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和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讨会暨2024年中希哲学互鉴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西南大学等国内高校和学术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和25位研究生与会，还有来自希腊的帕特雷大学和亚里士多德大学的两位学者。

“第七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讨会暨2024年中希哲学互鉴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

　　开幕式由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院长郭美云主持。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潘洵、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詹文杰、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方主任崔延强、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院长潘孝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王勇出席会议。

　　开幕式式上，潘洵代表西南大学致辞，向莅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并介绍了学校作为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牵头建设单位开展工作的情况，希望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深入研讨，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学术的友谊和真理的甜味，将本次会议办成理论研究和学术研讨的盛会。潘孝富和王勇分别代表国家治理学院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介绍了哲学学科、国家级哲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建设情况。詹文杰代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对西南大学办会团队表达了感谢，并简要探讨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在现时代的意义问题。

　　在随后举行的大会报告和分会场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古典哲学”的主题展开研讨。

　　大会报告

　　大会上，四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西南大学崔延强教授作了题为“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观”的主题报告，他介绍了伊壁鸠鲁“自由意志”研究在希腊化时代的语境，并指出伊壁鸠鲁是为自由意志呐喊的第一人，而且他的自由意志研究是基于本体论即他的原子论学说，并且伊壁鸠鲁认为自然哲学而非伦理学才是解决灵魂问题的良药。希腊帕特雷大学哲学系米凯尔•帕鲁西斯（Michail Parousis）教授以“Nature, Power, and Law: Self-representations of greatness in Ancient Drama and Historiography”为题作报告，他首先从研究视角上强调了历史、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统一性，并认为经典文献往往包含了这几个方面的完整的知识域。帕鲁西斯尝试从古代戏剧和历史学中挖掘自然、力量和法等关于“伟大”议题的自我表征，并指出力量不仅意味着从自然和法中获得解放的抗争，而且意味着自主性。山东大学谢文郁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古希腊哲学中的良心与真理”，他反驳了西方思想界对良心的研究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古希腊哲学中已有关于良心的研究，并以“保罗书信”中多次对“良心”（συνείδησις，conscientia）的使用方式为论据进行证明；谢教授认为重视保罗书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新约》研究和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隔离状态。北京大学程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伦理和段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帕拉希乌斯和绘画艺术（Theophrastus on Parrharius and the Art of Painting）”，他重新评价了漫步学派伦理学对人物轶事的使用的价值，通过例证的方式指出漫步学派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对帕哈希乌斯轶事的使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体现了思辨的衰退，而应该被纳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框架中来理解，这种轶事补充和发展了亚氏的伦理学论述，从而实质性地介入到后古典时期兴起的关于生活形式的哲学论战之中。

　　分论坛报告

　　本次大会设有6个分论坛和4个研究生论坛，这些分论坛大多围绕相关哲学家的思想展开，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当属亚里士多德哲学，其次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哲学，也有少数报告关注了早期希腊哲学（米利都学派）、古罗马哲学以及其他有关专题，而且不少学者从中希哲学比较的视角出发探讨相关问题。分论坛讨论的主题涉及逻辑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这里择要介绍其中一些报告的基本观点。

　　1、逻辑学和认识论

　　贵州师范大学胡冰浩的报告“柏拉图论感官认识的种类和真实性”借助于对《理想国》中“手指”段落的分析，推测柏拉图可能对可感对象进行了分类，并且从可感对象和感官认识的内在关系以及可感对象的确定性这两个角度出发解释了感官认识之真实性的原因。南昌大学胡慧慧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说明了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部分》I.2-3 对柏拉图二分法的批判，并且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思路以及关于属和种差之特征的刻画，从而提出属加种差的方式不适合理解定义。

　　2、形而上学

　　华中科技大学易刚以“论柏拉图原则理论的重构”为题阐述了《理想国》中假设与原则的区分，然后引入了安纳斯对柏拉图原则理论的重构，认为该重构与假设和原则区分有冲突，同时他对安纳斯的解释提出了一种温和的批评。南开大学邓向玲的报告“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大马士革“双重本原说”的内在张力”阐述了大马士革对“双重本原说”对“第一本原如何既绝对超越又不脱离与生成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以及他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摇摆不定。

　　东南大学葛天勤在报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17 的‘另一个开端’与《后分析篇》中的三段论学说”中认为，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 Z17 引入《后分析篇》三段论的过程是建立在对于复合实体可分性的深刻反思之上的，而不是像大多数学者那样认为是预先直接被假定的。兰州大学赵越做了题为“实体生成之前的质料？——对亚里士多德质料理论的一种理解方案”的报告，提出现有的相对性质料观面临的两个挑战，分别针对从基底生成的理论和“潜能—现实”理论，并提出自己的方案来尝试回应两个挑战。郑州大学张雨凝的报告“《形而上学》H 卷复合实体的定义问题”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学界就复合实体的定义应不应当包含质料的问题的争论，并且提出争论的实质在于形式是否包含质料以及如何理解质形关系，然后她以形式与质料在描述上分离、在存在上不分离的辩证关系对上述争论提供了一种新解释，支持强纯粹论的观点。重庆大学刘珂舟的报告“‘人生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同义词原则”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以“人生人”这一典型例证论述了所谓“同义词原则”，通过考察同义词原则，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同时建构因果性关联，从而实现了对内在自然形式的外向扩展，论证了自然个体之间更为普遍的联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裴延宇的报告“在场与光亮——对亚里士多德视觉理论的一种阐释”认为，当代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并未充分揭示视觉的形而上学意蕴，他从“主动努斯”被比喻为光出发来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视觉学说与努斯学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紧密关联。中国社科院大学李涛的报告“亚里士多德的作为一神论的理神论”基于神学古今之变的视野提出，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学必然是一种一神论，但不同于基督教的一神论，即那种无中生有创造宇宙、作为无限的意志、拥有无限潜能、爱着世人的一神论。

　　3、自然哲学

　　吉林大学盛传捷的报告“‘水本原’新解”利用新材料对泰勒斯“水本原”作了全新的解读，认为泰勒斯哲学的核⼼是“水淹万物”、泰勒斯是非还原的物质多元论者，而且“水本原”可以在生物学（希波）与宇宙论（泰勒斯）两个层面上得到运用。南开大学张家昱的报告“论亚里士多德《论天》I.2 中的单纯物概念”认为《论天》包含一套关于元素种类的完整证明，而不是学界通常认为的，亚里士多德在《论天》没有给出月下元素何以有且只有四种的严格论证，他还提出重构《论天》中关于元素种类的证明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以及《论天》和《论生成与毁灭》两部作品的关系都大有裨益。中央党校吴亚女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动物性别的分化”集中关注“动物的性别分化是不是一个目的论过程”这个问题，并且其结论认为动物的性别分化是一个指向种的持存的目的论过程。浙江财经大学魏梁钰的报告“‘有机体’还是‘作为工具的’身体？——重思亚里士多德的动物整体的 Ergon”检讨了学界关于ergon（通常译作“功能”或“工作”）只能用于分析动物有机体的部分而不能刻画动物整体的观点，提出“作为工具的”身体为了灵魂的ergon，并且ergon 可以刻画作为自然复合物的动物整体。北京大学博士生李文琪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动物运动内在推动者的欲求—认知二象性”提出，关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动物运动的内在推动者问题的三种解读争议都建立在一个错误预设上，报告认为欲求活动和实践认知活动是同一个活动，即动物运动的内在推动者具有欲求－认知二象性。南开大学戴碧云的报告“盖伦对柏拉图理性灵魂理论的批判性接受”提出，盖伦根据当时解剖学的发展和三段论论证更新了柏拉图的理性灵魂位于大脑的论证并且认为灵魂的能力跟随身体的混合，而盖伦这两个观点引发了物理主义和不可知论两种解释，报告尝试从理性灵魂概念出发论证盖伦并非物理主义者而是不可知论者。

　　中山大学田书峰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自然必然性”从想象的几个层次、想象的是与非以及想象的核心内容并不是知觉的内容等方面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想象”概念。四川大学魏奕昕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作为情感的憎恨”反驳了学界对亚里士多德“憎恨”的主流解读，即憎恨不算一种情感，并且尝试证明憎恨符合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定义。

　　4、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陕西师范大学于江霞做了题为报“作为一种技艺的德性会工具化吗？”的报告，认为当前德性伦理学研究中采用技艺/德性类比的研究路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普遍的德性/技艺类比的讨论；她认为假如我们对何种技艺与何种类比模式给出更细致的澄清，那么一些批评者担心这种类比会使得“德性技艺化”可能是不必要的。南昌大学余友辉的报告“古希腊哲学中的自我观念及自我认识理论”认为，就像古希腊人不把反身性后缀直接转化为名词一样，他们不会把这种反身性关系带有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因素看作是最根本的，从而古希腊人不会有近代笛卡尔式的自我观念。中国政法大学苏峻的报告“爱欲与友爱何以不同？——理解古希腊伦理学的一条线索”认为，爱欲（eros）在柏拉图哲学中承担了重要功能，但亚里士多德却明确批评了这一概念并转而关注友爱（philia），因为爱欲相较于友爱具有更浓的非理性色彩，而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不仅体现为对待两种形态的“爱”的不同态度而且反映了他们伦理思考的不同进路。云南大学刘玉鹏的报告“普罗提诺的εὐδαιµονία的翻译问题”介绍了εὐδαιµονία（幸福）概念的多种英文译法，并且跟很多学者一样不赞同将它译为happiness，因为后者更多地表达某种主观的幸福感从而更多地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而报告更赞同阿姆斯庄所采取的well-being的译法，因为它的字面意义是“好的存在/是（者）”，适合于对译普罗提诺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幸福”概念。沈阳师范大学李丽丽的报告“普鲁塔克伦理学的日常生活转向”认为，普鲁塔克的伦理学是通过把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日常化转向的发生源于时代背景和哲学问题的转换，其目的就是人和人的生活。

　　四川大学梁中和的报告“羞耻与知识：苏格拉底和孔子在哲学教育方法中的同异”分析了苏格拉底和孔子关于在青年教育中如何激发羞耻⼼以进德的思路，总结出与爱欲阶梯相应的德性阶梯，并且分析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报告提出两⼈都把羞耻⼼当作道德教育的起点，但不同在于苏格拉底更强调羞耻⼼带来的理智性的耻辱而孔子认为成德和践行才是羞耻⼼激发出的最重要方面。山东师范大学李静含的报告“论柏拉图对话中的‘说服’概念”认为，就影响德性信念而言，苏格拉底式说服以“辩驳论证”的方式进行而归于失败，智者式说服被苏格拉底拒斥并在对话中遭受批判，柏拉图式说服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智者式说服的方法，在形成真信念的层面上有助于促进大多数人的德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姜维端的报告“苏格拉底与作为一种具身美德的勇敢——以《拉凯斯篇》和《理想国》为中心”提出，《拉凯斯篇》关于勇敢与智慧的关系究竟如何有待说明，而报告试图通过分析勇敢概念及其困难的不同层次来论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勇敢无法排除的具身性维度。

　　贵州师范大学黄晶的报告“不能自制者的知与行——对亚里士多德‘不能自制’概念的现象学分析”将亚里士多德的“知”与程明道、王阳明、胡塞尔、马克思•舍勒等人的“知”进行比较，为知行合一提供一种说明。武汉理工大学潘卫红的报告“不自制是理智的无能还是理智的无知？”谈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自制究竟应当归因于理智的“无能”还是理智的“无知”是有争议的，而报告认同传统的解读，即不自制从根本上说归因于理智的无知，但是这种无知不是没有理论知识而是缺乏对这种知识的切身体会或经验确证，从而缺乏实践的力量。中山大学张霄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自然正义”基于学界已有的解读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自然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是否认同一种自然法思想，以及自然正义与城邦自然性和德性政治学的关系。

与会者合影留念

　　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既需要细致的文本解读作为基础，也要求研究者具有真正的哲学理论关怀、清楚的问题意识和较强的论证能力，缺乏前者会变成游谈无根，缺乏后者则会让研究陷入琐细的语文和历史考据而丧失哲学的理论品格。本次大会的许多报告体现了古典学研究忠于文本的特点，也通过梳理和分析文本探讨了一些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有较大的推进；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些报告在上述两个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有助于加深我国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理解，促进中国与希腊的文明互鉴。2024年正值中国和希腊建交52周年，“第七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讨会暨2024年中希哲学互鉴国际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助推了两国文化的深层次交流。

　　（供稿人：西南大学哲学系 郭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