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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斐: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
2017年08月11日 10:17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艾斐 字号

内容摘要:文艺创作有各种内容和形式,并因此而使之汇涵汪莽、千姿百态,呈现出仪象万方、姹紫嫣红的繁荣与炫丽景象。要提高作品的质量,关键就在于提高作者的思想认知、道德品位、精神境界和艺术造诣。为什么浮躁会成为当今文艺创作的痼疾?为什么文坛上总会出现体量大于质量、数量急剧膨胀的状况?为什么在创作上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扭转?为什么一些名嘴、名角的出场价码越来越高.而作品和演出的质量却越来越低?为什么在一些创作中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越来越式微、越淡化,而所谓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却日渐雀跃和弥漫?此中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作主体的追求物化与精神矮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艺目标转移与创作道路趔趄.

关键词:文艺创作;赵树理;艺术;稿费;道德;人民;文化;品格;习近平;品位

作者简介:

  文艺创作有各种内容和形式,并因此而使之汇涵汪莽、千姿百态,呈现出仪象万方、姹紫嫣红的繁荣与炫丽景象。故此,在表述文艺状貌时便常有“百花齐放”之谓。然而,不论其内容与形式多么丰富、瑰奇和个性化,质言之,就都是各自创作主体之情感、意态、精神和品格的美学再现与艺术形诸。这便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由此而形成了一条文艺创作的铁律,那就是作者的高、下、优、劣,常常是作品之高、下、优、劣的前提条件与决定因素。要提高作品的质量,关键就在于提高作者的思想认知、道德品位、精神境界和艺术造诣。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他进一步阐释道,“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

  事实上,只有做到德艺双馨,创作才能凸显精美丰赡之质, 呈现淳雅厚重之状,并自会不断地走向佳境和趋于上乘。这是一个至理,也是一种必然。在每一部佳构杰作的背后,不就都潜藏着一个纯正的人格与高尚的灵魂么?屈原作为楚国的股肱之臣,只要他放弃对正义的坚守,退出与权臣的对决,苟同于怀王、襄王的丧国之举和靳尚、子兰的不义之行,他便可以一如既往尊享高官厚禄,在富贵与荣华的环绕中驰骋仕途、纵横权势,拥有人间的富贵和荣耀。只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离骚》《九歌》《天问》等炳辉千古、恒久熠世之诗歌杰作的问世了。因为这些作品无不是屈原之炽情与正义的艺术再现,而绝非仅仅是文字的抒写与故事的编撰。故尔,其中的字字句句无不是“情”的燃烧和“心”的漓淀,而在这“情”和“心”的炽燃与辉映中所搏动和跳跃着的,则是犹若烈火一般的大众情怀与爱国主义。很显然,这样的诗,对于那些只有文字功夫和写作技艺的诗人们,是很难创作出来的。

  由此可见,作者的思想、情操、人格、品德不仅是作品的形制之模,更是作品的灵魂之源。这个前提和基础,对于创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全然是一种相袭互应的因果关系,真乃有什么样的土地长什么样的苗,什么样的苗苗结什么样的果。法国作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这里的风格其实是指作品的整体风貌与思想蕴存。既然风格是由人(即作者)所决定、所铸成,那就定然是有什么样的作者便有什么样的作品。

  对于作者同作品的这种因果感应关系,早在上世纪20时代,鲁迅先生就已有过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还说,在作品中“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既由文艺家的认知和品格所定,同时也是文艺家的职业习性与社会责任。但问题在于这“是”和这“爱”是否具有真实性与真理性,那就需由文艺家自身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了。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家自身的立场、观念和品性便至关重要。如若其认知和评判中肯而正确,那这“是”和这“爱”便值得唱、值得颂,否则便会走到反面去,以致造成唱了不该唱的、颂了不该颂的,其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对此,只要我们约略翻阅一下文艺史,便会发现实乃比比皆是。何以见得?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甚至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海量的作品问世,但经过实践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之后,被认可、被传承、被咏诵的作品,却往往只是其中的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艺创作是相当热闹的,小报小刊更是层出不穷。在大量作者和作品的蜂起、簇拥之下,就连鲁迅先生也时有被倾轧、被掩翳的风险。可是,经过历史的考验、时代的选择和岁月的淘漉之后,真正的高峰才渐次露出退潮之后的峥嵘与伟岸,并在岁月的磨砺中越来越高峻,越来越鲜亮。之所以如此,全然是由其作品自身的质量所致。而作品的质量,又是由其作者的“质量”所赋予、所决定的。

  二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一切假的、丑的、恶的,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时期或出于什么原因而得以炫诩和走红,都难免要在历史和岁月的鉴别与淘洗中被涤荡和抛弃。只有创作主体自身炼成精金美玉的人品并赋有积极进取的思想风貌与精神特质,其作品才会青春永驻、生命长存,以至成为时代的旗帜、民族的徽记和历史的标识。所谓经典,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怀着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意,诫勉和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重要路径和关键步骤之一,就是要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而能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趋利、不浮躁、不媚俗、不炒作、不炫富竞奢、不当市场的奴隶。这里有一个关键所在,即文艺家对待“利”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趋利与为文的关系。文艺家作为社会文明和精神高地的建构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跨越不了“利”的门槛,被“利”所羁绊、所缠绕,那他的道德、精神和创作就会全面崩溃、一败涂地。因为文艺家一旦被牟利的私欲所控制、所驱动,就会放弃创新和弘扬精神文明的责任,就必然要蚕食和崩隳为人为文的底线,以至于完全走向反面,成为思想秽物和精神垃圾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文艺创作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要以思想的粹质、精神的光耀、道德的花环和艺术的美感来塑造人格、净化灵魂、提升精神。

  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赵树理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上什么“文坛”,他只想支一个小小的“文摊”,用老百姓最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写老百姓最为切身的人物与事件。可没想到,他的作品不仅名扬世界,广为传播,而且一连创造了许多个奇迹,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得到了破天荒的大提升与新突破。《小二黑结婚》于出版当年仅在500万人口不到的太行区就发行了近5万册,而且还被数以百计的剧团纷纷以各种形式搬上舞台,并以多种译本走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李有才板话》刚一脱稿,在很短时间里就被京、沪、穗、港多家出版社争相再版达38次之多。他的作品不仅老百姓喜欢读,还成了许多领导人和文化人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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