行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时要正视这一现状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知识生产； 思想启蒙； 引文分析； 学术评价； 期刊评价； 影响因子

　　作者简介：王浩斌，南京大学 学报编辑部， 南京 210093〖HS〗

　　上世纪80年代，期刊影响因子只是图书馆中所使用的文献计量术语，9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界“思想淡出，学术兴起”的背景下，引文分析与影响因子评价因具有学术评价功能而成为期刊界与主管部门十分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引起学界广泛争论。在目前的讨论中，人们大多是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和技术层面来分析引文评价的合法性，而缺乏从社会转型期的学术生产方式这个更为广阔也更为基础的立场进行反思。实际上，在美国自然科学研究中争议相对较少的引文评价方法在中国有这么多争议，与我们特殊的学术发展程度、学术生产方式与学术体制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发展一度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开始恢复重建和发展。然而，毕竟只有短短的30多年时间，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最典型的问题是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再加上中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影响，由此导致引文评价和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出现扭曲、异化甚至颠倒的现象（关于这种异化和颠倒现象的分析，请参见朱剑：《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因此，在应用“科学引文索引”进行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时应正视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学术发展过程中学术共同体缺失这一现状并加以完善。

　　一、启蒙与科学：两种学术生产方式与双重历史使命

　　在当下的讨论中，无论是学界、期刊界还是引文数据库的制作者，都已意识到引文分析方法只是一种外部的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因而存在缺陷；不过，许多人认为可以从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定性的内容评价两方面相结合来解决这一缺陷，如提出“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注重基础理论、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和合作研究”等（王玲、叶继元：《中文核心期刊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向》，《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5期。）。乍看起来，这似乎是针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与这种思维范式相应的是，图书情报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也是着眼于“完善”引文评价，而不是去思考引文评价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更没有注意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殊的学术生产方式与科学范式对学术评价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影响。实际上，在西方学术和科学史上，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已有好几次，而每一种科学研究范式实际上都对应着某种特殊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方法，不能把适应于某种科学研究范式的学术评价方法普世化，简单移植到另外一种文化与学术范式传统之中。从根本上说，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分析只是一套适应西方某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的学术评价方式，它没有普世的意义。

　　1.“科学引文索引”是特定学术生产方式与科学范式的体现

　　从科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学术评价只是某种类型的学术生产方式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一定的学术生产方式来讨论学术评价方法，否则，就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里说的学术生产方式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学术范式与学术意识形态）、学术期刊、学术评价等几个部分，期刊影响因子问题只有放在整个大的学术生产方式中才能看得清楚。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影响因子问题是产生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社会转型完成以后进入相对稳定的20世纪，适应相对稳定的学术分工体制和科学研究范式。加菲尔德所说的“科学引文索引”概念中的“科学”一词隐含了科学范式的意义，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方法论内涵。

　　首先，所谓的科学是指科学传统。加菲尔德之所以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才推行“科学引文索引”，是因为美国的学术发展到这个阶段，进入一个“科学范式”与“学科范式”基本稳定的时期，即所谓的“科学道统”已经形成（后现代主义则是对这种科学道统的反叛）。引文工具应用的前提是基于共同的“科学的”学术生产范式，在这个前提之上，才能假设引用者与被引用文献之间存在着相似的观点、思路、方法，从而可以通过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揭示人类科学知识积累的脉络，以及发现科研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于科学道统不同，“科学引文索引”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其效果其实大不相同。不仅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从而导致中国的人文学者对引文评价多持批评立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我们也可以发现英美学术与欧陆学术传统的区别：英美更注重科学，从而更为重视引文评价，目前的CSSCI主要是模仿美国的SCI而建立；而在欧陆传统中，特别是法、德，更注意人文科学，对引文评价没那么关注，因此二战以来，法德等国在人文学科领域风头更为强劲。

　　其次，所谓的科学是指科学研究方法。科学一词如果抛开其所代表的真理含义不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科学，是指用实证的、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孔德称之为“社会物理学”），而实证和数学方法的应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数学逻辑的演绎必须先有一个假设。以被喻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之经济学为例，引文分析方法之所以可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是因为经济学已经进行了数学化，并达到公理化的程度，而经济学之所以可以数学化是基于两个充满主观性的前提假设：人的理性行为假定和均衡假设。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具备（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人类偏见、潜意识、文化传统等影响，人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所谓均衡往往达不到，不均衡反而是常态。因此这两个前提只是一种主观假设，并非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所谓的科学性及其科学范式是十分可疑的，而“科学引文索引”也存在着同样的方法论问题。），或者是研究者在这个研究前提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就不能通过相关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来发现经济学研究进展的内在联系。

　　因此，即使抛开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差别不说，仅就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即经济学与社会学而言，也不是可以普通适用引文索引分析；实际上，它只适用于经济学、社会学中偏重实证和数学方法的学科部门和研究方向，其他研究方向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中的社会学理论、转型社会学等就不适用“科学引文索引”的办法来分析。

　　从更大的学术与学科发展史背景来看，当一个社会转型已完成，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由于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们所面对就不是宏大的社会变迁（改革与革命）问题，而是具体的、技术层面的、可以修修补补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学者们对于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太多分歧，可以共享某种科学范式，只有基于某种共同的学科范式，学术论文之间的引证关系才能反映科研活动的内在联系。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美国的引文分析才产生于社会相对稳定的60年代，而在西方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的17、18世纪直到学科开始构建的19世纪，学者们并没有必须引用文献的习惯和学术规范，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在学术发展的初期为保持思想自由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