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充满创新自信的民族。崇尚革新、创新、立新,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标志。远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有对创新、立新的高度自觉。先秦哲学中的“尚新”意识、“尚新”思想,内容丰富,含义深邃,几乎各派哲学都对“尚新”有所言说。其中蕴涵的比较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尚新”价值观,约有四端。

　　一是“新命”价值观。《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历代学者的解释甚多。郑玄曰:“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就是说,因为文王的其功在民,其德著天,才使得当时的周邦不断强盛,旧邦焕发了新生命;正由于贤德的执政者使旧邦有了新生命,所以才受到天命的护佑。于是,“天命”之“新”和执政者的“使命”之“新”、国家的“生命”之“新”就在诗中融为一体了。正因为如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诗句,就可以解释为:一个历史悠久国家的生命力,完全在于革新、创新,革新、创新乃是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后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多是在这种“崇尚革新”的价值意义上引用这一诗句的。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呼吁:“异才复间出,周道日惟新。”(《别蔡十四著作》),希望唐朝能够出现雄才大略之人,弘扬西周的维新精神,重耀大唐的国辉。他们都把“维新”视为宝贵的政治价值,希望一个国家能通过革新而繁荣富强,昌盛久远。

　　历代的改革家更是着力于继承和弘扬“旧邦新命”的“维新”精神。近代的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之所以把戊戌变法称之为“维新”,除了借助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之外,更希望利用《诗经》“其命维新”的经典含义,来维护和推行其改革方案。因为,“维新”一词不仅比“变法”更能确切地表达彻底变革之意,而且可以借助其“经典”性之价值为革新提供正当理由。

　　二是“新知”价值观。先秦哲人不但崇尚“新命”,赞颂政治革新,而且还倡导“新知”,追求认识和知识更新。孔子十分重视认识的更新和新知的学习。他不但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种永不厌倦的学习精神,有“入太庙,每事问”的谦虚态度,而且还明确指出了追求新知的重要性。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对“温故而知新”的解释是:“温,寻也。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新知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解释说:“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他们都认为,“温故知新”体现了孔子对新知的崇尚。

　　在温习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获取新知识,从温习旧知识中,悟出新道理,是符合学习规律和认识规律的学习技巧和教学技巧。孔夫子既重旧知又求新知的价值观,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赞同,对认识论、教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

　　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以“温故知新”为君子的素养;《汉书·史丹传》云:“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以“温故知新”为才士的品质;《汉书·成帝纪》云:“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以“温故知新”为博士的条件。由此可见,“新知”价值乃是传统“尚新”说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