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4日,德国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结束。但无论是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统称),还是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兴奋的理由,因为两党的支持率都创下历史新低。绿党和左翼党得票基本稳定,上届议会未能越过选票百分之五生死线的自由民主党成功回归。

　　真正以狂欢的气氛大肆庆祝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却是打破德国传统政党格局的德国选择党——政界、研究界和媒体一致称为右翼民粹势力的政治力量。在联盟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试探性联合执政谈判失败,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德国选择党正式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的最大反对党。该党主席高兰德在庆选之际高呼:“我们将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将围猎他们,不管是默克尔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国家。”

　　无论是德国国内的观察者,还是国外的观察者,都体会到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德国例外论”终结了。继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荷兰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在大选中令全欧洲屏住呼吸、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进入第二轮投票之后,一向政治正确的德国也正式跨入西方政治大衰退的行列,成为一个另类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尽管友邦无须惊诧,观察者还是不禁要问:右翼民粹势力为什么在德国突然崛起?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选民又是什么人?

　　首先需要进行一下概念的厘清,即什么是民粹主义。实际上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宽泛、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某种“淡”意识形态,也可以用来指某种策略或者言论行为风格。当然,它也可以是以上特点的杂糅。在以选举制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政治生活中,民粹主义言论在多数政党和政治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身影。我们目前关注的是狭义民粹主义,按照德国学者施皮尔的分析,这些形态各异的狭义民粹主义大概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以民意代表自居,以排斥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社会边缘群体为核心的认同基础,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依赖,组织形式更接近于运动而非政党。这些特征也间接反映了德国社会近些年的重大变化,即逐渐从一个共识社会走向分裂。这为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德国社会和其他西方社会一样,本不缺少右翼民粹以及右翼极端的声音。但是,第三帝国的沉重历史负担给德国社会留下了“德国版政治正确”的遗产,即社会整体对于导致历史灾难的思想意识形态持拒绝和警惕的态度。于是,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社会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民主主义体制运转良好,而各种极端右翼在组织形式上始终无法突破联邦议院选举的百分之五选票的最低要求,进而在外界观察者的视野内被边缘化。在两德统一后的20世纪90年代,前东德地区右翼极端势力曾经攻击外来移民和难民,其引发的更多是全社会的震惊和谴责,而非赞同。

　　帮助民粹声音实现社会和政治突破的,或者说导致德国社会共识逐渐解体的,是德国自身的体制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失灵。2008年起爆发的一系列欧洲金融、经济、主权债务、欧元等种种制度性危机,成为德国民粹主义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一系列危机中,德国选择党于2013年成立,最初仅仅以经济领域的反欧元、反欧洲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引发注意,其支持者以中高收入和受过较好教育的阶层为主,兼有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倾向。2015年以来,随着领导层的更迭以及向右倾团体开放,选择党在主导路线和议题上彻底完成了右倾转向。与此同时,2016年爆发的难民危机在德国社会引发了极端对立的情绪:一方面,政治正确的主流政治家和民众高举“欢迎文化”的大旗;另一方面,民众又普遍为文化和社会可能面临的冲击感到不安。以此为突破口,此前分散在德国社会各处乃至人性阴暗角落的种种排外、排斥社会边缘群体、渴望重塑德意志民族主体、臆想德国面临伊斯兰化威胁等极端声音,在选择党找到了栖居地和发声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