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时的高等教育,很多人对那时的大学充满了向往,相信那时的大学有独特的民国范儿,并认为: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

　　那时的高等教育真的如此美丽吗?

　　1937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出国访问,看到西方国家的繁荣景象,联想到自己的祖国,颇多感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炼钢、炼铜等专门人才“绝少”,“教育如不能供给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教育为虚设”。胡适的回信中则不太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一时找不出炼钢炼铜的人才,还可以暂时借用客卿。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所以提倡“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而北大等教育机构要兴“无用之学”。

　　这两封信之间的争论在两个月后变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在胡适回信后的两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当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教育的天平应该倾向培养一两个思想家还是一大批炼钢的工程师?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就有加强专门教育的强大呼声。1931年,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过剩,……但专门人才的缺乏,便不能不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他提出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思路:苏俄的教育计划,却不能一笔抹杀的,因为他要成功它的建设计划,需要多数的专门人才,所以它把现在各国办大学的方针完全变更过,使学生在短时期中便能得到相当的专门的技能。

　　这种想法在1932年得到了陈果夫的肯定,他在著名的《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提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设想: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等,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

　　这些设想据说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据民国教育部的统计,1931年时,文类科目(包括文科、法科、商科、教育)的在校生占大学生总数的61%,实类科目(包括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的学生占39%,到了1937年,这两个数字才变成50∶50,但到了1947年,这两个数字又变成了5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