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对于美国经济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口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看来，美国农民的生活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伍斯诺近期完成了对250位美国农民的深入访问，他让农民自己讲述自己的家庭传统、耕种模式、生意的安排，以及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化、对宗教观念的改变以及如何赋予土地新的意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伍斯诺表示，在应对难度日益加大的生态科技和全球市场时，美国农民既努力保持传统的家庭模式，又不得不顺应潮流，进行艰难的转变。

　　农业科技介入喜忧参半

　　伍斯诺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家庭，大学学习的是农业专业，但最后并没有追寻长辈们的脚步。他发现大多数研究农业的人文社科类书籍都是农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述的，因此，作为宗教社会学家，他希望能够以专业的社会学调查方式研究农业。伍斯诺曾著有《重塑心脏地带》（Remaking the Heartland）和《美国小镇》（Small-Town America）等书。对于生活在城镇的普通美国民众，伍斯诺认为，他们知道快餐的危害、屠宰场的问题以及农业污染，也知道每隔几年的农业法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但仍然对农业和农民很不熟悉，甚至存在误解。例如，有些城镇居民把农民生活想象得比较浪漫，就是传统的家庭，每个成员都努力干活，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也有人认为，农民除了农活其他什么也不会。然而，其中最大的误解是城镇居民认为农民在无意识地破坏土地。事实上，在他走访过的200多位农民中，几乎所有人都详细地阐述了他们是如何尽一切可能保护土地的。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其对农业的介入程度也大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现在的农民对于土壤化学、微生物、节水和污染的理解和认识比上一代人了解得更多。

　　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100年前拥有600万农民，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数字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现在只剩下不到75万农民。伍斯诺认为，美国的历史和农业息息相关，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内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来自农场。农业对于学术研究探讨社会的本质也很重要，农业人口的急剧下降，导致价值观和传统的逐渐消亡，并带来三个问题，即传统农业家庭老龄化、下一代人的农业继承以及不断发展的科技与市场带来的影响。

　　在访问调查中，给伍斯诺印象深刻的就是科技对农业和农民家庭的巨大影响。数字革命下的农业较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被科技“全副武装”的农业操作是这样的：拖拉机装有卫星定位系统，其经过的田地都留有标准3英寸的边缘；机载电脑能够监控土壤、调整种子和施肥的比例，还可以播放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涨跌情况。虽然科技为农民带来了便利，但成本也不断增加。大量受访农民都对如何应付高成本、更好地应用科技以及未来农业将如何发展表示很困惑。

　　农场规模化疏离人地关系

　　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曾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认为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在贸易中大大损害了他国利益。伍斯诺介绍，在走访过程中，不论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农民，还是小规模耕种的农民，都表示农业补贴和庄稼保险确实让他们获利，但他们并不理解政府此举的动机。他们非常确定的是，制定农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大公司的利润而并非农民的福利。但是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紧紧依靠无法掌控的市场。他们很清楚农产品的价格是由贸易者、农业大公司和国外市场所决定。伍斯诺认为，农民和市场、政府的关系影响了农民一直以来的独立传统，因为农民可以说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典型缩影。在伍斯诺采访过程中，他们仍然保持着非常强烈的自我精神，希望主宰自己的乡村生活，但这种生活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农民仍然努力保持着很多传统。伍斯诺发现，有些农民家庭十几代都从事农业，仍居住在几百年前先人留下的土地上。但是，在表面平和的农村生活下，现代农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农民以前都住在一起，共同使用机器，合作耕种，亲密无间。而现在只有大规模农场保留了下来，小农场纷纷被吞并。在很多衰落的社区，由于农业人口的下降，小教堂也在逐渐消失。农民家庭会开车到二三十英里以外的大城镇或城市参加教会活动，顺便购物或送孩子上学。在教育子女方面，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农场里长大，但出于对孩子未来的担忧，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从事其他职业。

　　伍斯诺认为，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农民对待土地就像对待家人一样，有一种近乎于尊重和喜爱的感情掺杂在其中；另一方面，亲力亲为的人地关系已经被大规模机械化、银行贷款、价格猛涨的种子和农药所影响，人地关系早已不如从前那般简单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