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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师”模式影响当代中国科学研究
2015年09月22日 09: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2日第812期 作者:张煌 字号

内容摘要:它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对总师的素质和责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且也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活动产生了影响,进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科学研究;中国;影响;科学家;社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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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叶开启的大型科技工程,不仅从量上扩充了人类大型工程的规模,而且在质上提升了人类大型工程的品位。在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等大型科技工程的实施,促使居于科技创新人才链高端的科学精英超越自身专业限制,担负大型工程的顶层设计与组织管理工作,以总工程师或总设计师的身份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形成了一条以“总师”为核心的工程运行模式。这一模式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兴起与发展,不仅对总师的素质和责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且也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活动产生了影响,进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完善。

  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

  由于科学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特定的科技创新模式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因此,“总师”模式的优势积累路径也必然与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联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应对霸权国家“核讹诈”的国家安全需求与“全国一盘棋”的国防科研方略,促使中国科学精英走上工程管理岗位。为应对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给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带来的挑战,抵制霸权国家的核威慑和国际军备竞赛,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尖端军事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开启了新中国大型国防科技工程的序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研工程领域,行政管理权威的力量并不强大,汇聚各领域的高水平科学家共同进行国防工程大协作,这是传统行政管理人才无法实现的。因此,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孙家栋、王永志等科学家凭借个人的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号召力,为大型军事工程的科学动员和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工程领域的总师也就成为新中国顶尖科学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径:四个阶段

  以“总师”为核心的工程运行模式可以体现为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家凭借其科学威望和科研洞察力成功地作出战略咨询。在新中国科技史上,科学家提出的战略咨询被采纳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战略咨询案例,首推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他借此成为新中国的“航天之父”。

  第二阶段是国家予以政策支持,科技资源集中向总师所在平台汇聚。如1986年3月,由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合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促成中央政府拨付100亿元的科研经费,以推进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实施。

  第三阶段是科学家担任总师或首设计师,组织管理科研工程项目。一旦科研项目正式启动,总师以管理者身份主持科技创新的进程,他就从单一的科学工作者转变成为科学家与管理者的复合体。他必须超越自身研究领域的桎梏,具备开阔的、跨学科的科技视野,把握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方向,并借此确立创新路径。同时,他作为团队的核心,还需要具有良好的与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从而为研发团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充裕的科技资源。

  第四阶段是科研工程项目的成功实现,进一步提升总师的科学威望。依据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在经历战略咨询、资源汇聚和工程管理三个环节之后,担任总师职务的科学家最终通过成功的工程实现,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向互动与高度统一,并向科学分层结构的“塔尖”迈进。透过时间上前后相继的过程,不难发现总师成功的工程实现与科学优势积累之间的因果联系。

  扬长避短 开创未来

  “总师”模式的工程运行机制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总师模式的合理性,体现为它是高龄科学家扬长避短的合理创新模式。担任总师职位的科学家,往往年岁已高,且具有很高的科学威望。一方面,伴随年龄的增长,他们探索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创造力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他们拥有长期的科学研究经历,对科研工程已经具有了系统的、整体的认知和把握能力,能够从全局的视角统御和协调工程项目中的各子系统的运行。

  当然,“总师”模式的工程运行机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总师模式的运行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基层研究人员,他们获得的资源相当有限,且很难具备独立支配的能力,其科研自主空间有可能被压缩。鉴于此,担任总师的科学精英应当为营造健康和谐的科研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一方面应当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敏锐地发现具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制定前瞻性的咨询报告,为国家的科研战略规划提供咨询指导,同时将国家的战略研发意图传递至科学共同体内部;另一方面,他们应当合理应对应用性研发需求对科学界产生的诸多压力,努力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维系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在推进以任务为导向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还需要为兴趣主导的研究者争取必要的研究资源,共同为创新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育才环境。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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