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羊年春节，对于广大社科学者来说，不是热闹喧嚣，不是张灯结彩。他们仍旧焚膏继晷，在学术长跑中平静过节，开始新一年紧张、有序的工作。

　　大年初六一早，记者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先生家中拜访。并不宽敞的书房兼客厅，俭朴平静，又有些杂乱、拥挤，大部分空间都被书刊资料占据，逼仄到人在其中都难以转身。由于平日忙于工作，难以抽暇整理，对此，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是到办公室见面比较好，家里实在有些乱。

　　已到桑榆之年的黄宝生先生，仍周游在“梵汉之间”。在梵学这条长路上，他在一次次的学术长跑中留下了跋涉的脚印：印度古典诗学的探索、主持翻译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组织译注《梵汉佛经对勘丛书》，都被认为是填补空白之作。2014年底，他的《梵语佛经读本》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2015年初，他荣获印度政府莲花奖。他将这些看作对以往工作的肯定，更加坚信对印度文明的研究工作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他告诉记者，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印交流源远流长。一方面，古印度文明研究的处女地十分广阔；另一方面，限于目前国内通晓梵语的人才缺乏，能以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的学者数量还与之远不相称。

　　像众多学者一样，黄宝生夫妇在工作中度过节日已成为习惯，过年和不过年区别不大。他告诉记者，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走动、拜访也不多，因为有了电话，互打电话拜年；一些年轻人也打电话过来拜年、问好。更多的时间，是静下来读书、学习。

　　对于黄宝生先生，2015年的工作安排仍是满满的。

　　近年来，风行各地的“瑜伽热”，也让各种版本的《瑜伽经》解说“走红”。但是，这些解说都是印度现代的学者或瑜伽的修炼者所编，所加的注疏都出自现代人之手，与古代原典和注疏有不少差异。为了正本清源，黄宝生已完成了《瑜伽经》的中译，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介绍，这次翻译的《瑜伽经》，附有古代的注疏，有些像我们国家的《十三经注疏》。翻译该书的目的之一，是呈现《瑜伽经》这部哲学经典的本来面目，既供一般读者了解印度古代瑜伽修行的实际情况，也供相关的研究者参考。

　　他还说，我国学术界对于印度六派哲学（指代表印度正统古典哲学的六个哲学派别）的翻译，还未真正开始。因为印度六派哲学原典的翻译需要连同原典的注疏一起翻译。这项工作需要懂得印度哲学和梵文的学者来做。

　　佛经的梵汉对勘与研究工作，是黄宝生先生近年的工作重点。目前，《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已出版了四部；2014年和2015年初，黄宝生先生交给出版社两部稿子。目前，他手头上正在进行的是唯识论的梵文原典的对勘工作。

　　唯识论在佛教中以精密艰深著称，历来对其的研究也观点歧出。因此，“原典是什么样”是研究者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他想利用自身的条件，将原典尽可能“贴着”原文翻译为现代汉语，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佛经原文的面貌；此外是加以注解，使读者了解词语在梵文中的意义。他表示，做这些工作，是为了给国内不懂梵文的学者了解梵文原典情况提供参考，也许会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对黄宝生先生而言，这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艰苦曲折自不待言，却又乐在其中。他说：“老一辈学者都认为佛经的梵汉对勘工作很重要。既然有梵文原典在，梵汉对勘也是研究的视角之一。但一个遗憾是目前梵文人才太少。对我自己来说，尽我的能力，能做多少是多少，给后人留点东西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生活乐趣，年纪大了，感兴趣的东西已经不多。有了研究工作，一天天过得很充实。”

　　他的兴趣还在梵文诗学的研究。他仍然惦记着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希望有可能的话，在其他研究告一段落后，再回到这个课题上。

　　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各种职务之中“解脱”出来后，目前已进入自由状态。做研究，只有喜欢的、热爱的，才会做得好，做得有滋味儿。他还希望，对具有学术能力的青年学者来说，多给一些研究自由，让他们发挥出创造性。

　　记者在黄宝生先生家中看到一幅油画。这是一位参加过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开设的梵语班的学员所赠。这位自学成才的画家，将黄宝生、郭良鋆这对学术伉俪在油画中定格下来：他们一同抚摸着一只印度国鸟蓝孔雀。这只孔雀所象征的，正是他们在相携相伴数十载中共同倾注心血的梵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