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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由生存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高度,也就是质量,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良币驱逐劣币”,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

　　集中精力转变生产方式,少挖地矿资源,多挖“脑矿”资源,培养高素质知识型劳动者,变靠肢体贡献GDP为靠知识贡献GDP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理解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转变?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怎样的主动作为?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怎么认识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

　　陈东琪:中国经济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极大释放了生产力,去年GDP规模达到7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这些年,中国经济“量”的增长非常亮眼,已经抛掉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帽子。

　　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变化和矛盾也在凸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需求侧变了,这5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2016年达到30.1%,按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我们已接近富足标准。老百姓不仅要求产品能使用,还追求档次更高;不仅要求能吃饱,还希望食品绿色安全;不仅要求收入增加,更渴望碧水蓝天。需求由生存性转变为发展性,但有效供给没有跟上,出现了大量购买力释放在海外的现象。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就要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讲,我国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质量竞争的阶段。中低端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发达国家经常用反倾销等手段抑制中国这类产品出口。同时,我国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也倒逼我们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迁移,更重视质量提升。

　　中国经济过去以量取胜,这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吃了苦头,现在力争以质取胜,已经尝到了甜头。中国制造不再是大路货的代名词,出口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高铁、核电等高端装备,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在全球中高端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对质量要求很高的德国消费者,原先对中国产品说“不”,有调查显示,如今他们多数都对中国产品感兴趣。

　　记者:转向新的发展阶段是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从另一方面看,其中是否也体现了主动性,是我们“主动要转”?

　　陈东琪:的确,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我们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动选择。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的。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演进的必经过程。国际经验表明,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过渡的,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推进经济转型、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体,才能成功迈入发展的更高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是出于主动转型、谋求更深远发展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