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一词来自日文，原义是“儿童的故事”。1909年，孙毓修创办《童话》杂志，不分神话传说、小说寓言、历史故事还是科学故事，凡拿来对儿童讲的，便称为童话。《童话》杂志发行15年间共出版作品105种，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20年代，赵景深与周作人、张梓生就童话概念展开讨论，最终将童话纳入民族复兴与个性解放的民间话语体系中来。周作人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安德鲁·朗格、哈特兰德等人的学说，以民俗学立论童话，将童话定义为“原始人的文学”，强调了作为创作思维的万物有灵论。

　　在学术研究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集，其中以上海北新书局林兰编民间故事40种最为突出，体现了较高的采编和写作水准，而且也汲取了学术界最新和最激进的观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她的八本《民间童话集》中。一是因为她抓住了童话万物有灵的幻想特质，并分清楚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二是她从民间发展出面向儿童的前瞻视野，将个性解放和人格养成的理论话语落到了实处。从民间的发现推进到儿童的发现，中间贯穿着有识之士为促进现代个体诞生所做的努力。

　　虽然五四时期的学者都曾发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人性的呼声，但许多人很快转向了“融入群众”的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之中。将对个性话语的理论关怀坚持到底的恐怕还是周作人和赵景深，这与他们致力于童话研究并汲取西方童话理论和儿童教育理论中的激进思想不无关系。林兰的《民间童话集》可以说是周、赵理论在出版界的实践，这使她相较于其后的许多中国童话集更具备人文关怀和经典质素。

　　与现实人生更为贴近

　　至50年代，童话理论话语中的“幻想”一词取代了原始思维作为定义童话的关键词。钟敬文在1954年给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作了“略谈民间故事”的报告，将民间故事分为“幻想占优势的民间故事”和“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在幻想类故事之下用“魔术故事”之名取代“民间童话”，注明“以前有些学者把这种故事叫做童话”，并指出以前过分拘泥于原始文化和信仰的阐释，忽视了民间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简论》中写道：“神话、传说和童话都是民间文学，起源于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又都是带幻想性的故事。”在辨别童话与神话传说的概念时，他特别强调了童话的“朴素”和“人情味”，因为神话讲神的故事，传说讲超人的故事，唯有童话以普通人为主人公，故与现实的人生更为接近。

　　80年代的童话理论沿用了50年代的“幻想”和“普通人的故事”这样的提法，弱化了童话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更进一步增强了童话与现实的关系。刘守华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给童话下了明确的定义：“童话就是这富于幻想性的故事当中的一种，是民间故事园地里的一朵奇花。”他认为，原始思维为神话所专有，童话则特别声明其对原始信仰的超越。总之，通过对童话施加“幻想”、“普通人的故事”、“现实生活和理想”等限定，50年代和80年代的童话理论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未能直面现实生活的“五四童话”概念。

　　但问题在于，周作人和赵景深对原始思维的认同中原本潜藏着长养想象、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个性话语，后来的童话理论在抛弃原始思维这一提法的同时，无形中也一并抛弃了个性话语这一对现代性而言最有价值的论述。其结果不仅仅是隔断了童话与人类童年、集体无意识的血缘关系，令童话丧失了丰富而恢宏的图景，更重要的是以现实之名抹去了现代精神。

　　人类经验的幻想式表达

　　新时期童话理论表现出对五四传统和50、80年代理论进行反思及整合的倾向。50、80年代童话理论过分强调读者年龄，致使创作童话呈现低龄化、低幼化的颓势。整体看来，童话创作自绝于民族文化与人类经验，致使在普通读者眼里，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也总要低于成人文学，童话真的成了仅仅是给儿童的读物。对儿童的理解又被局限在各种固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难以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对个性的观照，难以真正将儿童带入审美自由的文学之境。如此所谓的童话，实际上也不能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

　　随着《哈利·波特》在全球范围内风靡并受到学界赞誉，国内出现了“幻想小说”的提法，大有以“幻想小说”淘汰童话之意。吴其南认为，这种新的名称和界定并不能解决幻想力贫弱的问题，他怀念五四时期的童话观，认为周作人将童话定义为人类群体的童年创造，毕竟有种“恢宏的气象”。但他对民间童话和原始思维的评价仍有保留，他在《童话的诗学》中写道：“它（童话）在表现具有神秘色彩的泛灵论思维方面确实如鱼得水。但用以表现现代生活，确有其受局限、不太能够适应的地方”，又说“童话创作依靠的是艺术思维而不是神话思维”。其结果是将艺术思维仅仅等同于作家自觉的创作方式，忽略了无意识的运作，原始思维在文艺创作中的价值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关于原始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陈勤建在《文艺民俗学》中进行了通透的阐述，他将艺术思维分为类化形象思维（即原始思维）、自觉形象思维和科学的艺术形象思维三个层面，并认为原始思维以万物有灵的感受、记忆表象和想象幻觉的混同、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奠定了人类自觉的形象思维和科学艺术思维的基础，即便是科学艺术思维其活跃的中心仍然是原始思维。当民俗学者谈到原始人和原始思维时，并不限定在某个时间范畴，而取其文化形态上的意义。恰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原始的野性思维“既不被看成是野蛮的思维，也不被看成是原始人或远古人的思维，而是被看成是未驯化状态的思维，以有别于为了产生一种效益而被教化或被驯化的思维”。“五四童话”概念中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也不仅为原始民族所拥有，作为人类固有的天性，它不可遏制地生长在现代人的心灵中。既然原始野性思维不可能因为思维的被教化而消失，既然它被带入了现代，也就必然参与现代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创造。因此，积淀着原始意象和原始思维的民间童话，能够适应现代并以其亘古的形象和声音诠释我们的生活和梦想。

　　韦苇在《世界童话史》（修订本）中提出了大文学圈下的童话观，触及童话对人类的意义：“童话是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存在的、荒诞性与真实性的和谐统一的奇妙故事，是特别容易被儿童接受的、具有历史和人类共享性的文学样式之一。”他的童话概念既针对民间童话也针对作家童话，但从书中论述来看，作者更为偏爱后者，对于民间童话固定的叙事套路则贬为“僵硬结构”。其实，在民间童话稳定不变的结构中，恰恰含有历史和人类共享性的基因密码。普罗普在研究了100篇俄罗斯民间童话的幻想情节之后，发现其一些情节要素与原始成人仪式具有结构性的对应。民间童话的幻想并非空穴来风，民间童话的稳定结构象征性地表达了人类经验的核心价值。

　　童话最稳固、最核心的内容几乎都与原始成人仪式有关。通过成人仪式的人被接纳为社会一员，此后才能充分地参与人类社会再生产，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结婚。结婚晓示了成人和幸福，也成为民间童话里一个永恒话题。成人仪式中重要的还有通过考验获得宝物、解答貌似不可能解答的难题、死亡和复活等，这些情节和行为隐喻着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内心戏剧和神奇体验。仪式消亡了，而仪式中获得的体验变成了童话，也构成了民间童话稳定的叙事情节。这些情节结构不断地与新的环境和事件发生反应，致使原初的形象和情境发生变化。童话里的某些情节会因尤其受到关注而被强调和突出，如此便出现了专门讲述这些情节的童话，比如围绕禁忌和违禁、得宝和寻宝等进行讲述的童话。但无论如何，“成为人”这个基本的关怀是不变的。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民间童话具有能够与现代性对话的潜在结构。

　　总之，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经验的幻想性表达，具有稳定的结构模式和意义关怀，即通过获得宝物、难题考验、死亡复活等情节隐喻人的独立成长与自由幸福。童话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幸福地生活、合理地做人”。正因为童话中潜藏着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创造精神，民间童话最早的收集者和记录者都纷纷将民族的自觉寄托于民族的童话中，并将童话所包含的人类经验转化为对现代民族和现代个体的探索中来。我们应该对本民族的民间童话予以重视，它不仅述说人类经验中“成为一个人”这一主题面临的考验和解决之道，也提供了来自不同历史和文化处境的资源，故而言说了幻想的文学价值和民族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