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说:“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幷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日知录》素称学问巨著,但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关乎实事的。顾炎武认为,史书(司马迁、班固等)是劝善惩恶的,仅次于六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现了古人的传统认识。一个,历史是善恶的总集,不仅是对前代善恶的汇总(账本),而且是对后人的善恶的告示。像春秋就是劝善罚恶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史传统,所谓思想与史实的固定关系,经当然是宣布思想的,比如说儒家经典,就是儒家思想的表达;而史实就是历史的、过去的事实,只有合乎事实的才是真思想,不是伪思想,经-史的传统固定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对历史荒疏、不了解,也不就是今人的问题,此种现象古代也不少见。比如,身处庙堂之上的大臣,也有不熟悉旧章往事的,因此就会有问题。所谓温故知新,如果说对本朝掌故都缺乏应该的了解,那么在政策上就会有失误,因为没有坐标参照系。晓得过去才能开出未来,知道怎么做,这是古今的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史学就是实学,是政治家的第一学问,而不是故事、闲书,也不仅仅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顾炎武触到的问题,所关非小。也就是说,史学的废绝,意味着政治学的荒疏,那么立政与行政都会有问题。虽然历史中史学一门曾专门立学,但并不是每朝、各代都有很好的维系和继续。

　　关于史书,我们知道以中国为最,这是世界公认的。无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历代纪事本末,等等,门类纷杂,层出不穷,给人浩如烟海之感而莫知其要,以至于人们有言,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就是老子讲的多则惑,虽欲以史为鉴,然皓首穷经未必能言,这是主要的问题,顾炎武也谈到了。尤其是宋以后,史著更见繁杂,不仅部头大,而且门类多,于是只好是,与政治和当代有关的才提,此外就不谈了。顾炎武认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知识,关乎国家政体得失,绝不是小事。只有通晓历史,才能通达国家政体,否则历史沿革不明,会导致颟顸政治。这与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学者、思想家们的史观,就能够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规律。比如说,孔子是言必称三代的,因为孔子是周朝人,身处人类历史的早期和初期,后来的历史他无缘得见,当然话语所及便不出三代了,这是客观使然,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学人就要亦步亦趋,效法古人以自限。所以说,过去的人们只知道尊古圣贤,而遗落了此一常识,这是历史人文中的问题,显然不当,当然不对,而且贻害久远。像顾炎武说的,历史中又是这史、又是那史,搞得人们无法通盘了解,只好择定一门,单项某一块,看上去好像很协调,乃权宜办法,实际上都切碎了、搞散了。这就说明,历史中的古人,对于历史全体缺乏统体把握,没有得到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