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张竹坡言：“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书总不出此几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意思是，一百回的小说往往在起讲处便提纲挈领地将文章的要言妙道先行预叙。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开头包含着小说的“元”问题。“元”是事物的最初形态，“元叙事”“叙事元始”等概念均指向了叙事最本原、最初始的问题。由是，小说开头研究是文学叙事研究不可忽视的一环，把握住了小说开头，便是抓住了小说叙事逻辑的“元”点。明清小说的开头叙事蕴含着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作者以此作为小说时空逻辑的起结，并将作品的深层意蕴在开头予以开宗明义，使读者能够以“万变不离其宗”的思维深悟题旨。

　　神话叙事的宇宙意识和宇宙哲学 

　　明清小说通常以“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等神话故事作为开端，这种宏观的宇宙框架设定源于中国古人对宇宙形成及人类起源的追问，潜藏着古人宏阔的宇宙意识和深刻的宇宙哲学。神话是早期先民对宇宙的一种想象性探索，包含着先民关于空间存在与时间始终的深切思考，其最终落脚点为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人类关于当下现实的思考从不回避对源头的追问，但神话叙事的逻辑是人类进入高阶段文明之前的原始思维，故神秘性较为显著。在这种思维逻辑下，原始氏族、早期国家的诞生也表现出鲜明的神性色彩，如“姜嫄生稷”“玄鸟生商”等。

　　与此同时，这种神性叙事也成为先民溯本求源的惯性思维。这一思维方式自然地被文学艺术所承继。如屈原《天问》以绵延的时空形式统整天文、地理、人事，从往古之时追问至现下时刻、从神话故事追问至社会现实，发出了“宇宙历史人生之问”（何新《宇宙之问：〈天问〉新考》）。如是，便不难理解明清小说为何多以宏大的宇宙框架为开篇。

　　明清小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人类文明在这一阶段早已摆脱原始时期的野蛮与幼稚，但小说仍然热衷于将远古时期的文化结晶作为叙事元始。《西游记》开篇“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和《封神演义》开篇“混沌初分盘古先，太极两仪四象悬。子天丑地人寅出，避除兽患有巢贤”，从“盘古开天”到天地人三才定位，在空间上奠定了“天上、地上、地下”的纵向空间体系，时间上以一种原始察终的方式囊括了故事终始的整体意蕴。《红楼梦》则以女娲补天所余顽石经历几生几世最终落入凡间开叙，为故事的因缘际会定调。

　　即使没有明确以神话开篇，作者也会借神性故事为小说铺陈宇宙架构，如《水浒传》以天罡地煞星作为人物出场和故事发生发展的源头，《三国演义》以天灾意象为引开启战争叙事。还有《女仙外史》《镜花缘》《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小说，开篇多以具有神性色彩的故事为前件，或者拉长历史镜头，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写起，进行长焦距的时空运作，形成一种分层叙事，使得开篇在形式上独立于核心故事，但在内容上则为核心故事提供了可依凭的时空体系，并奠定预叙先机，以反哺的方式编织故事的经纬脉络。

　　简言之，神性叙事氤氲着尘世叙事的来龙去脉，小说以神话或神性故事开篇建构了宏大的时空背景，赋予小说以“天人之道”的文化密码，并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叙事效果。

　　多元共生的儒、释、道时空观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各种思想流派虽以百家争鸣之态碰撞涌现，但都未曾规避一个现实问题，即宇宙起源和人生真谛，尤以儒道为显学。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为中国古代宇宙起源学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自此，儒、释、道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共同为中国传统哲学夯基垒石。明清时期，儒、释、道家思想的交融达到了新的高潮，诞生于这一背景下的文学形式之一——章回小说也表现出对三家思想的糅合继承，就本文所论的小说开头叙事而言，其主要彰显了三家时空观的多元共生。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早期的“天命观”带有明显的巫文化色彩，指“天”作为人格神对“人”（指集体）发号施令或命令，巫作为中介传递天命。这一观念在轴心时代有了明显的突破，孔子对“天命”进行祛魅，在他看来，个人可以直接同“天”对话。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也得到重视，从原初的受天命转为知天命，即知晓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万事顺天道而为。《周易·乾卦》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封神演义》开篇词从混沌开世演化至商殆周兴，道出了逆天道而行者亡、顺天道而行者兴的历史规律。整篇小说便是基于这一逻辑并结合史实敷演开来，以半神话、半历史的时空模式透视了融贯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秩序原理。

　　佛教的“因果观”潜隐于其无限的时空关系中。佛教认为，宇宙万物的发生变化皆是因缘果报。在佛教的空间观念中，世界由无数个大千世界组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包含十亿个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小世界，呈现出“芥子纳须弥”的互含互摄的空间形态。而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成、住、坏、空”四劫中反复循环成立，时间形态呼应着空间形态，以一种无限循环的形式呈现，为佛教主张的因果观提供了可靠的时空架构，并表现出突破客观时空的超越性。吴士余如是评价佛教的时空意识：“淡化或取消了客观的宇宙时空观念，同时又建构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心理幻觉的时空观念。”（《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

　　《红楼梦》以佛教的因果观串联全书，佛教讲缘起性空，开篇以灵石所在蛮荒之地对应了佛教的“空”的形态，又借空空道人叙述了石头几生几世的悲欢离愁，奠定了小说“空幻”的悲剧底色，同时以超现实的时空书写交代了宝黛二人的因缘际会，谱写了一出“分离聚合皆前定”的爱情悲剧。

　　“元气论”是中国重要的传统宇宙观之一。元气论认为，“气”构成了万物的本体元素，这一理论最早可追溯至老子的“道”论哲学，老子将不可名状的“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元气论进一步提出，“气”由“道”生，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气”依“道”而运动的结果，由此衍生出“道—气—物”的宇宙图式。文学叙事借鉴了这种宇宙图景的建构，神魔小说经常以“混沌开世，气生万物”作为宇宙的整体架构。

　　《西游记》第一回详述了宇宙万物的化生，以十二会的时间之数为基，把“气”视为演化的直接物料，气之清浊定天始地凝，清气上腾形成日月星辰，浊气下凝定为水火山石土，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合而万物皆生，直至寅时生人而三才定位，宇宙正式生成。作者这样的安排也与后面情节铺展密切相关，如孙悟空的诞生、神魔的形成以及奇珍异宝的神异功能，都是以此宇宙进化论为基础。

　　首尾关合的循环宇宙观 

　　《道德经》有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意思是，道广大无边，无内无外，瞬息万变，所以它的起点即是它的终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太阳、太极、阴阳五行都体现了大圆之美，象征着中国古代的宇宙秩序，包含了人生完满境界的运行不息、应化无穷，彰显着古人的“尚圆”意识，是中华民族心理图景的体现。

　　受此影响，小说的结构形成一种首尾关合的圆形架构。《西游记》的开篇诗讲“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最后一回五圣具正果位，师徒五人一路上所行皆为于“有”中体会“无”，磨难是真实存在的，而修炼心性是无意而成，真经也并不在于最后的有字与否，既已修得不生不灭，真经早已内化于心。五圣成真既是对故事的终结，亦是对故事之理的开启，《西游记》一书穷尽了宇宙、人生的奥妙。《水浒传》引首词“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以时间的循环来强调人世治乱循环的悲剧意识。此外，开头“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的魔君降世也同结尾的“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魔君归位相呼应，以天罡地煞聚散离合的大圆嵌套一百单八将起义的小圆，形成多圆的圈层循环结构。

　　可以看出，明清小说开头与结尾的循环其实是古人对宇宙森罗万象、生命生生不息的感性体验，映照着古人崇“圆”的审美理想，反映在作家的创作思维上，即在作品的时空处理上融入“圆”的审美追求，形成首尾关合的圆形叙事。

　　总之，无论是神话叙事、儒释道时空观，抑或循环宇宙观，归根结底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探究。古人强调与天地万物相始终，以一种全息性的感知模式投入对宇宙的体悟，逐渐凝定为“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进而形成中国古人生产生活、思维表达的逻辑起点，并先验地存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意识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在这种美学范式下，催生出了小说特殊的经典的时空模式，即开篇给予故事宏阔的宇宙视野，在迁流的宇宙中演绎着幽微的世事变化，构成“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姚鼐《海愚诗钞序》）这一追本溯源式的叙事方式。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