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

　　“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出自《明史》卷《骆问礼传》,这是明人骆问礼上隆庆帝奏书中的一段文字。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穆宗皇帝接受言官们的意见,命诸政务面奏。当是时,骆问礼考中进士授官未久,职务也仅为从七品南京刑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皆属明朝的言官,上言本其所职,但是北京的言官们提出面奏之请则并非出于公心。在骆问礼看来,他们不过是惧天下后世之议,以此推诿责任而已。于是远在南京任官的骆问礼上书言及面奏事宜十事,其中第七事为“平好恶以作士气”,《明史》中将骆问礼这段文字总结为:“士习倾危,稍或异同,辄加排陷。自今,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众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则公论日明,士气可振。”

　　骆问礼的这份奏疏在当时及其后能够引起较大反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奏疏中敢于讲真话,而且提倡讲真话,建诤言。

　　在明朝历史上,明穆宗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高拱,一位是张居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家。当时东南沿海“倭乱”,在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努力下,已经平息。北方则在高拱、张居正主持下调戚继光守蓟门,蒙古靼鞑部接受了明朝封号,史称“隆庆议和”。此后即有“隆庆开海”,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海上商业贸易的繁荣。而张居正改革新政的设计也正完备于此时。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明穆宗听取言官们的建议,命诸政务面奏,他当然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各方面的真话。但是在骆问礼看来,事情并不在于是否面奏,而在于需要树立一种讲真话、建诤言的氛围。所以他在奏疏中说道:“一人非之不为逆,人所独见,众共是之,不为比,惟其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