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精神以及物质的载体。人类为了生存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引导人类更好地生存。新时代，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还面临一定的困境，如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排斥、文化民族性的排斥、文化传播方式的局限等。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为新时代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物质保障，人类的跨文化存在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空间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华文化;困境;可能性; 

　　作者简介：史少博，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的迫切要求。当今西方已经把化解文化危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会遇到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排斥、文化传播的方式局限等困境，这就需要我们找到突破困境的出路，借助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一、新时代中华文化之认识 

　　关于“文化”之概念，我国古代一般将其解释为文治教化。近代以来，学界对“文化”的界定有数百种，一般认为文化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对象指称，涉及物的存在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技巧等，是人的智慧对象化成果的总和。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精神以及物质的载体。“只有与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联系起来，才能制定关于文化的真正系统的概念。在分析过程中，不是简单地把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某些个别要素相对比，而是要借助于某些社会系统模式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1](P.95)不管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界定“文化”的概念，可以确定的是，文化是属人的概念，即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之一，而且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被实践所决定，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中华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一般指某个国家的文化所显示出来的统一的民族特性。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是本国民族文化系统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整体性特征，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民族性构成同体文化的演化基因，表现着同体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普遍性和一元性特征。作为遗传基因，民族性是同体文化保持自我同一的一以贯之的规定性。从横向看，民族性则反映着异体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多元性、相对性方面。”[2](P.211)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承基因，有着不可置换的因素，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的血脉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灿烂的唐朝文化谱写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方列强的侵略惊醒了统治者“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的先进分子随之将目光转向了西方文化，主张“中体西用”。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当时的学界对“中体西用”展开批判，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全面反思。与此同时，仁人志士艰难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上扎根、发展、壮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文化再次冲击着中华文化。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凝聚、沉淀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主流文化中，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不仅是智力本身的发展，而且是包括这种智力在内的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是社会对自然界的生产能力的发展。”[1](P.59)中华文化的时代性是在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的，因为人类历史是有序的、具有时间方向的、不可逆的发展过程，文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间性，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会赋予该时间段内的文化以时代精神。文化又是不断进化的，这种进化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文化具有时代性的逻辑前提。文化的时代性是同体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特殊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繁荣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新时代特色。 

　　 文化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生产过程中发生一定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411)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映经济。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繁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文化水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提升。现阶段，中国已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下中华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及精神高度，决定着中华文化的走向及性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感召力、生命力、凝聚力，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今时代的具体展现，显示着中国力量、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我们要重新审视“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内涵，明确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中华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困境 

　　文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走向世界，不是仅凭主观愿望、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够顺利实现的，还会受到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客观因素包括他者的社会环境等。从这一意义上讲，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面临着以下困境。 

　　(一)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排斥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是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虽然新时代的中华文化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了解和包容，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还面临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而且多元性的文化镌刻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因，所以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往往带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抵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向西方渗透，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凸显了美苏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英国作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指出：“在冷战的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之行一次秘密的宣传计划……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4](P.1)由此可见，美国不择手段地排斥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把美国的意识形态以文化观念的形式强加给西欧，使欧洲的文化美国化。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断言，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5](P.3)。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激发了现代人性中贪婪的物质欲、膨胀的享受欲，在实践中，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与对抗，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存在的根本缺陷。在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的活动是有文化的，也就是说它符合某种类型的文化，这种符合的程度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客观上为这个阶级指定的运动方向，符合了这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客观利益通过主体活动来实现……每一个阶级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依赖于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以及在实践中的实现”[1](P.156)。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以更加猛烈的态势损害着文化的多元性，一些强权国家往往把自己的文化当作普世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的价值观，企图使世界文化单一化。当多元的文化统一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资本主义由资本逻辑驱动的利益最大化时，就会使文化统一于文化的可消费性。“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6](P.2)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和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凭借资本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渗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与各国的本土文化也发生着排斥和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的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正如德国思想家荣格所指出的：“目前正在腐蚀西洋人的心灵的，乃是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贪婪获取，永不满足。这种情况也流传到东方来，其势莫之能遏，其后果亦无从衡量。不仅印度如此，连中国亦不能免。”[7](P.89)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受到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的反抗。 

　　具有不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交流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突、对抗和排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走向世界都会受到不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冲击，都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文化随之也有一定的交流与发展，也会在求同存异、多元文化并存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文化的兼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文化理解、文化接受与文化和谐存在一定的难度。亨廷顿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8](P.5)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不仅表现出文化上的冲突和对抗，而且凸显了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冲击和文化排斥，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研究中华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寻求冲破困境的路径，使中华文化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二)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性排斥 

　　学界对民族性有不同的界定，并将其分为不同的层次。从广义的民族性视角看，文化可以分为西方民族性文化和非西方民族性文化、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从广义的民族性文化的局部视角看，分为欧洲文化、亚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从狭义的民族性文化的国与国之间的视角看，可以分为中华文化、德意志文化、英国文化、美国文化等等；从更狭义的细微视角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构成，国家内各民族的文化与自己国家的其他民族文化相比，也有其独特性。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所显示出来的民族性排斥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临的困境之一。虽然在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中也有共通性、普遍性因素，也有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之间同样存在排斥，国家民族性文化的差异以及分歧和排斥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永恒难题。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突破国界进行文化传播，所以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国家的民族性，分析国家之间文化民族性的排斥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带来的困境。 

　　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族群文化或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民族性，都有自己的文化血统，都传承着传统的文化基因和特色。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为世界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融合要比经济融合困难得多。如果不顾及民族性，简单地从异文化中寻求新的文化模型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理想，因为文化替代不会像技术引进那样轻而易举。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疯狂对外扩张，占有了许多殖民地，但与殖民地本土民族性文化的冲突同样带来了诸多问题，于是西方人类学家开始热衷于研究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了解殖民地国家的特点，以便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有效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类学家与其政府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为政府提供着政策决策依据，例如著名的人类学家巴特森、克罗孔、米德、莱登、本尼迪克特等受美国政府邀请，从事敌对国家的民族性研究，力求掌握敌对国家文化的民族性，为美国政府进行军事、外交、文化渗透等提供理论参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扩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与他国文化共融，服务人类的共同发展。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他国人民的理解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一过程同样会遇到与他国民族性文化的排斥或者冲突。怎样使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化解与他国民族性文化的排斥或者冲突，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之一。 

　　(三)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播同样会遭遇传播方式的局限与困境。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语言障碍。把本国的文化推向世界，首先需要跨越语言障碍，把本国的优秀文化翻译成多种文字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翻译者选取何种资料进行翻译，考验着翻译者的觉悟、价值观以及翻译能力的高低等素养。翻译者所翻译的素材要真正做到选取的是本国文化之精髓、文化之优良是有一定难度的，或者说有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影视类的传播方式很难与经济效益彻底脱离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同样是注重效益的产业，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当传播文化精华与传播文化效益产生矛盾时，我们首先要服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从文化产业经营者的利益。在本国文化向国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单纯地让文化经营者践行非利润第一的原则，有时也会因资金困乏等原因使文化经营者望而却步，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而且，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还存在诸多方面的交流障碍，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受市场化、利润化的驱动，原有的文化发生变异，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或者异文化的附属。例如，《西游记》在传入西方国家后，其所代表的文化主旨及内涵均发生了变异。由此可见，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不仅存在着语言障碍，而且还存在着理解障碍、认知障碍、利益驱动障碍、习俗障碍等。 

　　中华文化借助媒介走向世界的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难题。文化传播借助的媒介一般通过文化偏好和文化趣味笼罩人们的感觉领域，诸如特定内容的粉丝群、个性化的媒介风格以及时尚的媒介手段等，一定程度上使文化传播成为媒介文化，使文化成为具有文化偏向和文化趣味的指向性文化，以至于使跨国文化传播的主旨发生偏向，使跨文化传播商品化、世俗化。所以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化传播方式的局限性问题。 

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尽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临着各种困境，但是我们坚信，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文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自信，因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 

　　20世纪初期，印度哲学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指出，传统的西方文化多倾向于科学与物质，传统的东方文化多倾向于精神与审美，未来世界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的整合。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实践证明，现代性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化传统不是未来人类完美生存的选择方向，于是向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化寻求新的价值顺理成章。自20世纪起，西方学院派的思想家们就把希望转向了非西方文化，转向了东方文化，寻求诊治现代性病症的东方良药，力求引导西方人走出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误区。 

　　随着世界历史实践的不断发展，非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成为西方人反思、再认同的对象。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遭到冲击，文化的“东方转向”影响着世界文化的走向以及内在张力，其背后的原因是对资本和利润的追逐造成的现代性弊端无法克服。在资本主义三百多年的发展史中，现代性进程遭遇了根本性危机，使其进入到技术和欲望无限膨胀的时期，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的扩张意识及实践带来了生物圈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积累。“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正在飞快地逼近地球的生物和物理承载能力之极限。”[9](P.215)一方面，地球温度不断升高、物种加速灭绝，人类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世界风云动荡不安。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国家来说，在领土明确的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战争的工业化急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其进入了全面战争以及后来的核战时代。”[10](PP.51～52)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反复强调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风险难以估量和预测，已经超出了现代专家凭借经验做出的预测。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自反性现代化》中也分析了西方文化存在的危险。他指出：“为做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11](P.8)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等著作中强调风险性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之一。另一名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卢曼在《风险社会学》中也揭露了西方文化下的风险社会。法国思想家博德里亚尔指出：“技术正在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冒险。”[12](P.42)利益与欲望膨胀驱动的西方经济已经陷入了死胡同。 

　　当下，核武器、生化武器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越来越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焦虑，产生了多样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失衡。科技异化带来的自然生态破坏后的无常越来越无法预测，随时爆发的风险“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11](P.11)。当今世界的风险虽然难以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性带来的风险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具有人为性，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制度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历 30多年的迅猛发展，从西欧和北美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风靡全球的反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13](P.46)。由此，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东方，甚至投向了原始社会。“在如今的全球化情景中，文化多样性的选择已经不仅仅是国家的策略问题，也成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获得拯救的话。”[13](P.63)西方思想家希望从西方文化的偏向与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中解放出来，并且致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外，恢复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本然，超越理性疯狂，寻找一种更加符合人类天性的生活理想与文化。“20 世纪西方知识界的‘东方转向’,最终也必然会给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模式宰制下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定向和重新寻求文化认同的革新契机。”[13](P.228) 

　　现代人类面临的越来越使人焦虑的风险，其本质终究绕不开大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当今西方文化的某些精英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罪恶以及难以克服的矛盾。为了化解这些危机，他们举起了“文化多元化”的旗帜。中华文化的共赢、融合、共存理念在全球语境中受到重新审视，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和契机。根据亨廷顿的分析，20世纪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世界大国从区域的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他们的利益安全，“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8](P.138)。“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8](P.366)实践证明，亨廷顿的判断和论述无比正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思维起点是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我”永远是大写的“I”。西方文化陷入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由资本主义过度追逐资本和利润而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激化。“对自然的新热爱，连同对感受性的存在，是深刻的文化变化的显示器。”[14](P.432)于是一些西方思想家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尤其关注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儒家以及道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是真知灼见，是诊治现代性病症的良药，这一趋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 

　　(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如果不汲取历史的营养，就像人患了失忆症，无法依据经验判定未来的方向，所以睿智者以史为鉴。 

　　盛唐是中华文化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代，也是对外文化传播最广泛的时代。唐朝不仅是中国古代最强大、富强的朝代，也是古代历史上最开放、文化最繁荣的朝代，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唐军歌》描述道：“四夷宾服，藩国慕上，八方来贺，礼敬我邦。”唐朝与国外来往频繁，儒家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礼仪文化等对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影响深远。此时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盛唐国力强大，在于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巨大吸引力。除此之外，与盛唐兼容开明的文化政策也有直接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服务于当时社会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打造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步发展的强国才是硬道理。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5](P.492)所以，中华民族的强大不仅追求物质的富强，还要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指出：“从原则上讲，文化积贮可以完全不依赖自然选择的反馈过程——也就是说，它的变迁和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负责它的创新和传播的个体繁衍成功。例如，即使爱迪生和他的至近亲属完全没有子嗣，他发明的留声机也照样会在整个世界上流行开来。”[16](P.139)哈里斯的说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偏激性，但也启示我们对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以便找到努力之关键。所以说，不断走向富强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三)人类的跨文化存在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人类文化具有跨文化属性。所谓的“跨文化”指跨越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冲突或差异的障碍，以包容的态度了解异文化，容纳异文化的存在。跨文化的目的是实现与其他文化共存，以多种文化共存共在为导向，而不是把本国的文化强加给他国，跨文化不是“统一文化”。跨文化传播意味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是超越文化差异的传播。 

　　虽然跨文化传播困难重重，但是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为当今世界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实践依据。文化是一个不断进行跨文化传播、不断实现跨文化共融的过程。异民族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差异性、冲突性、排斥性，也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共融性。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逐渐消解着文化的封闭性与地域性，异民族的文化不断地相遇、碰撞、冲突、排斥、和谐、融合，异民族文化在相互的较量与抗衡中，最终趋于和谐共处、相互汲取营养的融合发展。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心理、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市场营销等学科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浪潮中，中国通过四十余年的对外开放，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机遇。通过跨文化传播，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华文化，在了解的过程中汲取中华文化的精华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可以说，跨文化传播、异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互补互惠，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文化的共性，推进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一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中华复兴的记忆。“文化——这是人的创造性、建设性的活动——包括过去的活动(固定化、实体化于文化价值中的东西)和现在的活动(以掌握和扩展这些价值为基础的活动)。”[17](P.61)“一带一路”以互惠互利、开放包容、反对单一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共享发展、共同发展为基础，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轨道，更是“心灵的桥梁”;沿线国家不仅进行着经济的往来，而且还有文化艺术的交流。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需要文化工作者对所涉及的国家的民族性、风俗习惯、主流文化等进行调查和研究，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实践依据和理论指导。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互利共赢、互惠互助才能维持长久，才能获得对方的信赖，这种信赖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应。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只有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习惯，释放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与感召力，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 

　　二是亚洲文化具有的共性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可能。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学界一般把东亚文化、东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或亚洲文化称为东洋文化、东方文化、亚洲文化。亚洲文化因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区别于西洋文化，或者说亚洲文化具有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亚洲人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儒学文化、佛教文化底蕴孕育了亚洲文化的共性。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新时代中华文化由亚洲走向世界同样有一定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通过跨文化的传播建立跨文化传播伦理以及合理的、健全的传播机制，抑制利益集团的资本驱动以及文化霸权主义，尊重多元化文化的价值体系，为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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